“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全球化的新难题
按着经典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说，一个社会（以民族国家形式产生固定地理范围）内部，中产阶级人数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这是因为两个极端化的人群成为了社会的必然少数，尤其选择极端抗争方式的底层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有计划的减少并非是消灭（压抑至死）底层社会，而是：一则，由庞大中产阶级提供税源的社会足以养住贫困的极少数；二则，社会的制度性公平能够为底层向中产的位移提供机会，因此，就是不公平在财富方面程度较高，也不致出现全面性的以街头政治为特征的社会骚乱。美国社会在本世纪头十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前是此类典型。因此，加尔布雷斯（1958，1969，1976，1988）在分析美国富裕社会的财富阶层分布时，曾说：“一般而言，穷人总是支持更多的平等，在美国这种支持被削弱了，因为富人对他们的税收发出痛苦的呼喊，而美国的穷人倾向于对这些深感同情，因为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自己也变得富裕起来。”【注1】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社会上述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不仅穷人不满而且中产阶级的不满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美国将发生一场社会革命”的学术判断【注2】已经出现。在美国之外或曰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社会公平”重新成为政治话题，如英国有上议院义员身份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2012）所云：人们看待经济增长的态度发生了深层改变，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更加平等的社会将增加人们的满足感【注3】。结合美国本身社会实践，再看全球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情绪，美国学者戴维•罗德（2013）甚至判断全球发生了中产阶级起义情形。他具体观察土耳其、巴西、伊朗的国内态势，称曰：“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关注点和覆盖点不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民主。”【注4】
一、少数觉醒：网络环境下的特殊表现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看似“反向”的情形。正如它带来地缘政治中固有的民族主义复兴一样（中国当今的政治正当性完全系于此），也会产生阶级斗争意识。尽管多数理论家不喜欢用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阶级斗争”这一词汇，但是未必是“起义”的中产阶级抗争导致两种明显的阶级化趋势：其一，中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财富缩水暨生活优渥度的下降，使他们对如“华尔街金融大鳄”那类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乃至仇视，这也是“巴菲特税”主动产生的原因【注5】；其二，底层社会向中产的位移受到了严重阻滞，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网络上的中产阶级不满言论比比皆是，并明显表示否定现行制度体系【注6】，以致被当局认为具有颠覆作用，这也是2013年8月下旬发生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的政治动因。
中国中产阶级借助网络表达不满是中国政治演进的必然阶段，它不排除导致街头政治的可能，且统治当局也作出了打击提前量，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尚未臻至成熟（有反抗能力）的表现。一方面，政治当中的古典反抗（起义）在暗示着中产阶级，也让统治当局在以史为鉴的观念下恐惧；另一方面，现政权体系确实有镇压能力，亦无法排除重演“六•四事件”的可能。接下来，尚未成熟的中产阶级面临着两种稳定相冲突的难题：其一者，他们企盼现制度体系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即不成文的交易规则【注7】继续有效；其二著者，维稳新政在大力冲淡胡温新政的仁政色彩后乃至取而代之后，所行的特务统治（包括所谓的打黑，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家）让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受到了严重威胁。维稳新政的工作主体是搜集情报，甚至说搜集情报本身就是一种治术，旨在制造无所不在进而无所不知乃至无所不能的社会恐惧感。换言之，此种情报搜集工作没有必要要求专业性，因此各色人等（包括地痞流氓、赋闲国企人员、退休干部）均能加入其中。较为文雅的说法是“情报搜集是维稳系统维稳的重要工作手段”以及“各地维稳系统多年来发展了大量的线人”【注8】。不可否认，情报粗滥化即恐怖化亦有预防街头政治的功能，但类似协勤（警）之类的人员素质低下，造成的隐形社会伤害不止是针对异议分子，而且会由异议分子的反应而传导给中产阶级。
少数中产阶级异议化是统治当局不曾意料到的后果，也是中产阶级本身不曾意想到的后果，更是最正牌的异议力量不曾意料到的后果。很显然，正牌的异议力量在政治理论上寄希望于中产阶级觉醒，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身属中产阶级，但是，在行动逻辑上，正牌异议力量更视纯底层（如维权访民）为同盟力量，而不认为中产阶级会有哪怕思想上结盟的愿望。事实上，在网络世界里，这一切都变了。少数中产阶级自愿的异议化比正牌异议力量更激进，此项是统治集团防控街头政治的重中之重。
有两个可对比的信息足以说明少数中产阶级的激进化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尽管其中发言者未带出明晰的中产阶级身份。或者说，只能凭借发言者的行为方式与格调层次来推断他们是我在本文中所特指的“少数中产阶级”。第一个信息是在当局钦定的“红色圣地”延安，有网络“谣言”发布者称“延安今年大雨成灾是因为新城建设挖到了蛇窝”，这是带有民间小众信仰色彩的一种观点，但“造谣者”被当局抓捕【注9】。第二个信息与第一个相关，延安旧城交通拥堵，有人编出笑话说一位车主气急败坏用棒球棍击碎路上的蜗牛，因为一路走来蜗牛在与他一起出发后，竟然在路上超过了他【注10】。两则信息背后的问题是：（一）中产阶级内部对政府的有效性要求在不断升高，后者跟不上，由此，前者内部的间接利益冲突构成了社会常态；（二）激进的表达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可以是政治风险高的直接“谣言”，也可以是风险较小但传播力强的政治笑话。
二、品位结构：中产阶级意识空洞化
尽管网络的信息扩散功能放大了少数中产阶级“新异议”的影响力，但中产阶级行为在就是不成熟的社会里也会造成“整体氛围”或者说重大事件发生后的社会场态。这是中国公权滥用多遭网络谴责而实际上丝毫不见改观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除非少数中产阶级的“新异议”真地自发推动街头政治现实化，才可能用行动倒逼真相而不是“谣言倒逼真相”，乃至于使政治改良成为中短期的可能。
在这个基本认定之下，还要看中产阶级的多数表现。现在，虽然因中产阶级与统治集团双方均不守约的情形出现，以至于前面提到的不成文交易规则受到动摇，但是，以体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特征还是依附性的，也就是说“依附性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命’”【注11】。整体上，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观察对象，它是现实存在还是品位分层（联系到社会责任）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按着六年前的一个观点说，“从社会阶层（职业）结构来说，中等收入阶层并不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准确地说，中产阶层必定是中等收入阶层，但是中等收入阶层并不一定是中产阶层”【注12】。在我看来，中产阶级更应当是思想品位的含义，或者说在社会的思想品位结构里面占据中坚位置。比如说，与不良的政治制度保持道德上的距离，基本生活原则或是如此：“在一个反义社会里，按官本位思维对待身边的事务没什么不好。不过，要想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秩序、官本位、级别、证书之类的东西就成了障碍。”【注13】
中产阶级对既存制度具有依附性，也不单独是非民主政治里面的社会景观，区别在于不同社会中财产数量作为身份标志的作用。或者说，在像美国那样的成熟民主社会里，中产阶级表面上不依附体制甚至有强烈的民粹取向，但是挥之不去的生活焦虑情绪都是制度在经济生活中打下的烙印。一如保罗•福塞尔的分析：中产阶级是最为虚荣与势利的阶层，“原因是这群人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富人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为焦虑”【注14】。在中国当下，情况亦如此，“所有福塞尔在80年代美国观察到的社会等级符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泛滥”【注15】，因此，“我们根本没有中产阶级意识与中产阶级文化的中产阶级，只空有与之相当的购买力水平的富裕群体”【注16】。“新富人”也好，“富裕群体”也罢，在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认知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有些人不认为中产阶级属于富裕阶层，如按个人所得税年征收起点12万元计，“收入线上的大多数人，只是大中城市里靠知识和技能获取收入的普通工薪阶层”【注17】。这样的界定本身可以勾画出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存在之状，但其实质社会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性焦虑，却是个比阶级文化与阶级意识失落更为真切的问题。很可能，在动荡性社会转型之后，他们更有机会实现“轨道调整（trajectory adjwstment）”【注18】，即便像前苏联与东欧转型中发生的文化资本与阶级意识的不经意展现那样，它意味着：“在转型时期的当下即指，他们（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站在社会顶端的人们）已经具备适当的文化资本时，才能够继续留在顶峰”【注19】，“相反，那些依赖来自共产主义时期但现在已经一文不名的政治资本的人，若无法将之转变为其他有价值的资本，将可能面临向下流动。”【注20】。
这里面看起来有矛盾，因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既然甚乏阶级文化与阶级意识，又何来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顶端之小众相比呢？这岂不至少像中产阶级的白领工薪占主导（非富人）与他们是富裕群体之不同看法那样的矛盾？然而，表面矛盾之下的实质问题是：其一，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文化之空洞化，是受专制政治压抑的结果，它会随着专制政治迫于口号性道德目标在危机化下的落实（哪怕具有相当欺骗性）而出现“复苏”之状，比方说，“棒砸蜗牛”段子的政治含义（尽管它比较隐晦）；其二，品位结构存在必然的边界，这个边界由于网络舆论或自媒体的盛大而被逐步清晰化，边界必然变成中产阶级对统治集团表达的清晰底线，诸如要求后者描述社会的良制善治目标。后一项作为集体行动或行动集群生成的不言而喻的理由，已经被统治集团所有限接受，因此，民生目标不只是改善底层的生存状况，也含有提高中产阶级生活质量的“部分内容”。
稍微多说一点的是“复苏”之状可能由中产阶级（财富标准）当中的少数异议带动，也可能形成一个特定情况下（如“轨道调整”发生时）的情绪化爆发。从前苏联最著名眼科专家斯维亚托斯夫•费奥多罗夫在“八•一九事件”的表态上，能够清晰地证明这一点。费氏不仅将列宁主义国家指为“邪恶帝国”暨将苏共指为具有“反人类训诫”的新宗教【注21】，而且还坚称：作为使成千上万人获得光明的医生，自己“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时间才看到光明，也看透了一切”【注22】。
三、良制善治：传统资源中的理想主义
全球化进程使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凸显出来，而前苏联东欧的中产阶级反抗意识也从侧面上促进了中国中产阶级意识的显现，尽管它只在少数异议那里表现。因此，在非学术认识局域，“中产阶级”作为政治概念与社会结构部分多半被认为是舶来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储安平的中产阶级存在功利化社会主张【注 23】到本世初的“重新功利化”【注24】，似乎都可印证“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非自在性。然而，这是一种深度的历史误读！由中国传统古典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残酷奴隶制，中产阶级不仅在传统古典中出现较早，而且还一度成为社会思潮主要供应源（显学）之一部分。墨家是最经典的古典中产阶级。其意义投射（significance projection【注25】）远远高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民。
墨家“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的社会层次使他们得以形成古典中产阶级性质的学术团体。之于整体社会环境，他们处于较为有利的层次，“手工业已从宗法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在城市形成独立的行会制度”【注26】。并且，整个墨家学派就是依据行会的等级制度而实现内部运行的【注27】。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显学，均有积极的入世主张。墨家比儒家有更加利他的社会主张以及组织践行，以致后世激烈批判它的儒家巨头孟子也不得不说它“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虽然由于儒学的名义独霸地位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墨家趋于无闻，但它的意义投射对名义儒家也有深刻的影响。此亦为晚清以来救亡国存思想家们试图重新发现墨学的历史逻辑原因。试图重新发现墨学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政治儒学一样，都是想找到良制善治的路径。但是，并没有人将中产阶级培育与古典中产阶级存在的政治理想与历史传统结合起来。事实上，在“人治”层面上，良制善治就是社会实现绅士治理。
绅士治理在学术伦理上（与更具体的政治实践有区别）是追求小的治理领域中的古典中产阶级自由传统，即从不事君与无农耕的自身自由推广到小治域领袖“以德抗位”【注28】的道德定式。此为儒墨两家体制外精神的融合。不过，名义儒家既有传统之器（话语权）往往以爵德齿之分来界定小治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的农村大治域虽未出现良制善治，但在其不算太坏的治理中确实是绅士治理传统起作用之故。绅士治理具体运行可称为“乡绅政治”，其名义上（正如其名儒学的“名义性”）是帝国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但精神本质上是“以德抗位”的，是墨家“利天下”的。“在乡里中，他们并不属于行政系统，他们是地方政府外的另一股势力，对地方政府是种抗衡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又可说是其乡里社会中属于庶民方面的势力”【注29】。
从体用之学的角度无法理解“乡绅政治—良制善治”古典中产阶级的治理精神，而近晚旨在盛大国族主义的革命亦无从理解绅士治理的内含，或者说，革命的紧迫性与国族主义的超宏大使革命力量不屑于理解此点。蒋介石时期，以“国民革命”为名义的政治动作曾严重地打击过城市中产阶级以至扩大到资产阶级；在农村亦发生过打击古典中产阶级（乡绅）阶层的行动，造成良绅淡出后果。这两点都被今人总结为南京政府的历史性败笔【注 30】。由于共产党人的整体学识水平远逊于国民党，其更不可能理解“乡绅政治—良制善治”古典中产阶级的治理精神，因此，时至今日还对“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保持敏感。本文研究中已有两处涉及，一为译介国外文章的国内题目之变，一为国内学者著作的主动脱敏，在此为节省篇幅而不再展开讨论。稍有可能溯及当代史的细节是，中共为了掩饰整体上的知识水平太差的实情，而将“中产阶级”等同为“民族资产阶级”【注31】。这也是上指译者与作者主动脱敏的政治逻辑之所在。
结语：良心资产阶级的政治空间
尽管全球化进程要求中国政治进行巨大调整，但是良制善治的伦理要求仍然是政治的精神内核，而与体用观念无关。古典中产阶级追求的良制善治以小治域的仁政德治面目出现，当代中产阶级被迫缺位的非民主政治在宏观上要求政治具有统一的善性如人权高于主权。于此，培育中产阶级的社会功利化仍然有效，也是正常民主社会（后转型时代）的一般阶级结构常态，但是：（一）中国中产阶级的去依附性即文化与意识的成型必然要经过街头政治阶段才会实现，甚至说，中产阶级街头政治会以“反民主”的形式在民主化初期大规模出现；（二）全球性中产阶级危险仍然未能消除，土生土长的新生中产阶级运动仍会出现，不同版本的“阿拉伯之春”仍会出现，再强势的专制国家也无法全面压抑，这也是2012年春季中国前所未有地将国际区域政治提升到战略关注【注32】的原因之所在；（三）中国的资产阶级应当像巴菲特主动缴纳“巴菲特税”那样，向社会（而不是国家）缴纳“富人政治税”，即在中产阶级未得形成意识与文化身份之前，主导中国社会的绅士治理，采取“以大带小”的战略性运筹推动社会转型。
资产阶级推动社会转型作为设计概念，它至少有三个约束条件：第一，必须是有愿望参与政治尤其民间政治的资产阶级起而为之，此部分人是为良心资产阶级；第二，全民观念变化（内含民主理论推进），清晰化阶级身份的正面含义并给予政治道德压力，以及进一步认识哈耶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注 33】；第三，底层社会的抗争力量与行为（如维权）应当与良心资产阶级建立政治同盟关系，至少消除敌对意识。希望良心资产阶级推动社会转型，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正当政治空间，但必须超越“伤痕文学”式的个案控诉，而要为普遍的良制善治肩负使命。
良心资产阶级与社会转型的责任关系是无法回避，它逻辑地导致了企业家是否可以投身政治的争论【注34】，而本质上这也是如何解决领袖危机【注35】的社会性政治思考。在最现实的角度讲，良心资产阶级大多是因人生偶然而具有了现在的身份，他们无法回避两个人生价值的不断追问：一个是，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情结即悲天怜人的知识分子道德情怀，这与古典中产阶级的“以德抗位”道德意识有交集，可以断言“只为富，枉为人”不是良心资产阶级的价值终点；另一个是，接触西方并不断观察所受的启发，其借助新技而来的巨额财富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是对制度体系封闭性与开放性的不同评估【注36】，以至于像对网络防火墙效果做出“不可能定理”那样的判断。最后，良心资产阶级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将归诸一个宗教式的诫言：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注37】，尽管不是每个良心资产阶级成员都有宗教信仰，尽管不是每个信仰者都信仰西方的上帝系统。
2013年9月7日至8日初稿，10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加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汉译本，赵勇、周定瑛、舒小昀译），P65；赵周舒译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同本文上篇引文献[1]。
[3]参见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012年10月19日文章，“幸福就是平等”（作者：英国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社会科学院历史和经济研究员、上议院议员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11月29日译介，“国民幸福源于社会平等”，第10版〈参考论坛〉。
[4]参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3年6月23日文章，“全球中产阶级起义”（作者：戴维•罗德）；同[2]报6月25日译介，题目未变，第13版〈副刊天地〉。
[5]参见“百度百科”之〈巴菲特税〉条目。
[6]“人民政权”与人民为敌，已经不是一个“反动”与否问题，而是情绪表达之后社会阶级斗争实质。如网易微博博主“阿力主义6”2013年8月13日转引达人吴绵#与人民为敌#专栏：“当一个政府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舆论媒体，专家名人，试与普通民众争夺话语权的时候，已经摆明这个政府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18：03）。
[7]该种交易可描述为：“中共为中产阶级带来富足生活，后者则放弃政治诉求。”参见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013年1月20日文章，“中国中产阶级盼稳定”（作者：斯文•汉森）；同[2]报1月21日译介，“德媒称中国中产阶层盼稳定”，第14版〈海外视角〉。
应当注意：原文中使用的是“中产阶级”，而译文中使用的是“中产阶层”。在汉语语境里面，这个微妙差别表明意识形态管控当局一直在模糊化“阶级”及“阶级斗争”问题。
[8]参见香港《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总第352期）报道，“天价维稳非长久之计”（记者：周宇）。
[9]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9月2日转刊《法制日报》消息（延安电），“男子造谣‘挖出大蛇引发雨灾’被拘留”。
[10]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2日（延安）报道，“延安‘削山建城’探秘”（记者：郭海飞）。
[11]参见沈瑞英著《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P147；沈著版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亦应注意：沈著的题目使用的是“中产阶层”而不是“中产阶级”，来指向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社会分层）。
[12]参见《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3期（总第二十辑），“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社会》杂志执行主编仇立平）。
[13]参见拙著（散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P74；拙著版本：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13。
[14]、[15]&[16]参见《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2年4月号文章，“被谴责的中产阶级”（作者：雪堂）。
[17]参见[8]刊2007年第12期（总第253期）文章（卷首语），“莫让中产阶级成为牺牲品”（作者：周兼明）。
[18]、[19]&[20]参见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P33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该处引文献单篇文章（P327-338，实为一本书的简介），“不靠资本家而创造资本主义”（作者：Gil Eyal, Eleanor Townsley，Ivan Szelenyi）。
[21]&[22]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P167；王姚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亦可参见我的博文，“由‘砸锅卖铁’想到‘破口大骂’——推荐《苏联的最后一年》汉译本”，载于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2013年9月6日（网易博客首页推荐）。
[23]同[14]是指储安平对西方社会演进史研究之后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的中产阶级抬头”之说法。
[24]同[8]比如周兼明之论：“中产阶级能否顺利壮大，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关系着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因阶级对立陷入混乱、失序，还是逐渐走向共同富裕。”
[25]意义投射（significance projection，无贬义），是我使用的新的实证政治学术语，概指人们选择性策略及作为的自认价值所在，比如“事不在大小，在个‘理’儿”之民间通俗说法；延伸而言，则指历史上集体选择（如学派主张）的自认价值所在，特别是它最终对一个文化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观念形成的作用。
[26]&[27]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P208；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83。
[28]参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二辑）》，P63；该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单篇文章（P61-64），“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作者：张岱年）。此处（P63）所引出自萧公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但原引未注明页码与版本。
[29]参见郑钦仁主编《中国古代制度略论》，P225；郑编版本：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2。单篇文章（P223-247），“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作者：王霜媚）。
[30]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十六章〈南京政府的十年经济〉（P429-450）、第十七章〈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P451-476）；许陈编版本：上海三联书店，1995。
[31]参见本文上篇所引文献[27]，P82〈中产阶级〉词条诠释曰：“即‘中等资产阶级’见‘民族资产阶级’（213页）。”民族资产阶级被认为具有两面性，其中一面“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P214）。
[32]参见[2]报2012年4月5日报道，“《参考消息》论坛：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第11版〈特别报道〉。
[33]哈耶克鉴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心理反感，而“使用‘自由企业’这样的名词替代了‘资本主义’”。参见苏小和著《中国企业家黑皮书》，P240；苏著版本：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
[34]较为详细的报道，可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5期报道，“公民企业家站在十字路口”（记者：徐梅，实习记者：陈晓波）；以及[10]报2013年8月19日文章，“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性抉择”（作者：陈季冰），第47版〈观察家〉。
[35]关于中国当下政治的“领袖危机”问题之学术分析可能见拙文，“领袖危机与公民抵抗（上）—转型社会的当代史鉴问题”，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3年7月3日；及其下篇（副题：转型社会的价值博弈问题），7月18日。
[36]同[33]如对互联网防火墙的评价，新创基金会主席（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张树新认为：“‘国家防火墙’成本将不可承担。”（P245）。
[37]可见JAMES，2：20，“Do you want to be shown, you senseless person, that faith apart from works is bar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