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日前刊发署名“秋石”谈“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文，官方动用“新闻联播”等媒体大肆宣传，我们或可将其视作今后一段官方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公开宣示。对该文透露的一些信息做适当分析，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近来纷乱、含糊不清的官方执政理路。
执政左右失分
与去年相反，近半年来，官方舆论大幅左摆，七不讲，批宪政与普世价值，抓大V与维权人士，重提阶级斗争，高喊“亮剑”。许多毛时代的提法、做法再现，一时间，大有文革再临的态势，让国内外各种人士多有猜疑，忧虑，困惑。而因盲目地批宪政，体制内一些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社宪派”人士也对此产生极大反感。
官方开动宣传机器，高调自说独唱，应者寥寥，只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界人士出来捧场，乃至需要启用周小平、王小石之类的江湖混混，从思想到语言、知识都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出场便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严重折损当局的形象。
此外，粗糙、混乱的薄熙来审判，由于选择性判案与程序缺失，不仅自由派觉得问题多多，左派也极其不满。毛式的宣传因没有毛时代的平均主义之实支撑而显得虚空做作，官员的贪腐明里有所收敛，暗处一切照旧，在整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压力下，内心揣着不满和抵触，虚应故事，装模作样地在镜头前、会议上表演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戏码，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谈资……
也许只有反腐一项赢得了人们的某些认可，但由于民众揭发腐败的权利因对网络的控制而受到新的限制，刚刚燃起的热情受到很大打击；腐败的普遍性以及那些被整治的贪腐官员令人瞠目的腐败，也让民众对产生这种腐败的现行体制更抱怀疑和敌意，使得官方在反腐上投鼠忌器，不得不适当控制形式和节奏，以免冲击政权稳定。这一切，反过来冲淡了官方希望借反腐达成的政治效应。
欲重建某种社会共识和强化政治权威，结果事与愿违，让本已缺乏共识的社会舆论更加杂乱纷扰，混沌不清；新领导的权威不仅没有更好地树立，反进一步地流失。终于，当局感到有必要加以调整，寻找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时，大概也是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些必要的舆论准备，于是有了“秋石”（求是）这篇文章的出现。
向邓回摆
“秋石”一文，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都有所软化，“七不讲”只批判了其中五个问题，没有提及“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再次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存在，宪政不是绝然不可以讲，学术探讨可以继续，肯定“社会主义宪政”一派立论的正确性和依宪执政的必要等等。只是用“理解和实现方式不同”，“中国特殊”等惯用的说辞再将这些加以架空排斥，以一种阴谋论来栽赃提倡这些价值和探讨这些问题人士。文章通篇没有提毛。
细读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调子依然气势汹汹，文革大批判的语式照旧，阶级斗争的敌对思维还在，但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前一段大幅向毛倾斜后又开始向邓的路线有某种回摆。文章的论证逻辑有很强的发展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虽不能指望中共这轮意识形态新“清污”能就此打住，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打压能收手，但方式可能会调整，程度或许会有所弱化。
毛邓兼用走不通
从这一段意识形态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出：新主政者或有毛邓兼用的执政企图。政治、意识形态上多增些毛的成分，经济、外交上多用些邓；毛邓互为表里。但或许主政者不清楚的是：毛邓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毛的乌托邦、平均主义、民粹政治、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等思路是内在关联的，与计划经济、经济低水准时代可以匹配，却无法与改革开放这种以承认个人利益，效率优先为导向的邓路线本质上相容，更无法与以信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和生活相洽。
邓路线的启动是以否定毛路线为前提的；正如毛的极权路线造成的恶果与许多类似国家相似，半自由化的邓路线的问题也是威权主义所共有，是权力和权利不对称、不平衡造成的；腐败的恶性蔓延是其无法根治的绝症。真指望用毛来对其加以根治的前提是恢复毛的整套做法和制度，否则定收效甚微，而这就要否定邓。延安整风和文革得以实现的前提都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怀念毛的人中，许多人只是借此表达不满，毛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在现体制下符合“政治正确”的表达公正要求的途径，如真要回到毛时代的生活，相信大多数人也是很难认可的。
重庆模式的尝试以及某些民众对其产生的认同，或许给了主政者一些启发、鼓励，但作为地方模式的尝试和作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两者之间是不能简单类比套用的。重庆可以靠大规模举债卖地来兴建惠民工程，短时间支撑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家如此行为便必是灾难；重庆唱红大搞毛崇拜，进行某种集体心理抚慰，迎合变动时代的怀旧心绪，一时热闹，但如缺乏实际的配套好处，也定是难以被人接受、持续。重庆卫视因成红色频道从收视名列全国前茅而跌减到倒数几位不得不减员维持，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其中深刻的悖论。民粹主义的发展可收一时之效，但后患无穷。即使薄不倒台，这种模式也实难以持续，会在某时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解体；全世界类似的发展模式前车之鉴多矣。
落实宪法，权利增量
在批判所谓的“错误思潮”的同时，“秋石”一文再次强调政治权威的必要，视其为解决中国当下许多问题的前提，这也透露出这场新“清污”的指向和目的所在。问题是，发展是需要权威，但当下权威的丧失、造成诸多问题的一症结又恰恰是权力的滥用，如何才能造就新的共识和有效权威？在笔者看来，除了落实宪法，实行公民的“权利增量”外别无他途。
要知道，过去所具有的共识随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某种意义上已一去不复返，这不仅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也是现代化的一般趋势，是现代性的本质使然。因人们主体意识的提升，传统形态的权威受到挑战，权威衰变是种普遍的趋势。而现代的宪法权威就是在公民的权利要求和政治权威之间建立的一种平衡。因此，中国未来所能建构的社会、政治共识应是一种“宪法共识”；应该建立的权威也只能是“宪法权威”。
而要使宪法真正具备权威，形成宪法共识，就必须实行以“权利增量”为方向和路径的改革，让宪法成为维护权利的制度保障，让维护权利的公民来捍卫宪法。通过权利的逐步增量，落实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并依据权利增量的原则来逐步修改宪法中与权利增量原则不符的规定和条款，使宪法真正体现宪政精神，创造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格局。历史将会根据其在构建这种真正的宪政制度格局中的作为来评价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政治人物。
习总称：“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幸福”，其实这只在某些如民族遭受危机的条件下才成立；更确定的规律反倒是：大家好，人民幸福，国家一定好，一定富强。而公民能享有更多的权利又显然是大家好、人民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与体现。
（作者为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