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美丽岛事件，我们必须先了解自1970年代初期起逐渐形成的所谓“党外”民主运动。要了解“党外”民主运动，又能不说明一下台湾的民主运动与选举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一般上轨道的民主国家中，选举有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于国民党入台以来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只是一个“半自治”的型态（地方缺少财政、人事、警卫、教育等权）；而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格于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1969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份名额而已。因此，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台湾尽管有选举，但并没有充分发挥政策凝聚的功能，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彰显。不过，选举却有相当程度的民众教育的作用。尤其在长期的戒严与白色恐怖政治下，人民平常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空间，但选举一到，选举活动提供在野异议人士一个“体制内”的发言机会，提升了民众的政治意识，无形中，为在野反对人士提供一个民主运动的运动场。所以，台湾的民主运动，几乎伴随着选举活动同步进行。

经过70年代多次的选举，一些标举“党外”的民主运动人士逐渐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政团。1978年底的一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额选举，由于美国宣布将与北京的中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而告中止。党外候选人于选举中止期间拟拥民主运动前辈余登发为首，进行联谊串连，不料国民党统治当局以“知匪不报”为由，逮捕余登发父子，引发一连串抗争行动。1979年上半年起，朝野之间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党外”阵营中有两本重要的杂志分别在同年的6月和8月创刊。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于6月间创刊。两个月后，以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的《美丽岛》杂志，也相继问世。《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型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政治的雏型，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美丽岛》杂志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别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美丽岛》杂志社的一连串群众聚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当局相当的敏感与不悦。

12月10日─这个全世界自由国家都尊重的“国际人权日”，对台湾而言，却是一个痛创的日子─终于来临。该日晚间，《美丽岛》人士在高雄市新兴区大圆环举办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当“出发前往演讲”的人群中，有人私自点燃火把，治安单位据此认定“持火把游行”违背申请之约，于是开出了镇暴车，摆出了镇暴队形，包围个大圆环，被围在镇暴部队内的民众人心惶惶，终于酿成一场警民大冲突。这次大冲突的结果，约有近百名宪警受伤。

13日清晨，警备总部采取霹雳行动，以“叛乱罪嫌”逮捕美丽岛首要人员：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王拓、杨青矗、周平德、纪万生、陈忠信、魏廷朝、张富忠、邱奕彬、苏秋镇。施明德在逃。当天警总检查官并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及各地服务处。14日，警总行文立法院，经立法院同意，逮捕立委黄信介。其后，警总又陆续逮捕相关人员约数十人。施明德经过月余的藏匿之后，也于翌年（1980年）元月8日被捕。施明德逃亡期间，协助其逃亡并藏匿他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高俊明牧师，以及林文珍、张温鹰、施瑞云等多人亦受累被捕。

1980年2月20日，高雄市件在押人犯经军事检查官侦察完毕，其中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八人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周平德、魏廷朝、王拓、杨青矗、陈忠信、邱垂贞、戴振耀、邱茂男、范政佑、蔡有全、吴文贤、陈博文、张富忠、许天贤、纪万生、蔡垂和、余阿兴、李明宪、范巽绿…等共37人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更令人震惊的是，2月28日上午，林义雄家宅发生惨绝人寰的灭门大血案！林母及两个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圴惨遭不明身分的凶手潜入家中杀害，大女儿林奂圴被杀成重伤，这件灭门血案，震惊海内外。使得整个当外运动在挫折之中，更跌入哀伤的谷底。

4月18日，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十四年徒刑、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各处有期徒刑12年。

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而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土崩瓦解，但是这次全岛性的大搜捕，却震动全岛，许多过去不关心政治的民众，猛然惊醒，尤其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审判（1980年3月18日起为期9天），更为台湾民众关心政治的热度投下了催化剂。由于此案备受国际瞩目（美国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甚至发表对此事件的声明，列入美国国会纪录），国际知名新闻媒体都派员来台采访。执政当局为表开明，对于此次军事大审的新闻采访，不像以往作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以大篇幅充份报导审讯的过程。每一位被告在法庭上的答辩，经由报端披露之后，引起社会大众对台湾政治问题的思考。由于审讯的重点，不是放在“与军警冲突”的事件上，而是提升到“叛乱”、“主张台湾独立”的高政治层面，因此每一位被告的答辩，都对台湾的政治问题提出他们的“政见”，且充分显露出他们关切台湾前途的心情。都经由这次的军法大审与新闻报导，提供了台湾民众“脑力激荡”，无异给台湾民众带来了一次印象深刻的“政治教育”。由于有这次政治教育，使得在翌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选战中，重新出发的党外候选人多能从挫败中恢复元气，重新整合而进入新的阶段。

美丽岛事件虽然使《美丽岛》政团在顷刻间溃散，但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军法与司法审判，却引出了一批辩护律师。这一群学有专精的辩护律师，由于这些律师承办这次的案件，使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名角。像谢长廷、陈水扁、尤清、江鹏坚、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风云际会，投入政治运动的行列。

1980年底，恢复两年前未完成的选举。美丽岛受刑人家属中，有多人参选，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胞弟黄天福，分别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及国大代表，康宁祥也获高票连任。黄煌雄，以及曾经于大审前为美丽岛被告奔走张罗辩护律师的张德铭，也都当选立法委员。而后，美丽岛被告的辩护律师尤清，也获得党外省议员五票的支持，当选监察委员。由于受刑人家属的高票当选，以及辩护律师尤清的步上政途，鼓舞了后来党外选举运动中受刑人家属与辩护律师更多人的参选。反对运动的阵容，增添了这批新血，使反对运动的素质更加提升，这或许是统治当局在运用镇制力（Coercivepower）来打击美丽岛党外人士之前所万万没想到的。

此外，美丽岛事件也刺激了文化界的反省而“培育”了多位“新”手，例如：曾经陶醉儿女文学的“碧竹”，也因美丽岛事件的刺激，以及林义雄家宅命案的打击，而蜕化成脚踏乡土、关怀台湾的“林双不”；宋泽莱也显然在美丽岛事件之后，更加积极提倡本土文学及“人权文学”…，凡此，也说明了美丽岛事件对文化人的影响。事件之后台湾文化界的走向，倾向于对本土与人权的更加肯定，这是美丽岛事件的又一影响。

6年后，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突破党禁，组成民主进步党。翌年，台湾终于解除戒严。

美丽岛事件又再次给独裁统治者上一课，那就是。政治问题不能用算术问题解决。10﹣5＝5，这是数学问题；但是在10个政治异己中用高压手段除掉5名之后，不一定只剩下5名，可能会出现更多反抗者。

抚今追昔，我们检视《美丽岛》及其以前的民主运动的诉求内涵，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尊重人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旅行禁、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这些诉求，都只是一个民主国家最起码的条件而已，但是当年提出这些要求，却被国民党统治当局，打成“阴谋份子”“野心份子”“居心叵测”“扰乱治安”“动摇国本”“混淆视听”“共匪同路人”，甚至还被当作“叛乱”打压。现在这些诉求大部分都已经被接受了，那么，到底当年提出这些民主诉求的人是“阴谋份子”“共匪同路人”呢？还是先知先觉者呢？

一个人后知后觉没有关系，但是后知后觉者，如果总是在先知先觉者率先提出卓见时，要想尽一切小人的方法去阻扰、压制，等到后来自己却也跟着提倡起来，这不仅在历史上留下尴尬的记录，而且蹉跎国家进步的时光、浪费社会成本，还经常为社会铸下无法弥补的创伤。这种史例，多处可见，满清的慈禧太后压制康梁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8年康梁的变法维新，遭受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发动戊戌政变，杀害戊戌六君子。可是两年后，因为极右派的义和团激起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在仓皇逃跑之后，为时势所趋，下诏罪己，接着也开始要变法，而其所变之法，却与两年前她所迫害的康梁等人的变内容多所雷同。从慈禧的尴尬史例，让我联想起宋楚瑜。美丽岛事件前后，宋楚瑜扮演着压制民主运动的角色，现在却以改革者自居，也煞有介事成为民主人士。所不同于慈禧太后的是，慈禧还知道下诏罪己，但是宋楚瑜至今却还未曾对他当年迫害民主运动的行为有过任何反省与认错，只知一味的将责任推给别人。

历史应该可以让人醒脑，过去美丽岛时代被统治者打压的诉求，今天已经大部分被接受，无人敢否定。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以此相推，今天许多前瞻性的要求，例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等主张，却还受到国民党、新党（含宋阵营）以及许多所谓主流媒体的反对、阻扰。台湾独立建国是必然的趋势，与其在蔚为潮流，沛然难档之后才跟进，不如现在赶快放弃阻扰，一起努力，也免得以后又留下尴尬的历史记录。

（作者李筱峰现任世新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