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遭中国当局施压，删除其中国网站上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逾300篇涵盖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内容的学术文章及书评。事件引起学术界激烈反弹，剑桥大学出版社其后撤回决定，重新补回这些文章。不旋踵，中国当局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删去中国网站《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约100篇文章，剑桥大学出版社暂未执行中国方面的要求。
《中国季刊》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的重量级刊物，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理，是一份有近六十年历史的期刊。香港前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1968年放下英国外交部的职务，就是转而担任这份刊物的主编，当时卫奕信的汉名是魏德巍。卫奕信的博士学位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术界有传卫奕信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研孙中山先生的韦慕庭教授（Martin Wilbur）指导；英美研究中国的学者关系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中共建政、1950年韩战爆发，欧美急忙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中共，有官方的介入，亦有民间财团的投入，《中国季刊》相当长一段时间便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来华传教士及在华工作美国人的第二代，占了大到不能想象的比重，这些「子承父业」的中国通，成为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欧美了解中共政权的主力。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是做到1949年8月中共建政前夕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美1979年建交后，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 Jr.）与第五任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三人都是来华传教士之子，不同的是他们出生地点分别是浙江杭州、山西汾州和江苏南京。第四任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父亲是美国石油公司驻华人员，他生于山东青岛。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英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亦有美国人，包括身兼中国、蒙古通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另一是施拉姆（Stuart Schram）。
传教士后代的中国通，加上抗战之后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主任时与周恩来有往来的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回到哈佛大学任教，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亦是传教士之子的包大可（A.Doak Barnett），成为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现代中国的主流。这些传教士第二代及在华工作美国人员子弟，亲历国民政府官员贪污颟顸，在1949年之后的台海两岸之间，不少被认为倾向中共多于国民政府。
学术自由难挡言论审查
六十年代，越战推动美国调整对中共政策，中国通在当中影响至巨。若说费正清的门生是汉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研究并重，那末包大可一系的一些例子，则可在侧面说明是现代中国研究多于汉学，尤其是美国近代对中共政策的模塑，包大可一言九鼎。当时美国对中共及苏联展开围堵，组织中苏两国周边国家包围之时，包大可率先提出对北京「围堵但非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受业包大可的两位学者，卡特时代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循业师足迹推动中美关系。任内与北京建交的卡特曾言，奥克森伯克「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国家的生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生命」，可见奥克森伯格在中美建交中的重要作用。
传教士悲天悯人本质以及学者的改良主义本色，在近代欧美中国通身上清晰可见。于个人而言，他们从同情中国转化为倾向中共；从国策来说，拉拢北京免致成为苏联集团一员，在私在公，都有其考虑。即使曾任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的李洁明，在其回忆录处处可见，他晚年心目中广义上的中国，便是少年时期与兄长法兰克一同成长的美好国度。个别红彤彤的欧美自由派，一度更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大陆，是自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世外桃源」。然而，1989年的六四屠杀，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建构的现代中国及对中共的认知，一夜之间全数幻灭。幡然顿悟之后，研究范畴转向加广袤的现代中国研究，焦点由中国大陆而及台湾，内容更具批判特质，课题遍及人权以及地缘政治等。
《中国季刊》删文事件，说明就算历史悠久的期刊，亦无法以学术自由抵挡言论审查，欧美中国通欲以文化影响现代中国之梦因此唤醒。包大可从1960年到1982年，出任《中国季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长达22年，刊物今次被要求删去300多篇文章，包大可若然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七十年代初，英国研究中国的学术界爆发激烈争论，拉铁摩尔一派认为，先要研读古典中国知识，接下来才研究现代中国；另一派则认为，先要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及经济等内容，之后才学汉语、攻读古典中国。事隔差不多半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再次检视那次论争，曾是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当年提倡以汉学为基础观察现代中国，从中国历史大角度出发，如今回望，的是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