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主義的日出
據報載，今天，“有深度改革的歷史意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在北京舉行；同時，今天又是柏林牆倒塌24週年，不知何故，聯系這二者以及此前的憲政辯論風波，筆者的思路竟竄回到了一個世紀前的京城，浮現出了當年國會請願憲政運動如火如荼的場景……
今天的中國，恐怕已沒有多少人知道103年以前的中國那場驚天動地的風雲湧動了。
1910年，正處於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預備立憲階段， 光緒慈禧相繼於前年去世。立憲的熱望如火山一樣在國民中爆發了出來，人心沸沸，血脈贲張。當年的基本態勢是，向清廷要求立憲的，不僅有民眾，還有各省諮議局、地方督撫乃至中央資政院；而海外梁啟超和國內張謇，則是引領風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議局代表齊集上海開會並組成請願代表團，于1910年1月抵達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清廷以“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緩急先後之序也” 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啟超創辦《國風報》於上海，發表《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等百餘篇文章，遂成立憲派輿論重鎮。
1910年6月，各省議員和代表二度進京請願上書，簽名者達三十多萬人，言辭激烈，意態堅決。面對此形勢，攝政王於5月21日發佈上諭，指目前財政困難，地方遭災，匪徒滋擾，沒有條件提早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屆時召開國會，不准再請願。
緊接著，梁啓超發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駁斥攝政王的上諭，斷言“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于此—二年之間，……今日政府專制制度不迅速改變，不及三年，國必人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開國會，爲將來歷史必無之事”。
請願代表得知第二次請願再遭拒絕後，立即決定擴大請願規模．北京請願同志會要求各省、廳、州、縣成立分會，准備號召官農工商各界人士兩千五百萬人簽名上書。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資政院召開第一次開院禮，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半。開幕之後，第三次請願運動蜂擁而起，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貴州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而東北三省，尤為熾烈。奉天各地集會均超越萬人，簽名達30萬。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學生牛廣生、趙振清趁請願代表不備，竟各自從自己的腿上與胳臂上割肉一塊，塗抹於請願書上，高呼“中國萬歲”而忍痛趔趄離去，眾代表皆動容流淚。此次動員之廣，規模之大，來勢之猛，均前所未見。湖北集會倡議“不開國會﹐不承認新捐”。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壓力下，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清廷在國民運動聲勢及實力派官員合力震懾之下，作出讓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爲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梁啟超得知，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堅持立即召開國會。農曆十一月，以奉天、直隸青年學生為主體罷課遊行，第四次立憲請願興起。群情激憤，發動剪辮子，推舉代表進京請願，數百萬民衆蜂擁簽名。有人當場割指寫血書，要求朝廷還權於民，召開國會，實施憲政；倘能如願，民眾願替朝廷還債。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請願運動被清廷彈壓下去。但是，經過這場狂飆突進式的精神日出，憲政主張，已經廣被士林；中國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開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緩緩地靠近了。一年之後中華民國的誕生，這場運動是精神上的重要助產士之一。
這就是一個世紀前中國立憲派發動的四次國會請願運動。其時國人無與倫比的熱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態勢，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堪比之後79年的中國天安門運動。
歷史的迴流
有鑑於此，103年之後，突聞今天憲政在中國大陸竟成禁忌，權力中樞竟然不自量力組織反憲政文章，頓有時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個世紀的時光白白度過？
很明顯，這一錯位來自共產主義入主中國。那是全世界被捲入的歷史魔咒，是人類的劫運。在中國融入全球主流的歷程中，共產主義使中國步入了一段歧途，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迴流圈。
就歷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産黨君臨中國，是中國自十九世紀邁向現代國際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最大一次斷裂，一段倒退；特別是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的斷裂與倒退，使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
人們普遍關切的是，在歷史長河中，當下中國處于什麽位置？
毛去世後的三十七年，是中國磕磕碰碰緩慢地從毛的歧路回頭，放棄部分共產教條而重向國際主流秩序靠近的歷史過程。這一在極低的經濟水準基地上經由國際秩序及遊戲規則獲得經濟發展的過程，引發全球矚目。但由於共產統治遺產之反作用，目前正處於進退躊躇的最後糾結階段。 由共産國家內部的政治遞嬗角度觀察，大體上相當于極權體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後再次回光返照而重新“擰緊螺絲”的階段；而由國際政治歷史角度觀察，則是“冷戰殘局”的最後收官階段。
在應對這一局面時，新上任的北京當局開了哪幾付藥？
一曰加緊左轉，乞靈于毛魂，發動意識形態戰爭；
二曰強化封網，鉗民之口，重提“反動知識分子”，重走“反智主義”的毛氏歧途，殺雞儆猴；
三曰爲平民怨，抛出“替罪羊”，黑打民營企業家；
四曰炮艦外交，玩戰爭邊緣政策，在南海與釣魚島等問題上，以好戰姿態邀結國內民意，轉移內政危機。
第一條已經失敗。紅色權貴面臨危機時亂了方寸，八方出擊，不是尋求移近國際主流，而是慌不擇路，退回毛氏死胡同。他們居然挂起鄧早已明智地收捲起來的共産血旗，發“九號文件”，搞“七不講”，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挑起反憲政論戰。然不到兩回合，就遭全面抵制。學者以寫遵命反憲政文爲恥，深知公然反憲政無異于職業“自殺”，故反憲文章多以匿名發表，仍引來網絡罵聲一片，飽受奚落，道路以目，千夫唾棄，敗陣收兵，落荒而逃。網民有言：過去是毛在愚弄我們，如今是我們嘲弄五毛們。他們如此假裝不知道該意識形態的大失敗，就只好像那位奉命反憲政打前鋒的楊曉青教授一樣，遭民意解聘，灰溜溜無人理會了。
第二條，中南海面對無遠弗屆的互聯網，其言論封鎖已經千瘡百孔，捉襟見肘。吃過智慧果的人，不可能再次返回蒙昧混沌的狀況；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萬物就收不回來了。簡言之：啓蒙是不可逆的。鋪天蓋地的網絡留言和民調預示了這場當局挑起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結局。正像1976年毛江張姚鎮壓了“四五”運動，對“謠言”實施輿論鬥爭，泡製“反右傾翻案風”文章的命運一樣，那些反人類的垃圾文字很快變成了歷史上的笑料。
第三條，民營企業家成爲首當其衝的替罪羊之一。如企業家曾成杰就以“非法集資”罪被湖南中院秘密處死，而素行公義有口皆碑的企業家王功權的被捕，企業家王瑛對委屈求全的所謂“在商言商”的抗議……，諸事種種，在企業界內部引發了劇烈地震。危機逼近而忍無可忍的民營企業家和學者們，聚集在北京的“天則研究所”，從長期下跪的姿態下昂然站起來，面對目前人身財産安全沒有保障的惡劣情勢，發聲抗議，表現了中國企業家的政治醒覺與血性，表現了他們捍衛自己權利的悲壯努力。他們已經做了和正在做的兩種選擇，其一，是用腳投票，近年來富豪海外置産的財富流亡潮就是其觸目驚心的表現。其二，是奮起發聲，留下來改造制度。正如著名企業家孫大午在天則會議上所說， 民營企業家就是待宰的羔羊，需要聯合起來改造制度，爭取自己的利益。一般而言，企業家的直覺是超精准的，他們的商業成功有賴于此。他們的判斷，某種意義上是社會轉向的風向標。
第四條，炮艦外交。軍頭八方煽火，以好戰言論干政，惡化了外交環境，強化了美日以及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盟約關系，自陷孤立。
冷戰殘局：5 vs. 120
基本的大勢已經毋庸置疑。上述毛氏藥方只是自取其辱，而前景，則已昭然天下了。用他們老祖宗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劇收場，第二次則應是以鬧劇喜劇掃尾了。
冷戰在主戰場已經結束，共產主義已經失敗。現在國際社會與中國面臨的是冷戰殘局，是最後“收官”階段——給冷戰失敗畫上句號，載入歷史。
這一殘局最清晰的數字標識是——“5 vs. 120” 。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顯示， 21世紀初，在全球192個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中，有120個屬于選舉制民主國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經民選上台的領導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產黨國家，經1989-1991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之後，目前僅殘存5個：中國、北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其中，北朝鮮已經在其“憲法”中剔除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詞句，成為一個金氏世襲的家天下專制王朝。越南除經濟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權力更替中引入了選舉競爭機制，並在外交上向美國靠攏。老撾則與越南亦步亦趨。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兄弟，一位病入膏肓，一位年事已高，權力繼承深陷黑幕之中，風雨飄搖，充滿了不確定性。
這就是說，共產國家，命懸一線，其存亡完全系於中共政權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煢煢孑立，八面風來，百國“圍觀”，能不顫乎？
5 個共産黨國家與120個民主國家對峙。結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勞駕肯尼迪和里根總統再去柏林牆發話了吧？
把全球120個民主國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稱之爲“邪路”，把民怨沸騰日暮途窮的光杆所走的獨木橋“特色道路”稱爲“正路”，這正是真理部頒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獨家使用的“特色漢語”。不能說中宣部一點創造性也沒有的。
與北京當局夜行吹口哨壯膽的“三個自信”不同，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由于這位教授未獲接受國外媒體采訪的授權，因此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們剛與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黨員舉行了一次研討會。他們問我們，在我們看來，黨能執政多久，當黨垮台時我們有什麽應對計劃。老實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這恐怕很難回答。”（引自BBC）
其實，已經有人在用行動回答了。中國裸官家眷們、富豪們和歐美銀行的資金一起，就“像能預知大地震的動物一般”逃離中國。這就是他們的應對計劃。甚至香港的東亞首富李嘉誠也攜帶財産“脫亞入歐”了，其最新動向則是放棄了唯一在中國大陸上市的公司股權。
據日本《産經新聞》的報道，中國2012 年非法外流的資金突破1萬億美元，大約是中國外匯余額的28%，比2011年的6000億美元增長近一倍。2013年預計可能會達到一點五萬億美元。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今年以15億美元出售了所持的中國工商銀行的股票。瑞士信貸銀行和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也分別抛售了手中持有的所有中國銀行股。而美國美洲銀行也決定全面出售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的股票。
北京近年來最爲自得的就是它變成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這些平日精明的西方銀行家們居然有眼不識泰山，跟自己的錢包過不去？（這裏涉及對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其走向的總體判斷，據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力挽狂瀾”。不久即可看到其謎底了。）
就中國富豪的動向而言，《華爾街日報》指出，加拿大溫哥華2013年上半年售出了349棟價格在200萬到400萬美元的豪宅，來自中國的富豪是主要的買家。這使得溫哥華豪宅銷量比去年同期增加77%。
資本的嗅覺超級靈敏。它就像地震將臨前，紛紛出穴逃亡的動物一樣，對政治氣候有本能的直覺。企業家及其資本的動向是中國政治的“地震預測儀”。
類似東歐與前蘇聯當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繼中國人在1989年後的精神大流亡之後，中國大陸權力和經濟精英的物質大流亡——資本的“大出血”已經靜悄悄地開始了。
回想上世紀戈爾巴喬夫時代，大約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在與西方的民心競賽經濟經賽外交競賽軍備競賽已顯露敗象，異議知識分子日趨活躍，彌漫于前蘇聯的公開化透明化已勢不可擋時，許多蘇聯與東歐的黨政精英意識到共産主義大勢已去，相當一批有辦法的體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體制內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換船”的決定。官僚們並不是有組織行動，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被稱爲“棄船現象”。
而這一棄船行動所導致的歷史後果，現在已婦孺皆知了。
蒙不過三代
本文無意爲中共政權算命，那有欠明智。但是，如果一個已經被歷史、被世界公認（統治者內心也承認）爲已經失敗的制度（共産主義），還想欺蒙他的國民說它將長命百歲（譬如2049年慶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萬代，這就太侮辱其國民尤其是網民的智商了。
事實上，迄今爲止，歷史上所有共産黨政權，其壽命沒有一個超過了74年的。
歷史上一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要算蘇聯共産黨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蘇共執政74年後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則連續執政了71年退位。
過去，注意到這一極限長度的人們，基本上是用政治學（特別是現代化理論）理路來解釋的。如，國民平均收入的“民富”水准，龐大中産階級的出現，以及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後出現的放緩引發的政治後果等。質疑者則用“中國例外倫”對之。但是，實際上已有學者（劉瑜 陳定定）精確地比較了韓國、台灣等民主化轉型時的人均“民富”狀況，指出“中國例外論”是虛妄的。中國目前並沒有達到韓國與台灣民主轉型時的人均GDP, 因而中國大陸目前的非民主現狀並沒有推翻現代化理論的假設，何來“中國例外”？ （“現代化假設認爲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有人認爲中國將是例外，但作此結論爲時過早。韓國與台灣在1988年開始實行民主政治，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當時兩地的人均GDP分別爲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當于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爲7544.6美元。預計到2017年，中國這一數字才將達到12000美元，並在2020年達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購買力水平計算)。到那時，我們才能判斷中國是否是個例外。” 劉瑜 陳定定 ： 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 王原編譯，《華盛頓季刊》 2012）
明乎此，可知所謂“中國模式”並沒有使過去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失效。雖然如此，我認爲對該壽命極限應還有更強的解釋。在我看來，74年並不是一個純粹偶然的數字。實際上網絡上有人也已經注意到了共產國家“七十大限”的問題。一般而言，一代的時間長度爲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慮到人類壽命延長的普遍趨勢，不妨以80年爲三代人的時間長度）。
人們恐怕還記得，北京很早就反複宣傳並詛咒過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預言，以警戒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精英們。1954年，杜勒斯預言說：“……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 他告誡人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蘇聯與東歐的演進，驚人地兌現了他的預言，那裏有某種深邃的政治直覺。
這與科學界的普朗克定理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
筆者簡括言之，就五個字： 蒙不過三代。
對于像共産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論，如果不幸而君臨一國成爲國家意識形態，則其依賴蒙蔽信息和暴力謊言持續性專權統治的年限，不會超過三代；即是說，有個“八十年大限”在管著它。
何以八十年？因爲大約是三代人時間。何以“三代”？因爲代際權力蛻變需要兩次代際衰減。實際上，上述意識形態攫取了政權後，因其禍國殃民，故在國際競爭與國內執政中，很快就顯露敗象。但是作爲國教的意識形態已經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遺産，該遺産需要兩代人方能消化殆盡。“蒙不過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過是歷史觀察的結論。它顯然與人的壽命長短有關。對共產國家，必須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離世之後，變遷才會降臨。即是說，中國政治的變遷節奏與統治者的壽命是亦步亦趨的。
八十年大限
有鑒于此，聯系到上述103年前的中國憲政大潮，聯系到戈巴喬夫後期前蘇聯的“棄船”現象，再聯系到台灣上世紀70年底末風生水起的憲政運動，雖然各自的情勢與當下中國大陸有種種不同， 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邏輯是似曾相識的。無需太強的洞察力，也可以發現大體上可以用如下三個參照體對當下中國進行歷史定位：
1） 晚清慈禧撲滅“百日維新”後又被迫“預備立憲”時期，特別是1910年的憲政運動時期
2） 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
3） 上世紀台灣蔣經國執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個參照系為坐標，我們可以標識當下中國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
北京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大勢。爲恐嚇黨員與高幹，這段時間中共黨內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釋前蘇聯解體的電視片。（雖然俄國沒什麽人願意回到前蘇聯，而旅遊去過俄國的中國人，也知道俄國人平均生活水准比當下國人強）雖強作“自信”狀，但不自覺地流露在他們精心製作的影片中的那種混雜著恐懼、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態，仍然是一覽無余。這就把他們的“三個自信”紙糊燈籠戳了一個洞。
中共官辦而又有某種山寨特色的喉舌《環球時報》社論，則把他們的“自信”說得妙趣橫生：
它信誓旦旦：“中國注定要上演21世紀的人類政治絕技”。看來，救命的稻草是“政治絕技”了，只有它才能使他們“絕”處逢生，挽狂瀾于既倒了。
“絕技”者，自然不是平常心、平常技、“普遍道路”了。它必定是超凡非常之技，驚世駭俗之舉也。不過，一個武裝到核牙齒，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代表宇宙真理的政權，竟然注定要靠“絕技”才能活下去，豈不令人拍案叫“絕”？
其實，何須在21世紀，中國人在20世紀就早已領教過他們的“政治絕技”了：
在風調雨順的1958——19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和廬山巅口含咒語亮劍施法，上演“政治絕技”，結果使三千多萬農夫，餓絕身亡。
在風雲湧動的1989年，鄧小平在北京大院和武漢軍營，口念咒語，調兵遣將，坦克上街，槍彈出膛，上演“政治絕技”，結果使上千名學生與市民，倒地而絕。
如今，他們又要出演“政治絕技”了。人們好奇的是，它還有何怪招“絕技”出手？人們想看看，究竟是以平常心走普遍路的120個民主國家倒地而絕呢，還是一家獨行的中共因“絕技”太絕而自戕，絕路而亡？
中國人與地球人都在拭目以待謎底。
共產黨君臨中國已經64年了。 我曾給出的答案, 則是梁任公百年前預言的迴響: 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 九字連屬成一名詞者。
何故？蒙不過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本文根據作者在多倫多《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補充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