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关于台湾应对中国民主化的策略，首先必须确立台湾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立场与目标为何，才能进一步讨论达成目标的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国家正常化愿景的最大障碍
民进党关于台湾的国家发展愿景，是国家正常化，而关于国家主权现状的变动，则需经公民投票。众所周知，导致台湾国家主权不彰、国家不正常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主权声称有所交迭，而在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情况下，我国在既有的中华民国架构下，也就难以克服一个中国架构对于台湾国际地位的结构性伤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因为难以跨过「中国」这座大山，而怀忧丧志、怨天尤人，须知，国际社会事实上亦有许多正直的力量愿意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而就我国国际参与形式的特殊安排付出努力，尽管他们也面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的威胁和利诱。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限制台湾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根源，则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舒缓台湾当前紧张形势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台湾海峡两岸双方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都存在着高度的共识，也因为经济的整合进程，而形成了共同利益，因此，现状的维持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是可以预期的，但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着并吞台湾的所谓国家统一诫命，总有一天，两岸会面临最后的决战时刻，那一时刻的早晚，则端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两岸国力对比的衡量，如此一来，台湾仍旧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随时准备应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永远不会承认或默认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使其侵台的行动在国际法上遭遇障碍。台湾国家要正常化，要期待现状有所突破和进展，显然需要其他的条件，而当美国、日本等国都不愿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治本之道，不消说，就是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
驯化中国：民主台湾的安全保证
两岸永久和平环境的开创，则必须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感情基础方有以致之。这一价值基础，不是中国百年救亡图存心态下遭到误解扭曲或被中国共产党裹胁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而是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而体现在中华民国曾经代表中国参与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的两个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两公约的第一条都揭示以人民自决权，保障所有人民都能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民主自决是两公约的第一要义，在人民之前，所有国家建制的存在价值，都应当要能通过这一标准的检验。
台湾的民主化，就是在人类进步价值的导引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鼓舞和支持下，一步步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除魅和对于党国威权体制的拆解过程。尽管台湾的宪政民主尚存在许多瑕疵，但宪政民主已经成为台湾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立国精神，这不仅是台湾人出头天的百年想望，其实也是制订于南京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蕴含的中国百年宪政共和之梦的部分实现，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否定，因此，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保卫民主台湾，就是在为中国的宪政共和以及民主化保留希望的薪火；守护台湾民主，之于全球华人而言，就是在向所有的人类证明，华人拥有经营公民社会、打造宪政共和的能力和行动，而能够自行承担起维护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保卫台湾，演变中国，使华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才是当代分布全球各地的华人尊严和光荣的所在。
无论愿不愿意，台湾置身于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台湾自无必要自外于此，纵使意欲避秦远去，也没有必要无端去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若不欲中华民族主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去愚民恶用而威胁到两岸和平，则台湾应当善用两岸文化上的亲近性和自身自由社会的传播力量，穿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控制网罗，去影响中国大陆的舆论和争取中国大陆的民意，目标则是促成公民社会在中国大陆的茁长，以及增进两岸民间的互信和理解，而一个有别于中国大陆既有的而与普世价值与台湾共识更为接近的社会意识便有可能形成，如此，则两岸的共同价值便可以对于两岸的共同文化与感情产生补强的作用，两岸利益或冲突的协调也就会有其共同价值和文化、感情的润滑，而两岸关系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双重巩固下，也才能真正落实和确保两岸的永久和平发展。
总而言之，台湾要能长治久安，就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而其关键就在于驯化中国，驯化中国则要使普世的文明价值内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份，其最极致的表现则是实现中国百年宪政共和之梦。这一切作为的动机，无论是基于爱台湾还是爱中国，无论是基于普世价值的侠义精神的发扬，还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复兴的真诚期盼，都是为了让台湾人民关于台湾前途的任何最终决定，能得到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接纳与祝福。
如何驯化中国？
促进中国的文明化和民主化，演变中国？驯化中国？
一、理解和善待中国大陆人民
首先，我们对于中国要有所尊重和善意，要认识到反共不等于反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我们对待所有的人类都应情同手足，何况是与我们有同样文化渊源和血缘关系的中国大陆人民。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愚弄和洗脑，中国大陆人民的某些观念和言行与文明标准有所距离，但作为人，他们亦各赋有理性和良知，对于他们的同情和悲悯，也是我们对我们自我身分和人格的尊重。
台湾人反对的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国，以及中华文化中君君臣臣之类专制和奴化的礼教与其中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变种。台湾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人本主义，尚且又成为独裁者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台湾人的工具。台湾的敌人是中共的党国体制和中华帝国主义，不是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正是我国〈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的基本国策。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重要根源和成分，维护和发扬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各种台湾文化构成，也是台湾的立国精神和文明素质的展现。
二、与中国共产党竞争中国大陆民意
我们要相信人各赋有理性与良知，只要有充分的信息，足够的脉络知识，中国大陆人民他们也会基于损益权衡，自我决定中国大陆是否要维持党国体制还是实现宪政民主；进而基于同理心，理解台湾人何以坚持自我决定国家认同的权利。换言之，如果中国大陆人民因为两岸信息隔绝，而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也将会使中国共产党因而在两岸的民族主义冲突中获得其政权的统治正当性，而这也将更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而纵使中国民主化，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主义也极有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而加大了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要求统一的压力，如此一来，主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共产党党国，反而又会极其荒诞地成为稳定两岸关系的支柱。
台湾资以因应的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将两岸民族主义冲突的引信逐渐拆解，将两岸的分立，改而架构在「民主台湾和专制中国」的制度和价值差异之上，并要致力于将两岸和平的基础，最终「寄希望于全体中国人民」。而其关键性的作为，除了借助民间力量，全面促进台湾公民社会对中国大陆人民的涵化作用以及中国大陆社会的自我觉醒之外，在国家和政党方面，则要展开与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性对话，在两岸统独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的问题上，积极建立话语权，从事中国大陆的社会启蒙，而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竞争中国大陆民意，以期使中国大陆人民成为保卫民主台湾的同盟力量。台湾则也将形同在此一过程中，参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型塑了文明中国的精神面貌。在台湾留学深造的中国大陆学生，日后絶大部份都将在学成后回国，他们日后将是中国大陆最了解台湾的社会菁英群体，他们当中也必然将会有人带着在台湾的宪政民主观念和经验，重新在中国大陆接枝，就像清末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成为中国立宪共和的启蒙者一般。这些留学生是台湾对未来中国的投资，我们要保障他们在台湾自由学习和成长的完整空间，让他们成为支持中国民主化的进步力量，和台湾人最好的朋友。
我个人认为民主进步党要在两岸人民对话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连手制台独，早已使民进党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形成刻板印象，导致民进党一执政就会使两岸关系进入紧张的状态。因此，民进党在不远的将来，以决议文的方式向中国大陆人民说明民进党对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价值与政策立场，对于化解中国大陆人民疑虑，排除共产党借口民意干涉台湾内政，我人认为是极有其必要性的。
三、为中国保留良心，庇护民主希望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七年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历年的民主运动，都曾经激荡着台湾的人心，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精神战友。魏京生、徐文立、管惟炎、方励之、王炳章、苏晓康、袁红冰、刘晓波、盛雪、杨建利、王丹、吾尔开希，乃至于赵紫阳、严家祺、陈一咨等等受到无情政治迫害和强制遗忘的一代代中国社会良心，都在台湾民间获得香港以外华人世界里最大的同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热比娅．卡德尔分别领导的西藏和维吾尔民族运动，也都在台湾重新架接其与中国大陆汉人社会的民族关系。台湾的自由社会，为中国的良心在历史上保留了位置，提供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民族对华人世界呼求和发声的管道，甚至于法轮功和许多公民维权运动，也都在台湾社会找到温暖和得到鼓励。
巩固与深化台湾的民主，可以证成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实现宪政民主的价值与可能，维护台湾的自由和自主，可以让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一统主义与其异议者公平地在此展开辩论，所以台湾只要坚守宪政民主和人权法治，不要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让利，轻易出卖灵魂和主权，就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发生垂范和保护的作用。事实上，让这些声音能够完整而不受屏蔽地在台湾表达，也能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中的开明派，在不受到其内部层层官僚和特务蒙蔽与扭曲的情况下，直接地从台湾媒体和舆论认识和了解到中国被迫害民族、公民维权和民主运动的问题真相，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有其正面功能。
立法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曾经无异议通过禁止中国大陆人权恶棍访台的决议案，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再以无异议通过救援中国四千名良心犯决议案，代表台湾民意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但是政治庇护法却迟迟未能通过，连陈荣利、蔡陆军等经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确定的中国在台流亡者的居留权声请案政府都怠于执行，我们就不免怀疑我国在声讨人权恶棍和救援中国良心犯上还能有何种具体作为。
四、开展人权对话，输出台湾经验
在中国大陆社会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国内或流亡海外，其对于中国、两岸以及世界的看法，都有其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而值得台湾朝野拟定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参考。我们建议台湾除了应当珍惜和保护这些中国的社会良心和政治受难者外，还应当广纳雅言，吸收他们宝贵而丰富的运动经验和心得。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只要有机会，都应当不拘形式地安排或者欢迎他们到台湾进行自由交流，如果政党或政府有所不便，则民间智库或大学就应当仁不让，协助出面从事邀请和接待。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乃至于新近成立的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都是台湾和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节点，并能将台湾的国家发展、党国威权的民主转型、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等等的经验，转化为系统性的知识来加以传播，用以对照反思党国体制下的中国大陆，而或可对于中国民主的锻造，找出可行的途径。
海外民运中有民主中国阵线主导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公民力量主导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都是有关中国民主化议题的定期性国际会议，吸引了许多关心中国议题的中国研究学者、国际人权机构和各国意见领袖的参与，而对于各国政府或民间发生了大小不等的影响力。我国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亦都对每届会议提供了经费资助，但本人建议，政府或至少民进党还应当派员前往观察或补助国内公民团体或学者出席相关会议，以便从中了解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最新形势以及各国的中国政策变化，更重要的，则是建立台湾与中国海内外民运间的人脉和互信。放眼未来，一旦中国民主化，在中国大陆内部才会有真诚友台的政府或政策出台。
今年九月由公民力量发起的全球「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运动，引起各国人权组织的热烈回响，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相当的困扰。与海外中国民运中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合作，在国际公民社会里争取支持，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由主权导向人权，应作为我们外交突破的重要战略制高点。在这一点上，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上的成功经营，便很值得台湾学习。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民运，都可以成为我国拓展国际关系上的助力，而他们所期待于我们的，就是关怀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持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力，使「中国」可以成为他们在异国分享荣耀的符号。
最后要谈的，就是两岸官方的人权对话。两岸经济统合的过程中，单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予台湾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如危卵迭石，固然提出主张有其必要，终究不切实际。对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者、留学生、移民最根本的保障，是健全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和人权法治。在两岸经济谈判或可能的政治对话当中，我国必须立场鲜明且严正地就相关领域中国大陆法令规章的不合理处要求对方检讨与改善，并就此类问题对台湾国内提出警告，以便厂商从事必要的风险管理。中国大陆在人权保障上的缺失，主要原因就是出在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以巩固政权的意欲，故而坐视不管或刻意放纵国家暴力的滥用，而这些恣意的公权力行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其国内相关立法的尺度而论，也往往是违宪违法的。两岸谈判中的人权对话，当以普世的人权法理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底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具体的建议，纵使对方置之不理，至少此举也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改革的外部压力。当然，我国谈判代表中一定要有娴熟公法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才，而纵使人才养成不足，建立陈情信箱和数据库，以及邀请中国大陆海内外专家学者不时来台举行听证和提供政策咨询建言，借重中国大陆人民的智慧，也是一个弥补研究量能不足的做法。
台湾应参与中国文明进程
民主化不可能一蹴可几，其乃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但民主化也可以「边做边学」，因为政治条件的创造首先就看执政者有无还政于民的意愿和打算，而只有民主的制度启动了，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机会开始累积成形。中国大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包括整体的国民教育程度，相信都比昔日十七世纪农业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英、法、美等国为佳，比一九三六年首度举办全国性自由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的中华民国为佳，也比一九四六年举办各县市参议员选举时的战后台湾为佳。不过，大多数的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都跟着共产党党国这么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中国不适合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当前的党国体制就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故而类似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建国程序论以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为中国国民党党国训政终极目标的论述，在当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国意识形态里，完全看不到。显而可见，中国的不民主，全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根本就不想放弃既得的利益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发生，这说明了中国大陆内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真正发挥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冲突只好在街头宣泄，然后以镇压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布的二零一三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显示，公共安全开支预算（7690.80亿元）超过了国防支出预算（7406.22亿元），如此庞大的维稳支出，对于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直线上升的情况却束手无策，「越维越不稳」，原因出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问题。那就是各个阶级或社会群体无法进入国家体制直接表达其主张或参与决策，以至于政府的决策无法真正反映和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如果共产党仍以维稳思维来应付人民群众，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中的贫富矛盾便会越来越难以解除。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剧变的中国大陆，我国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中，一定要将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纳入管理。台湾的中国民主化策略，不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岛国偏安自保行动，而要有参与民主中国缔造和文明崛起，促成两岸历史和解，以便为台湾创造出最大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的远大目标。
（本文为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民主进步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台湾对中国民主化的策略》对中政策扩大会议引言稿）
民国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十二时半于台北晴园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关于台湾应对中国民主化的策略，首先必须确立台湾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立场与目标为何，才能进一步讨论达成目标的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国家正常化愿景的最大障碍
民进党关于台湾的国家发展愿景，是国家正常化，而关于国家主权现状的变动，则需经公民投票。众所周知，导致台湾国家主权不彰、国家不正常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主权声称有所交迭，而在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情况下，我国在既有的中华民国架构下，也就难以克服一个中国架构对于台湾国际地位的结构性伤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因为难以跨过「中国」这座大山，而怀忧丧志、怨天尤人，须知，国际社会事实上亦有许多正直的力量愿意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而就我国国际参与形式的特殊安排付出努力，尽管他们也面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的威胁和利诱。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限制台湾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根源，则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舒缓台湾当前紧张形势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台湾海峡两岸双方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都存在着高度的共识，也因为经济的整合进程，而形成了共同利益，因此，现状的维持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是可以预期的，但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着并吞台湾的所谓国家统一诫命，总有一天，两岸会面临最后的决战时刻，那一时刻的早晚，则端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两岸国力对比的衡量，如此一来，台湾仍旧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随时准备应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永远不会承认或默认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使其侵台的行动在国际法上遭遇障碍。台湾国家要正常化，要期待现状有所突破和进展，显然需要其他的条件，而当美国、日本等国都不愿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治本之道，不消说，就是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
驯化中国：民主台湾的安全保证
两岸永久和平环境的开创，则必须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感情基础方有以致之。这一价值基础，不是中国百年救亡图存心态下遭到误解扭曲或被中国共产党裹胁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而是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而体现在中华民国曾经代表中国参与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的两个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两公约的第一条都揭示以人民自决权，保障所有人民都能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民主自决是两公约的第一要义，在人民之前，所有国家建制的存在价值，都应当要能通过这一标准的检验。
台湾的民主化，就是在人类进步价值的导引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鼓舞和支持下，一步步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除魅和对于党国威权体制的拆解过程。尽管台湾的宪政民主尚存在许多瑕疵，但宪政民主已经成为台湾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立国精神，这不仅是台湾人出头天的百年想望，其实也是制订于南京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蕴含的中国百年宪政共和之梦的部分实现，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否定，因此，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保卫民主台湾，就是在为中国的宪政共和以及民主化保留希望的薪火；守护台湾民主，之于全球华人而言，就是在向所有的人类证明，华人拥有经营公民社会、打造宪政共和的能力和行动，而能够自行承担起维护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保卫台湾，演变中国，使华人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才是当代分布全球各地的华人尊严和光荣的所在。
无论愿不愿意，台湾置身于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台湾自无必要自外于此，纵使意欲避秦远去，也没有必要无端去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尊严。若不欲中华民族主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去愚民恶用而威胁到两岸和平，则台湾应当善用两岸文化上的亲近性和自身自由社会的传播力量，穿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控制网罗，去影响中国大陆的舆论和争取中国大陆的民意，目标则是促成公民社会在中国大陆的茁长，以及增进两岸民间的互信和理解，而一个有别于中国大陆既有的而与普世价值与台湾共识更为接近的社会意识便有可能形成，如此，则两岸的共同价值便可以对于两岸的共同文化与感情产生补强的作用，两岸利益或冲突的协调也就会有其共同价值和文化、感情的润滑，而两岸关系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双重巩固下，也才能真正落实和确保两岸的永久和平发展。
总而言之，台湾要能长治久安，就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而其关键就在于驯化中国，驯化中国则要使普世的文明价值内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份，其最极致的表现则是实现中国百年宪政共和之梦。这一切作为的动机，无论是基于爱台湾还是爱中国，无论是基于普世价值的侠义精神的发扬，还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复兴的真诚期盼，都是为了让台湾人民关于台湾前途的任何最终决定，能得到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接纳与祝福。
如何驯化中国？
促进中国的文明化和民主化，演变中国？驯化中国？
一、理解和善待中国大陆人民
首先，我们对于中国要有所尊重和善意，要认识到反共不等于反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我们对待所有的人类都应情同手足，何况是与我们有同样文化渊源和血缘关系的中国大陆人民。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愚弄和洗脑，中国大陆人民的某些观念和言行与文明标准有所距离，但作为人，他们亦各赋有理性和良知，对于他们的同情和悲悯，也是我们对我们自我身分和人格的尊重。
台湾人反对的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国，以及中华文化中君君臣臣之类专制和奴化的礼教与其中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变种。台湾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人本主义，尚且又成为独裁者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台湾人的工具。台湾的敌人是中共的党国体制和中华帝国主义，不是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正是我国〈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的基本国策。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重要根源和成分，维护和发扬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各种台湾文化构成，也是台湾的立国精神和文明素质的展现。
二、与中国共产党竞争中国大陆民意
我们要相信人各赋有理性与良知，只要有充分的信息，足够的脉络知识，中国大陆人民他们也会基于损益权衡，自我决定中国大陆是否要维持党国体制还是实现宪政民主；进而基于同理心，理解台湾人何以坚持自我决定国家认同的权利。换言之，如果中国大陆人民因为两岸信息隔绝，而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也将会使中国共产党因而在两岸的民族主义冲突中获得其政权的统治正当性，而这也将更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而纵使中国民主化，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主义也极有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而加大了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要求统一的压力，如此一来，主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共产党党国，反而又会极其荒诞地成为稳定两岸关系的支柱。
台湾资以因应的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将两岸民族主义冲突的引信逐渐拆解，将两岸的分立，改而架构在「民主台湾和专制中国」的制度和价值差异之上，并要致力于将两岸和平的基础，最终「寄希望于全体中国人民」。而其关键性的作为，除了借助民间力量，全面促进台湾公民社会对中国大陆人民的涵化作用以及中国大陆社会的自我觉醒之外，在国家和政党方面，则要展开与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性对话，在两岸统独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的问题上，积极建立话语权，从事中国大陆的社会启蒙，而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竞争中国大陆民意，以期使中国大陆人民成为保卫民主台湾的同盟力量。台湾则也将形同在此一过程中，参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型塑了文明中国的精神面貌。在台湾留学深造的中国大陆学生，日后絶大部份都将在学成后回国，他们日后将是中国大陆最了解台湾的社会菁英群体，他们当中也必然将会有人带着在台湾的宪政民主观念和经验，重新在中国大陆接枝，就像清末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成为中国立宪共和的启蒙者一般。这些留学生是台湾对未来中国的投资，我们要保障他们在台湾自由学习和成长的完整空间，让他们成为支持中国民主化的进步力量，和台湾人最好的朋友。
我个人认为民主进步党要在两岸人民对话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连手制台独，早已使民进党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形成刻板印象，导致民进党一执政就会使两岸关系进入紧张的状态。因此，民进党在不远的将来，以决议文的方式向中国大陆人民说明民进党对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价值与政策立场，对于化解中国大陆人民疑虑，排除共产党借口民意干涉台湾内政，我人认为是极有其必要性的。
三、为中国保留良心，庇护民主希望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七年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历年的民主运动，都曾经激荡着台湾的人心，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精神战友。魏京生、徐文立、管惟炎、方励之、王炳章、苏晓康、袁红冰、刘晓波、盛雪、杨建利、王丹、吾尔开希，乃至于赵紫阳、严家祺、陈一咨等等受到无情政治迫害和强制遗忘的一代代中国社会良心，都在台湾民间获得香港以外华人世界里最大的同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热比娅．卡德尔分别领导的西藏和维吾尔民族运动，也都在台湾重新架接其与中国大陆汉人社会的民族关系。台湾的自由社会，为中国的良心在历史上保留了位置，提供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民族对华人世界呼求和发声的管道，甚至于法轮功和许多公民维权运动，也都在台湾社会找到温暖和得到鼓励。
巩固与深化台湾的民主，可以证成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实现宪政民主的价值与可能，维护台湾的自由和自主，可以让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一统主义与其异议者公平地在此展开辩论，所以台湾只要坚守宪政民主和人权法治，不要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让利，轻易出卖灵魂和主权，就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发生垂范和保护的作用。事实上，让这些声音能够完整而不受屏蔽地在台湾表达，也能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中的开明派，在不受到其内部层层官僚和特务蒙蔽与扭曲的情况下，直接地从台湾媒体和舆论认识和了解到中国被迫害民族、公民维权和民主运动的问题真相，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有其正面功能。
立法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曾经无异议通过禁止中国大陆人权恶棍访台的决议案，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再以无异议通过救援中国四千名良心犯决议案，代表台湾民意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但是政治庇护法却迟迟未能通过，连陈荣利、蔡陆军等经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确定的中国在台流亡者的居留权声请案政府都怠于执行，我们就不免怀疑我国在声讨人权恶棍和救援中国良心犯上还能有何种具体作为。
四、开展人权对话，输出台湾经验
在中国大陆社会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国内或流亡海外，其对于中国、两岸以及世界的看法，都有其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而值得台湾朝野拟定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参考。我们建议台湾除了应当珍惜和保护这些中国的社会良心和政治受难者外，还应当广纳雅言，吸收他们宝贵而丰富的运动经验和心得。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只要有机会，都应当不拘形式地安排或者欢迎他们到台湾进行自由交流，如果政党或政府有所不便，则民间智库或大学就应当仁不让，协助出面从事邀请和接待。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乃至于新近成立的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都是台湾和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节点，并能将台湾的国家发展、党国威权的民主转型、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运动等等的经验，转化为系统性的知识来加以传播，用以对照反思党国体制下的中国大陆，而或可对于中国民主的锻造，找出可行的途径。
海外民运中有民主中国阵线主导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公民力量主导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都是有关中国民主化议题的定期性国际会议，吸引了许多关心中国议题的中国研究学者、国际人权机构和各国意见领袖的参与，而对于各国政府或民间发生了大小不等的影响力。我国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亦都对每届会议提供了经费资助，但本人建议，政府或至少民进党还应当派员前往观察或补助国内公民团体或学者出席相关会议，以便从中了解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最新形势以及各国的中国政策变化，更重要的，则是建立台湾与中国海内外民运间的人脉和互信。放眼未来，一旦中国民主化，在中国大陆内部才会有真诚友台的政府或政策出台。
今年九月由公民力量发起的全球「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运动，引起各国人权组织的热烈回响，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相当的困扰。与海外中国民运中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合作，在国际公民社会里争取支持，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由主权导向人权，应作为我们外交突破的重要战略制高点。在这一点上，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上的成功经营，便很值得台湾学习。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民运，都可以成为我国拓展国际关系上的助力，而他们所期待于我们的，就是关怀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持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力，使「中国」可以成为他们在异国分享荣耀的符号。
最后要谈的，就是两岸官方的人权对话。两岸经济统合的过程中，单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予台湾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如危卵迭石，固然提出主张有其必要，终究不切实际。对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者、留学生、移民最根本的保障，是健全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和人权法治。在两岸经济谈判或可能的政治对话当中，我国必须立场鲜明且严正地就相关领域中国大陆法令规章的不合理处要求对方检讨与改善，并就此类问题对台湾国内提出警告，以便厂商从事必要的风险管理。中国大陆在人权保障上的缺失，主要原因就是出在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以巩固政权的意欲，故而坐视不管或刻意放纵国家暴力的滥用，而这些恣意的公权力行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其国内相关立法的尺度而论，也往往是违宪违法的。两岸谈判中的人权对话，当以普世的人权法理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底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具体的建议，纵使对方置之不理，至少此举也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改革的外部压力。当然，我国谈判代表中一定要有娴熟公法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才，而纵使人才养成不足，建立陈情信箱和数据库，以及邀请中国大陆海内外专家学者不时来台举行听证和提供政策咨询建言，借重中国大陆人民的智慧，也是一个弥补研究量能不足的做法。
台湾应参与中国文明进程
民主化不可能一蹴可几，其乃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但民主化也可以「边做边学」，因为政治条件的创造首先就看执政者有无还政于民的意愿和打算，而只有民主的制度启动了，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机会开始累积成形。中国大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包括整体的国民教育程度，相信都比昔日十七世纪农业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英、法、美等国为佳，比一九三六年首度举办全国性自由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的中华民国为佳，也比一九四六年举办各县市参议员选举时的战后台湾为佳。不过，大多数的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都跟着共产党党国这么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中国不适合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当前的党国体制就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故而类似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建国程序论以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为中国国民党党国训政终极目标的论述，在当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国意识形态里，完全看不到。显而可见，中国的不民主，全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根本就不想放弃既得的利益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发生，这说明了中国大陆内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真正发挥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冲突只好在街头宣泄，然后以镇压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布的二零一三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显示，公共安全开支预算（7690.80亿元）超过了国防支出预算（7406.22亿元），如此庞大的维稳支出，对于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直线上升的情况却束手无策，「越维越不稳」，原因出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问题。那就是各个阶级或社会群体无法进入国家体制直接表达其主张或参与决策，以至于政府的决策无法真正反映和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如果共产党仍以维稳思维来应付人民群众，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中的贫富矛盾便会越来越难以解除。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剧变的中国大陆，我国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中，一定要将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纳入管理。台湾的中国民主化策略，不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岛国偏安自保行动，而要有参与民主中国缔造和文明崛起，促成两岸历史和解，以便为台湾创造出最大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的远大目标。
（本文为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民主进步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台湾对中国民主化的策略》对中政策扩大会议引言稿）
民国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十二时半于台北晴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