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常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豪，尤其以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国家而自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分夸张了的说法，文明并不仅仅以国家形态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使古老的政治实体覆灭了，又或者为外族所征服，文明也依旧可以延续。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有多次被外族所征服的例子，国人也多津津乐道于外族统治者如鲜卑、满人为华夏文化所同化。可见，国家并非文明的唯一载体，那些古老的文明也并没有因为失去国家形态就消失了。南印度的古老文明延续时间之长，就远远超出大多国人之想象。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国家，并非事实。
这一夸张说法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另外一个现象的反映。在超过2000年的后“轴心时代”里，东亚这片土地上，陆续地出现了多个领土疆界、统治方式和文明形态高度相似的大一统帝国。占据了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而迥然有别于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尽管也曾出现过若干强盛的大帝国，但持续时间并不长。其地域疆界、文明形态和统治方式上，也没有如中国这样高度重叠和连续。这种重叠和连续，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将这些特定王朝连同中间断裂的整个历史，都看作是一个连续体。在儒生那里，先后出现的王朝帝国其实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五德终始”的一个个环节，共同构成了王朝替代的完整谱系；同时，在同一片土地上反复出现的王朝帝国，则强化了一个连续的“中央帝国”之下，文明生生不息的想象，这也才有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这一夸张的说法。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这种过度抽象的假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外是若干次的王朝更替，以及相似的王朝不断地卷土重来。而从旧王朝崩溃覆灭到新王朝建立之间的战乱人祸，更让人倍感伤痛。这一段“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期，竟然使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变得是如此可欲。张好古曾在《山坡羊潼关怀古》如此咏叹：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王朝兴替，被民间用俗话总结为“换汤不换药”：兴亡的王朝国家都不过是药，而实质上，却总是大一统帝国这一锅汤。尤其是在清末，外来文明的冲击，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反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如谭嗣同，就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同为湘人的毛泽东也认为，“百代都行秦政制”，由此，一个难题就摆在了面前：为什么汤总是那一锅汤？
这个难题，不仅是关注制度变革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考题，也有其现实意义。“换汤不换药”甚至成为了中国人的某种思维惯性。在今天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辩中，也经常出现所谓推倒重来后会重蹈覆辙的担心。1980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在其合著的《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概念，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此书已然显得陌生乃至大而无当。两位作者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当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问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其所采用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分析工具，乃至超稳定结构这个词汇，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尚未被大举引进吸收时候的替代工具。尽管如此，两位作者的观察力和思考仍极具穿透力和原创性，“超稳定结构”这个概念，仍然极具概括力。其书中的基本观点如儒学的垄断地位是超稳定结构的核心，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仔细分析大一统帝国这一锅汤，其主要内容不外以下几点：首先，是长期和发达的官僚体制，“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其次，是大一统官僚帝国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的独大和宰制，“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最后，是所谓政统与道统的合一，政权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意识形态（儒家），“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那么，这样一个与其他文明地区显著不同的一锅汤，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
笔者以为，还是要数赵鼎新先生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所提出的答案最为令人信服。赵鼎新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正是在这类特殊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中国的君主绝对专制主义诞生于东周战争，并不是什么创见。刘泽华等先生早有道及，“秦政制”乃于战争中浴火而出，应为定论。从常理即可推论，战争状态会加强君主的权威，同时会促进围绕战争的各类组织的发达。尤其是为了获得战争所不可缺少的经济资源，君主国家会不断地扩大对社会的攫取，并为此而催生出有组织的专业机构。中国的特殊在于，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局部战争时，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文化教育普及和社会发育（多元化）程度都相当低下。而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国家在早期更多是作为军事殖民的据点，相对野人的国人（也就是军事殖民群体），拥有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再逐步扩大其统治范围。
在这些结构性条件之下，频繁的局部战争带来了如下几个效应：首先，君主国家为了获取战争必需的经济资源而改革税收体制。在早期，这种改革瓦解了井田制，促进了私有制，并刺激了相关法律的诞生。而在晚期，更加强了君主国家对于民众个体的直接控制；其次，频繁的局部战争中，不仅一般意义上的科层制得以发育。为了获取更多的战争资源，君主国家不再将从战争中新获得的土地用于分封，而是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县者，悬也，其含义本身即直接由君主管理的土地。而为了管理这些土地，相对封建体制，官僚体制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最后，由于西周的封建性质，相对野人的国人（军事殖民群体）拥有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当封建体制逐步转变为官僚体制为核心的军事国家时，所有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就最终为新兴的国家所控制了起来。这也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政治早熟”，伴随这种早熟的，则是国家的独大。
在东周战争的晚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尤其是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战争进入到了总体战的程度。消耗对手的男性成年人口成为战争胜负的核心。而开发自身的男性成年人口，则成为获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先是魏国，进而在所有国家尤其是秦国，变法蔚为成风。变法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战争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更在于获取总体战所必需的人力资源。随着统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的军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也走向深入。不断的战争消耗，驱使着各个新兴军事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随着秦帝国一统天下，一个拥有超强能力的大一统官僚帝国，就在尚处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缺乏社会多元化发育的农业社会中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时期，法家思想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儒道之学，近乎隐退。这也难怪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不仅敢于焚书坑儒，而且会有“后世以数计，一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想法。国家力量既然已如此之强，环顾宇内，岂有他哉！而成功经验如此，又何用百家之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胜吴广大泽乡一声怒吼，秦帝国就在短短的期间内灰飞烟灭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帝国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只重视有形的力量，而忽略无形力量的结果。有效的统治，不仅需要强制也就是权力的威慑。也需要权威的存在，尤其是需要获得精英的合作。秦朝末年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最后唱主角的，并非如陈胜这样起自田间地头的草莽，而是如项羽张良这样的六国贵族后裔，又或者是刘邦萧何这样的基层官僚。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仅仅依靠强制的威慑并不足以维持。而需要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精英阶层的合作。大一统帝国的特性，又要求这个精英阶层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并与政权有着紧密乃至同一的关系。换言之，就是需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以及依照这个官方意识形态挑选精英的机制。
秦朝的覆灭，给予了新王朝极大的警示。出于维持大一统帝国的需要，在经历了汉代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即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标准选择官员。一个合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于一体，按照意识形态标准选拨官僚的儒法国家最终得以确立，并在后来的王朝国家中不断得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是大一统帝国的维持需要选择了儒家，是特定的历史进程选择了儒家。通过这样的措施，儒法合体之后的大一统帝国，不仅有着法家的强国家组织，更有了通过意识形态宣教而获得道义合法性，相对社会具有更加压倒性的优势，王朝国家的寿命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延长。
不过，尽管独尊儒术并不仅仅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那么简单，而是有着维持精英群体的统一和效忠的深远效用。但在另一方面，大一统帝国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采用法家的手法控制社会。官僚体制不仅相对于社会具有独大的力量，并且采用日臻完善的手法对社会进行控制。而正如前面几篇专栏曾经分析过的，王朝国家的独大，也埋藏了其覆灭的种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将自身扩展到无法维持的地步。令人悲哀的是，大一统帝国对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垄断，以及由此而来对精英群体的全面吸附和掌控，窒息了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而大一统帝国国家权力的独大，又全面压制了草根社会的发育。
王朝国家运行越久，社会的衰败不振就越甚。当其覆灭的同时，固然是王朝自身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也因此而陷入分崩离析之中。最终，在废墟中崛起的新的大一统帝国，所延袭的，依旧是儒法国家成型的老路。首先，是在战争中创建一个军事国家；然后，通过战争吞并其他势力，并最终实现统一；最后，混一宇内之后，大赦天下，开科取士，与士大夫共治。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东周战争直到汉武帝独尊儒家的缩微版。只是因为有了历史经验，其时间过程被大大压缩了而已。而这，也就是中国历史“换汤不换药”的全盘经纬之所在。
东周战争炮制了大一统的这锅汤，最终于汉武帝时期成型并在日后不断发展完善的儒法国家构成了两个维度：法的维度造就了科层制国家的发达，儒的维度实现了精英和政权的同一，两者共同造就了国家独大而社会恒弱。这既埋下了王朝国家覆灭的种子，也造成了社会的萎靡衰败，取消了其他路径的任何可能。于是，一个王朝国家的覆灭，通向的是另一个王朝国家的兴起。药换了，汤还是那一锅汤。
如果说有什么能够终止这种王朝循环，答案当然只能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去寻找。只要社会依旧匍匐了国家的独大之下，王朝覆灭的阴影就依旧存在，而只要社会的发育和多元化程度依旧低下，“换汤不换药”的可能就不会消失。
附：文中提及相关书籍的出版信息
《兴盛与危机》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副标题：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出版年： 2011-1
页数： 427
丛书：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系列
ISBN： 9787511812346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作者：赵鼎新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夏江旗
出版年： 2006-8
页数： 208
丛书：海国图志
ISBN： 9787561748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