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中国天机》宣称讲政治讲历史，然而，一本35万字的大书，却没有一段话乃至一行字讲到八九民运讲到六四屠杀。是的，在现今中国，八九和六四都是敏感词，是禁区。但是，不能直接的讲你还可以间接的讲；有时，不讲也是一种讲法。比方说，有些人特意指出八九后中国政治或思潮或集体心态的重大变化，这就暗示了八九和六四的存在。王蒙这本书的问题是，他一路讲下来，让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八九和六四的存在。这就大有抹煞历史的嫌疑了。
那么，王蒙对八九对六四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也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有大批作家学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例如签名，上街，发表文章或声明，接受采访——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其中我们见不到王蒙。这表明王蒙对八九民运采取回避态度，不支持。六四后，党国领导人出面慰问戒严部队，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引人注目的缺席。尽管后来王蒙一再表示他是因病缺席，不过一般人还是倾向于解释为回避，解释为不认同。
但王蒙后来的态度有所变化。先前引述的那段关于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必将天下大乱的对话，就可以理解为对六四屠杀的委婉肯定。当王蒙说他把这段对话讲给一位国务委员听，“国务委员大笑哈哈哈哈”，那就表明他对六四的肯定得到了当局对他的肯定。
王蒙借用丘吉尔为民主制度辩护的那句名言为共产党辩护。其实，丘吉尔的意思和王蒙针锋相对，截然相反。民主制固然也有很多弊病很多弱点，但就凭它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所以就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不坏；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就算它也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和长处，但由于它正是建立在砍人头之上，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之上，因此就更不好。简言之，丘吉尔为民主制辩护的理由，恰恰就是否定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理由。王蒙却竟然把它用来为共产党辩护，岂不荒谬可笑？
王蒙认为中国人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3天，多则两礼拜。
王蒙这番话并不令人陌生。类似的话，毛泽东在文革前就讲过。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大饥荒，国民经济稍有好转，老百姓刚吃了几天饱饭。毛泽东就发出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可能很激烈。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放松阶级斗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那时，党中央特地告诫那些有右倾思想，也就是比较文质彬彬的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毛泽东的这套危言耸听，从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角度，倒是切中要害的。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共产党不得不靠引进一点资本主义才使国民经济缓过劲来，鉴于大跃进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因此在纠正以往错误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党内党外都出现了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假惺惺地做了一点点自我批评，并且号召要发扬民主，要让人讲话。但毛泽东深知，共产党——首先是他本人——犯的错误实在太大了；如果真的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共产党一党专政不给推翻才怪呢。所以，自由民主的口子万万不能开，专政这一手不能软还要硬，必须硬。
回到王蒙的《中国天机》这本书上来。乍一看去，王蒙担心中国一旦自由民主就天下大乱，好像是表明他天性保守，过于看重秩序，求稳怕乱，把中国人的人性看得很下贱，对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既蔑视又恐惧。其实这只是表象。王蒙把中国实行民主的前景描绘得很可怕又很可笑。他说他们对中国实行民主进行过一次“沙盘推演”，结果最可能上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满口胡言，跳大神的人，而“绝对不是方励之刘宾雁（一类）民运人士”。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王蒙也估计到，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共产党多半会下台。其实，这才是王蒙真正担心的事。这才是不可泄露又必须泄露一点的“中国天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