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奉系张学良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标志国民党的北伐取得全面胜利，由此国民党开始获得对全国的政治统治。由于这个党是按苏联人意志改组的，虽然与苏俄分道扬镳，但以“训政”为名，推行的还是苏俄党化政治那一套。不出半年（1929年春），便发生了知识分子的反抗。这便是由《新月》杂志发起的，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人权运动”。
《新月》“人权运动”因为胡适领衔已经载入史册广为人知，我当初做胡适研究时甚至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与执政党的国民党第一次交锋。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与国民党交锋并拔其头筹的，还不是胡适等《新月》知识分子，而是张君劢和他的杂志《新路》。
张君劢是20世纪思想史无法忽略的人物，他在辛亥以前便追随梁启超从事清末立宪，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宪政。张君劢两次起草宪法，一次是北洋时代，一次是国民政府时代。但在国民党看来，张君劢出身不好，因为他早年跟随的是梁启超，反对革命，是个改良主义者。
果然，张君劢一生与国民党合不来，大陆易帜，他宁可流亡美国并终老，也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还是在国民党北伐时期，他便开始批评国民党。1928年初，国民党二次北伐还没开始，但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张君劢与青年党的李璜在上海办了一份杂志《新路》，专以批评国民党为务。
这是由张君劢执笔的《新路》发刊词，一共提出十二条政治主张，不妨看其前三条：“一，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帝制及一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二，主张以自治精神谋统一，反对一切征服之武力统一。三，主张军队应用于国防，反对军队供私人或党派之用。”张君劢固然主张全国统一，但反对国民党北伐式的武力统一。因为北伐是一场内战，其战争规模远远大于以前军阀之间的地方性混战，而且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队是党军，它不合政治文明国家军队国家化的国防原则。
如果可以比较，胡适在这之前（1926年）曾经于英伦讲演中称颂过这支党军，认为它是一支现代化的新型军队。当然，1926年张君劢本人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认为北伐军的特点是“军队的政化”，即士兵有理想有主义，知道自己为什么作战（士兵中有不少学生兵），所以能够打赢无理想无主义只为饷银作战的北洋军。但，这其实正是北伐军的可怕之处。军队本来不需要任何理想和主义，如果有，它也只是为了御外即保卫国防。一个为政治理想而打仗的军队，那就只是打内战了。因此，张君劢与胡适在短短的两三年间，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认知逆转。
说来张君劢和胡适，都曾经有过苏俄迷思。张早胡迟，一战之后，张在欧洲，考察过俄国革命，并给予一定程度的赞许。其赞许点之一便是苏俄由私产主义进化到共产主义。后来胡适因其秉持杜威式的实验主义，也在此点上栽了跟头，认为所有制亦即私人产权也可以成为国家的试验品。因此，20世纪前三十年，对苏俄的态度和对财产权的态度，庶几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试金石。当然，张君劢和胡适不同，后者因留美天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哪怕他走过不小的弯路。但张氏其人因其留德，接受的是德国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因而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1928到1929，张君劢、李璜和胡适，这三位一个是社会主义者，一个是国家主义者，一个是自由主义者，先后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展开连续性的批判。前两位依凭的杂志就是《新路》，正如后者依托的是《新月》。
《新月》之前是《新路》，但《新路》不若《新月》，今天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即使知道，估计知道的，恐怕还是1948年以清华大学吴景超刘大中等教授主办的偏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新路》。毕竟《新月》公开发行，《新路》只是地下，刚出两期便招国民党查禁。后来又秘密出了几期，但初始执政的国民党文网森严，以致后来印刷厂不敢承印。所以《新路》出了十期便无法出了下去。
《新月》没有成为满月，《新路》也没有成为通衢。但，20世纪的文化先贤对苏俄体制的批判却不应该让它从历史中消失，何况这样的历史并未结束。1927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在它转往苏俄体制的道路上，先后有不同类型的知识人发出了自己的批判的声音。这是两次批判，张君劢的研究者郑大华先生说得中肯：
“就目前所见到的资料而言，张君劢等人在《新路》上发表的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章，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第一声，它要比后来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切实保障人权的文章整整早一年时间。”
这样的表述是成立的，除了其中“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实之外，因为无论张君劢还是胡适俱与资产阶级无关。他们都是具有风格节操的独立知识人，尽管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一个属于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