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台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经济政策的三中全会已于本月结束，会议出台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改革举措，受到了西方观察人士的好评。这些政策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推行“新土改”及巩固社会安全网等。
但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为所谓的改革而制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不让人乐观，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加强法治和保护普通公民权利方面所做工作的仍然有限。相反，经济改革或许刚好能转移公众对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受到严厉打压的注意力。他们中有法律工作者许志永和郭飞雄，以及企业家王功权。自今年夏天以来，这三人一直处于拘禁之中。该运动旨在提倡公民权和人权。
有关部门正在对他们进行刑事调查，三人很可能都会被判处重刑。
2003年，许志永参与“三博士上书”，结束了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郭飞雄参与了广东的“太石村事件”，帮助当地村民维权，他们两人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在房地产业和高科技行业发家致富的成功商人王功权则为许志永个人提供经济支持。逮捕他们三人明显是为了将这场运动斩首，而此前已有20余名参与者被捕。
以前，当异见人士被逮捕时，主流社会往往讳莫如深；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打压行动引发许多著名人物站出来抗议，甚至一向谨小慎微的主流媒体也对此表示密切关注。官方的冷酷做法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官方绝不会容忍公众对他们施压或任何形式的反对力量——连新公民运动这种温和而合法的运动也不行。
新公民运动并不追求政治权力，也不鼓动仇恨与敌意。它认为，改革是个多层面的渐进过程，其内容涉及社会变革、发展自治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保护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
2010年，活动人士签署了一个集体行动的公民承诺，为这场运动拉开了帷幕。它成功地向教育部门请愿，要求允许随迁农民子女就地高考。去年，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呼吁政府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并在十几所城市推动讨论公共事务的同城聚餐活动。今年早些时候，新公民运动还搜集签名，敦促全国人大批准政府早已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
新公民运动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主张也属社会主流意见。它不以政权为目的，而是旨在创造一种制度环境，通过宪政和公民社会来制约权力。
这条中间道路试图超越传统的路径：被动改革和暴烈革命。它放弃狭隘的党派立场，而采用兼容并包的政治立场，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尤其试图缓解民众苦难。该运动吸取渐进主义的政治改革理论，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零星社会工程”概念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理论，而不是一夜间总解决的宏伟的乌托邦式计划。
该运动旨在扩大这样一个“中间社会”，即公民能够基于自己的观点聚合在一起，而不是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或者在体制中的地位。网络特别是微博平台已提升了数百万中国人的公民意识，这些物质需求已经获得满足的中国人正在追求尊严与公义，并进而寻找影响中国未来的机会。这个“中间社会”中的很多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藐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等意识形态陷阱，希望变革，但要通过有序、文明的方式进行变革。王功权称该运动为“建设性的反对派”。
但北京方面却无法容忍这种理性的、温和的运动，对此持敌视态度。就像三中全会公报显示的那样，政府只愿意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及需求进行改革。普通公民被排除在外。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表明，“特殊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碍，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垄断权力的欲望，以及对一个可以帮助中国软着陆的“中间社会”的恐惧。
抗争的代价非常大。王功权最近在关押中度过了自己52岁的生日。当许志永四个多月前被捕的时候，他的妻子已怀有身孕，他几乎肯定无法看到自己孩子的出生。郭飞雄已是第四次遭到关押，他的妻子和孩子已在美国避难。即便如此，这些活动人士仍不屈服；尽管他们采取温和的方式，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和毅力，即使再多的暴行也不会促使他们放弃对公民社会的追求，追求公民社会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他们在精神上足够强大。
面对这些无畏的公民，中国政府还能够自鸣得意吗？如果政府继续藐视自己的公民对尊严与公义越来越响亮的呼唤，所谓的改革怎么会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