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失去自由，徐明跌入了地狱的最底层，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而王功权则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成为中国心灵最自由的商人。
●关注公益活动的商人王功权，9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当晚正式刑事拘留，罪名竟是扰乱公共秩序，引起网上一片哗然。
大不了坐牢，大不了死，大不了生不如死。──王功权
这个题目似乎过於夸张了——尽管王功权家财万贯，在资本市场名声卓着，但在习近平的眼中，依然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而已。习近平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将王功权捏死——这是真的。如今，王功权已经身陷看守所，等待他的也许是罗织罪名、装模作样的审判以及漫长的刑期；而习近平正在仿效伟大领袖毛泽东向“强有力的权威领袖”的方向大步迈进.
习近平向公民社会全面开战
我与王功权仅有数面之缘。二零一二年秋，他在纽约请我吃地道的川菜，我们一起讨论“新公民运动”的前景。我直言不讳地说出真实想法：“新公民运动”的内容稍嫌空泛，并未如《零八宪章》那样对未来中国的国家建构、政府运作和社会格局作出具体的规划与展望。况且，“新”的定义名不正言不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公民社会，既然没有“旧”，何来“新”？
若以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为例，在告别共产主义体制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是这些国家因为具有源远流长的公民社会传统.捷克在被德国吞并及战后共产化之前，有数十年共和国的历史；而波兰则拥有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议会，以及成熟的联邦体制。又以台湾和香港为例，台湾在日治时代就奠定了地方自治的模式，而香港在英治时代则留下了英式民主的遗产，这些都是公民社会的沃土与支援。与之相比，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几乎是从一无所有中开始，故而“路漫漫其修远兮”。
王功权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夺权者，不是陈胜、吴广、朱元璋、洪秀全之流的“吾可取而代之”的人物。王功权的所言所行，比如公开批评官商勾结、制作“新公民运动”的各种标识、签署有关民主宪政议题的声明、甚至到抓捕良心犯的警局门口抗议，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生活中如同家常便饭——但是，在中国，这就踩到了共产党的“红线”。这次抓捕，是当局企图传达给每一个潜在的王功权的红色刹车信号。
抓捕王功权，官方需要下的决心比当初抓捕刘晓波还要大。经过多年的封锁与冷冻，被捕时候的刘晓波的影响力，仅仅局限於“一小撮”异议人士当中——至於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影响力发酵若干倍，那是后话；而王功权是常常在公共媒体上露面的商人，在企业家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对王功权下手必然引发更大的震动和连锁反应。所以，抓捕王功权不可能是公安部长或政法委书记单独下的命令，必定经过习近平乃至整个政治局的首肯。抓捕王功权，是习近平政权对正在迅猛发展的公民社会全面开战的标志性事件。公民社会强一分，中共的独裁体制自然就弱一分，习近平当然不愿坐视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许志永、王功权被捕，是中国公民运动的顿挫。尽管如此，公民社会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一个只有奴才和暴民的社会不可能实现和平转型。今日之中国，宛如鱼游於鼎沸之中、燕栖於危巢之内，当事人懵懂不觉、优哉游哉。暴戾之气，上上下下冲撞与激荡。官方日渐暴露出警察国家之真面目，结合锦衣卫和盖世太保的传统，从现实世界到网络之中，“保龙一族”无所不在；而民间亦悲情与怨恨齐飞，杨佳与艾未未等被奉为关公式的“武圣人”。夹在两者中间的，正是许志永、王功权等理性、温和、非暴力的主张者。许志永参与浙江钱云会案的独立调查工作，得出的结论与民间所期待的不一致，立即就被唾沫所淹没，甚至被扣上官府的走狗和五毛的帽子。
在此种情境之中，做孙文易，做梁启超难；做杨佳和艾未未易，做刘晓波和王功权难.当满清政权要追杀梁启超这样的温和派的时候，孙文就开始揭竿而起了；同样，当中共政权抓捕了刘晓波和王功权的时候，暴力革命的前景就昭然若揭了。
满清和国民党败在以商人为敌
习近平虽然有一顶博士帽子，却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假博士。他腹中空空、不学无术，当然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如果他对中国近代史稍稍瞭解一二，就不会贸然对王功权下手。因为，满清和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其重要原因都是以商人为敌。
晚清的中国，在列强面前屡战屡败，逐渐意识到船坚炮利背后是工业和商业的力量。於是，兴办招商局、电话局、开煤矿、修铁路，催生了近代的商人阶层。中国儒家传统中对商人的蔑视，由此发生巨大翻转.然而，商人与帝国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商人需要的是契约、法治、保护私有财产的政府等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帝国仍然把商人当作予取予夺的奴才——连你的身家性命都是我的，你的工厂、店铺和土地当然也是我的。
小商人唯利是图，大商人忧国忧民，官场的急剧腐败与实业救国的愿景渐行渐远，使得本来抵触革命的商人群体渐渐与革命合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由新军、会党、基督徒和商人四大群体共同发动的。其中，商人提供的经济资助至关重要。满清的显贵们以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和玩弄商人，殊不知商人却为他们挖掘了坟墓。中国商业史研究者吴比在《革命与生意》一书中，探讨了辛亥革命中的商业与商人的命运：张静江投资国民党，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笔投资，可以说，没有张静江就没有孙文与蒋介石；而李石曾无心插柳，资助一群热血青年留学法国，却在巴黎孕育了中国人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革命未尝不是商人的一笔生意？
辛亥革命之后，有过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居然是因为政府的无能和缺位。中国的政府从来没有像西方的政府那样成为商业贸易和实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而当国民党的权力巩固之后，便对资产阶级进行压制和归并。其腐败不堪的官僚机构和国家主义的统制型经济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下落不明”。抗战军兴，商人和企业家们基於民族大义，抛弃前嫌，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如卢作孚帮助东部工业之西迁功不可没.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之腐败变本加厉，中国经济走向崩溃，国民党政权自然丧失民心，进而失去政权。蒋介石因为得到江浙商人集团的支持，战胜党内党外的挑战者，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蒋介石也因为失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兵败如山倒，其败，非战之罪也。
做徐明，还是做王功权？
毛时代，商人和企业家阶层被扫荡殆尽.邓小平施行“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才又出现商人和企业家群体.乍暖还寒的八十年代，民营企业如履薄冰、步履蹒跚。“六四”屠杀之后短暂的顿挫，九十年代又绝处逢生。江泽民时代，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一时有佔据中国经济重量半壁江山的势头；胡锦涛时代，则又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像是忍气吞声的私生子。到了习近平时代，低人权、高耗能、重污染的“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习近平遂恶向胆边生，要拿民营企业开刀祭旗了。
最先感觉到阴风飕飕的商人们，其中的最大多数选择了公开效忠：“联想”的柳传志刻意强调，企业家不要关心政治事务；“阿里巴巴”的马云高调赞扬，邓小平“六四”杀人是艰难而正确的决定；差点混成共产党中央委员的梁稳根，其“三一重工”尽管受到国企打压，仍然甜言蜜语地说，我的财富全都是党的。潘石屹在电视上结结巴巴地表示，微薄大V要有自律；王石远赴哈佛游学，暂避风头；宗庆后遭神秘袭击，其女儿接受访问时说，考虑将资产外移。
看似多种选择，摆在商人们面前的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如同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中犹豫不决的丹麦王子的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商人也无法回避此一追问“做徐明，还是做王功权”？
在审判薄熙来的世纪大戏中，同为阶下囚的徐明，仍然在薄熙来面前抬不起头.薄熙来连珠炮式的追问，让徐明招架不住。这就是“一日为奴，终身为奴”的烙印。在薄熙来眼里，徐明就是奴才，就是他私人的钱袋子，哪配得上当“污点证人”？而徐明从温家投向薄家，早就犯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大忌，纵然乘坐私人飞机来来去去，但其倒台却在须臾之间.
同样是失去自由，徐明跌入了地狱的最底层，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而王功权则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成为中国心灵最自由的商人。商业史研究者吴比感叹说，商人的腰永远是弯的，向时代，向权力，也向逝去的流风与回雪。然而，王功权的腰却挺了起来，正如萧瀚所说：“无论王功权事件最终结果如何，他将不仅通过身陷囹圄为自己获得自由，也为当代中国商人指出了一条直立行走的新道路。”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商人效仿王功权，不仅为自己、为下一代，也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作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临终前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也许需要由商人群体来作出掷地有声的回答。
一九六一年，胡适手书杨万里的诗《桂源铺》，送给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的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今天，我也把这首诗送给狱中的王功权。为民主自由而风雨兼程的雷震已名垂青史，草菅人命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则臭不可闻；同样的道理，当王功权走出牢狱、走向光明而公义的中国大地之时，亦是习近平的丧钟响起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