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极权社会中的敌我意识
1、后极权主义社会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李慎之先生在给《哈维尔文集》作序时概括为：“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可见，后极权主义本质上仍然是极权主义，它们二者信奉阶级斗争说的历史法则的意识形态没有变；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先进阶级由先锋队带领，先锋队中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党的元首的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没有变；统治集团的“敌我”思维与“斗争”生活习惯没有变；政教合一式的“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也是道义中心的统治模式没有变；社会中的民众受到深入而细致的监控、管治没有变。
那么极权与后极权究竟有些什么变化呢？应该说它们的变化最主要是在环境与外在表现形式上。首先，世界环境已经变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类看清了信奉民族优秀的纳粹极权主义的罪恶，其随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使人类又看到了共产极权的阴暗，从而使人类从二十世纪初的向往强有力集权政府来结束世界动荡的“左倾”思潮中清醒过来，形成世界性地对种族优秀与阶级先进说下极权主义的祸害性产生警惕并设法阻止；其二、国内经济及民心变了。极权主义的严酷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日益显露，社会长期处于人权灾难泛滥，也常常因此民不聊生而濒临崩溃状态，民众的现实困境使他们思考个体牺牲是换来阶级或民族进步还是换来个体或集团私利的满足的问题，从而社会出现普遍的怀疑、悲观、绝望情绪；其三、极权统治领袖变了。通常在极权政体的创立者自然死亡情况下，新的掌权者为了挽救崩溃，缓解社会矛盾与压力，而选择以维持固有统治权为核心的立足民生上的改革。
基于这些外在变化，大致可以认为苏联及其东欧各国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进入了后极权社会，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进入了后极权社会，朝鲜直到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才进入后极权社会，由于越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若以胡志明去世为时间段就是1969年进入后极权社会。
极权与后极权的精细比较当然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那显然超出了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于从“敌我”思维及对抗的角度来分析极权与后极权社会。后极权时代由于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存在的合法性日益丧失，危机日益加深。对于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一方面想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又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质疑，于是就出现了表面开放中的形式改革与内在顽固下的本质保守的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变成了一种制度性依赖。
2、后极权社会对“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为什么需要“敌人”？原因主要有如下10个方面。
（1）“意识形态”困境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统治集团依然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则，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依然坚持“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套意识形态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资产阶级不可能不存在，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不断揭批、防止、镇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敌人”，后极权社会就显示不出自己意识形态的坚守，而这种立足阶级先进与落后斗争的“敌我”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寻找斗争的“敌人”，才彰显其革命性。所以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展开反对、清理“敌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价值等等运动。
（2）阶级使命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坚持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无阶级的纯洁单一的社会使命，虽然后极权社会由于世界环境的变化，已经难以找到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作为理论上代表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统治的存在，怎么可能离开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存在！而为了证明这个阶级存在与肩负的使命，那么就需要不断发现无产阶级致力消灭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存在，以“敌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以消灭“敌人”来证明自己阶级使命的延续。所以后极权社会不断掀起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罪恶的运动，将资本主义抹黑、塑造成符合自己理论消灭“敌人”的形象，从中寻求自己阶级革命存在的意义。
（3）制度惯性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完全延续着极权社会的制度架构，而这套制度是以高度集权来执行高效专政使命的制度，这套制度的本质是斗争、镇压“敌人”，维护统治，去完成历史法则赋予的使命。如果说极权社会这套制度更显示出主动向外的“消灭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进攻性的话，那么到了后极权时代这种主动消灭世界“敌人”的努力已经转化成对外的“不折腾”，并希望得到外界承认以获得自身合法性的防守。虽然后极权社会制度对外敌显示更多防守性，但对内宣传上强化、渲染“外敌”环伺、亡我之心不死，以激化本国爱国民族情绪却是坚持不懈的工作。后极权社会对内上，为维护统治权的稳固而采取的镇压的立场始终如一。这种建立于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统治模式，会将一切企图游离于其权力金字塔之外的东西视为对自己挑战的“敌人”而必将除之，于是社会中那些不在权力批准之外的公民自发性行动，如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等常常被解释为“敌对势力操控”。如果后极权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敌人”，在内寻找各种超越权力控制的势力定性为“敌对”，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镇压惯性的依据，制度的镇压机能就面临丧失，这会根本危及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来延续制度。
（4）合法性危机下“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在现实困境前缺乏了极权社会那种理论的自信，如果说极权社会将人类区划成先进与落后阶级，并赋予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的使命，在当时还有理论蛊惑下的民众信奉，到后极权社会在现实的灾难与世界的对比下，民众已经日益清醒认识到这种理论蛊惑的危害，从而质疑甚至否定这种理论，这样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民众追随基础发生了变化，权力合法依托出现崩溃，因而产生了现实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这种危机下，极权统治采取的常常不是检讨自我，而是从“敌人”阴谋寻找根源。于是任何质疑、否定甚至探讨自己政权合法性言论、行动，都一律被名之为“敌人”图谋颠覆国家政权。后极权主义面对合法性问题通过寻找“敌人”阴谋来对民众恐吓，对统治集团自身警戒、安抚，从而为延续自身粉饰、壮胆。所以任何在后极权社会中涉及统治合法性问题都总是被归结为“敌我”问题，“敌人”在这里成为极权合法性危机的最直接救济。
（5）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延续需要“敌人”
后极权社会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则需要延续固有的获利最大化的制度“优势”，一则需要安抚天下苦难的人心，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领域的改与政治领域的不改的精心设计。当中国社会陷入“转型陷阱”，即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会改革，社会中那些可能触及、影响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诉求就被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名之为“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西化”，从而将一个社会改革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与政权问题上，由此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维护变现成政权维护与意识形态捍卫，使社会改革问题政治化，改革路径分歧“敌对”化，进而实现绑架组织，绑架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之目的。这种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借用“敌人”来救助，在后极权社会是极为普遍而有效的。
（6）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等人类固有价值颠覆后需要“敌人”来护卫
后极权主义颠覆了人类固有的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等标准。在法制上哈维尔认为“与意识形态一样， 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哈维尔文集》《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所以后极权主义社会往往将捍卫法律的律师打入敌对势力。在道德上，后极权社会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哈维尔文集》中《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后极权主义面对摧毁的人类固有法制、道德、是非、善恶标准，除了将这一切挂上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招牌外，还将现实的一切试图坚守人类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标准者打入“敌人”行列，通过“敌人化”将后极权颠覆人类基本准则掩藏起来，将捍卫人类底线者转移成企图觊觎政权的“敌人”，从而达到转移矛盾，躲开与人类固有价值准则对抗的现实。
（7）社会矛盾激化下需要“敌人”作为借口
后极权主义在内外困境中必然面临民众日益觉醒后的抗争，社会矛盾会日益激化，一个自诩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怎么会面临社会民众的大规模抗争？怎么会有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怎么会有数以千万计的冤民上访？以极权主义的固有思维，那绝不是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统治模式出了问题，而应该是“敌对”势力从中作梗，甚至这些事件参与或上访陈冤者就是给政府制造麻烦，就是“敌情”。因此，统治集团自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凡是外在于权力控制的东西都是敌对的，以致郑州城建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关于经适房建别墅问题的提问时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中广网 《郑州副局长质问记者：替党说话 还是替百姓说话》 http://www.enorth.com.cn 2009-06-17 13:36）可见在官僚心中有着极为鲜明的党与百姓区划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上，后极权社会矛盾激化下的一切民众自发抗争，都随时会被定性为“敌对势力”，或被名之为“被敌对势力利用”。由于一切社会矛盾激化都是社会制度问题的体现，而制度问题是不容质疑的，所以社会激化矛盾事件转移成“敌我”矛盾就可以绕开触及根本制度的问题，而将矛盾处理也由制度反省与改进的沉重中简单化为对敌的“镇压”。
（8）“维稳”体制下部门与个体对“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的“稳定”被提到国策的高度而成为整个统治集团的首要任务。这种“维稳”体制的广泛直接表现在不断增加的经费上，2011年3月，中国财政部发布报告，称当年中国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2010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中国2010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2013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至7200亿人民币，相当于115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0.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监狱和其它对内安全机构的维稳总开支将会增长8.7%，达到7960亿人民币（约合1235亿美元）。从这些日益增长的数据来看，对内对外的形势都很严峻，其中对内的公共安全问题尤其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敌人”越来越多，“敌对势力”越来越强大，对抗“敌对势力”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从这种大幅增加的经费引发出各部门及其参与维稳个体对“敌人”的需求。
首先，那些直接承担社会“维稳”的部门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断向上面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扩充队伍，壮大本部门势力，进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门权力者在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当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员。所以“敌人”的存在及不断“强大”是参与对敌部门要权、要人、要经费的依据，因此需要有不断增加的“敌情”，不断恶化的形势，实在没有就虚构、夸大以达到让权力不敢轻视及离不开自身而顺应自己需求之目的。在这种需要下，参与对“敌”的部门自然奉行传统的“养寇自重”，或变民为敌。
其次，参与“维稳”对敌部门工作的个人需要建功立业，需要通过与“敌”斗争来显示自己的立场与对权力的忠诚，需要破获“敌人”来充实自己的工作总结，丰富自己的工作履历，铺设自己的晋升之路，染红自己的翎戴。于是这些努力发现“敌情”是他们的本职，苦心搜罗能被定性为“敌人”的材料是他们的业绩。“敌人”自然成为他们的需要。这种职业性的对“敌”需求，当然也使那些身处情治岗位而保有良心的人士陷入矛盾痛苦中，以致有的甚至都成为了自己职业的“敌人”，但不管具体从事这种情治对敌部门中有多少人感到痛苦，只要这种职业仍然是权力的必需，那么“敌人”就成为工作必不可少的对象。
再次，直接从“敌人”中获利。后极权社会产生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些专门捍卫政权的情治部门与工作对象——“敌人”在不断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许多地方的情治部门就会以“维稳”的名义由几名工作人员（有的甚至常常是携家带口地）陪工作对象到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地旅游。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工作消费，甚至有情治人员主动要求工作对象要“做些事”，否则他们不好向上面要经费。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那些情治人员而言，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不是所谓的“敌人”，但为了工作及利益，他们需要这么些可以对上面保工作、保经费、保编制、保福利、保消费的“敌人”。
（9）依附于极权理论的御用文人对“敌人”的需要
极权主义理论是一套很精细（或者也可以叫精明）的逻辑推演，它以不容置疑的前提设定来断定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形成容易让人信服的历史法则。后极权社会世界形势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后极权统治集团仍坚守这套逻辑，而依附于权力来注解这套极权主义理论的文士们成为这个政体庞大的鼓吹手。他们在证明自己对历史法则理论的捍卫及极权政体延续不可离开他们的重要时，也不断将理论争辩上升到“敌我”立场的高度，通过将异己的理论政治化、标签化，一则显示对权力统治的忠心，一则简化理论争辩的费心，达到权力来裁决理论争论之目的。这些依附于理论注释的文士，也需要“敌人”来证明自身在政体中的不可或缺。
（10）暴力统治需要“敌人”作为镇压的对象
后极权社会虽然没有了极权社会的严酷性，但是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仍然依靠暴力来维系的现实没有改变，他们依旧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且衡量一国统治者权力高低不是行政或党中地位的高低，而是以是否实际掌握军权为准，由此可见枪杆子在统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然而，随着人类对暴力危害及其合法性缺失的深入认识与警惕，暴力统治越来越成为人们厌弃的对象，那种坚持暴力统治的集团在世界日益走向孤立。后极权社会中的公民也在法制与人权意识提高基础上，日益学会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后极权依靠暴力的统治受到国内民众与世界文明人类的夹击，这样使暴力行使日益面临内外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统治的最大合法性是面对暴力反抗，从而反证自身存在的必要。于是后极权主义在危机到来时，期待有暴力出现，以解决自己使用暴力合法性的困扰。所以，重庆打黑时王立军公然表示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希望打黑战斗中听到枪声(图) 》2009年11月03日 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并为因为在打黑中没有听到枪声而遗憾。这其实深刻反映着暴力合法性的焦虑。
另外，2013年4月25日中午，广州一国保约一维权人士吃饭，意在劝阻他别参与“4.27”黄花岗网友聚会，席间国保说：“其实你这样搞没什么意思。你去了，我们就会把你带回来，也许你不怕拘留甚至判刑，但我们感到很烦，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没有成就感。你要是有胆量就干脆拿枪跟我们斗，那还好了，我一枪把你崩了，省了很多事，还有点成就感。”类似话语我听到过不只一次。读者千万别将国保这种话误读成是气话或玩笑，这其实是他们真正需求。对于暴力专政部门，暴力的存在是他们存在的基础，暴力的存在为他们使用暴力提供着合法依据，尤其在暴力专政缺失合法性时，社会的暴力反抗就为他们暴力统治存续的合法性提供了救济。
在这种制度性的对“敌人”的需要中，后极权社会的统治集团当然不能接受“没有敌人”的状况，甚至可以说“没有敌人”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因为这会摧毁意识形态信仰，会瓦解对抗性专政体制，会抽空暴力维稳制度的存在基础，会直接伤及大批与“敌人”作斗争的部门与队伍，会使整个权贵集团失去因害怕“敌人”而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所以，后极权社会对“敌人”的需要是全方位的。从某种意义而言，“敌人”成为后极权制度下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续命丹，因此，后极权社会也产生了对“敌人”的严重依赖症。这种病症就表现于社会长久处于持续不断制造“敌人”与消灭“敌人”的运动中。
3、制造“敌人”
后极权主义对“敌人”的需要显示出其存在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在外，世界对极权主义的危害已产生普遍的警惕与扼阻，在内，民众的法制与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抗争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统治集团的整体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应就是对一切质疑与反抗进行严酷镇压，将一切异己的声音与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就需要挖掘“敌人”甚至制造“敌人”，通过对敌人的发现与镇压来达到恐吓民间与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树敌”也成为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大支柱。为填充虚空的合法性，后极权体制努力寻求社会“敌人”普遍化、暴力化。在这种强烈需要“敌人”救济情况下，后极权主义向前迈进到主动制造“敌人”上。从某种意义而言，极权主义与人类为敌就是在制造敌人。极权主义将人类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竞争上升到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宣判了“敌人”的灭亡与“我方”的胜利，使相互竞争变成“我方”消灭“敌方”的历史、道义责任与使命。在这种使命下，“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依赖。我们从极权主义的历史中，读到纳粹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斯大林制造的“莫斯科审判案”，日本制造的“枊条沟铁路爆炸案”与“七七卢沟桥寻找失踪士兵案”。
俄罗斯学者尼洛夫在伦敦出版专著《列宁主义语言体系》中披露，1918年莫斯科发生的刺杀列宁案，实际上是经过列宁亲自批准的雇凶自残行动，以便给在全俄罗斯发动红色恐怖运动制造借口。如此种种主动制造“敌人” 以便为暴力镇压运动或侵略行动寻找口实的行径，在极权主义各国的历史真相中随处可见。
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敌人”救济的情况下，自然也会制造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敌人”，这其中有情治部门线人或特务故意给一些他们需要的“敌人”制造可以定罪的材料。这从多国陆续爆出的情治人员自传或对某些事件过后的揭露材料中，都可以看到制造“敌人”的事实。同时，后极权社会由于权力走向集团渔利，侵害公民权利成为后极权主义权力的本色，这样权力运转其实在各个领域持续而快速地制造着权利被侵害后奋起维权抗争的“敌人”。
对于后极权主义社会制造“敌人”，哈维尔讲述的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哈维尔说：1974年， 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 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拾，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 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 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 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 ，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 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哈维尔文集》）其实这种将业务骨干制造成“敌人”的情况在后极权社会是极其普遍的，我们且不说那个反“白专”的时代，就是今天那种“法官要讲政治”，大学教授“七不讲”等等的禁止，事实就是在不断制造“敌人”，将一批批秉持良心、保持人格、坚守独立思考的学人通通划入另册，变成“敌人”。
后极权主义制造“敌人”具有普遍性、持续性。因为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法制、道德等等方面，都颠覆着人类固有的价值标准，所以它必定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显示与人类固有文明价值的格格不入，而后极权主义改变这种格格不入的方式不是自我革新而是以权力的蛮横来改造或消灭与已不符的对象。所以，后极权体制下的每个触角都在持续伤残社会机体，都在制造自己的“敌人”。
（未完待续）
1、后极权主义社会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李慎之先生在给《哈维尔文集》作序时概括为：“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可见，后极权主义本质上仍然是极权主义，它们二者信奉阶级斗争说的历史法则的意识形态没有变；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先进阶级由先锋队带领，先锋队中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党的元首的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没有变；统治集团的“敌我”思维与“斗争”生活习惯没有变；政教合一式的“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也是道义中心的统治模式没有变；社会中的民众受到深入而细致的监控、管治没有变。
那么极权与后极权究竟有些什么变化呢？应该说它们的变化最主要是在环境与外在表现形式上。首先，世界环境已经变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类看清了信奉民族优秀的纳粹极权主义的罪恶，其随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使人类又看到了共产极权的阴暗，从而使人类从二十世纪初的向往强有力集权政府来结束世界动荡的“左倾”思潮中清醒过来，形成世界性地对种族优秀与阶级先进说下极权主义的祸害性产生警惕并设法阻止；其二、国内经济及民心变了。极权主义的严酷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日益显露，社会长期处于人权灾难泛滥，也常常因此民不聊生而濒临崩溃状态，民众的现实困境使他们思考个体牺牲是换来阶级或民族进步还是换来个体或集团私利的满足的问题，从而社会出现普遍的怀疑、悲观、绝望情绪；其三、极权统治领袖变了。通常在极权政体的创立者自然死亡情况下，新的掌权者为了挽救崩溃，缓解社会矛盾与压力，而选择以维持固有统治权为核心的立足民生上的改革。
基于这些外在变化，大致可以认为苏联及其东欧各国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进入了后极权社会，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进入了后极权社会，朝鲜直到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才进入后极权社会，由于越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若以胡志明去世为时间段就是1969年进入后极权社会。
极权与后极权的精细比较当然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那显然超出了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于从“敌我”思维及对抗的角度来分析极权与后极权社会。后极权时代由于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存在的合法性日益丧失，危机日益加深。对于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一方面想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又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质疑，于是就出现了表面开放中的形式改革与内在顽固下的本质保守的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变成了一种制度性依赖。
2、后极权社会对“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为什么需要“敌人”？原因主要有如下10个方面。
（1）“意识形态”困境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统治集团依然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则，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依然坚持“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套意识形态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资产阶级不可能不存在，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不断揭批、防止、镇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敌人”，后极权社会就显示不出自己意识形态的坚守，而这种立足阶级先进与落后斗争的“敌我”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寻找斗争的“敌人”，才彰显其革命性。所以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展开反对、清理“敌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价值等等运动。
（2）阶级使命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坚持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无阶级的纯洁单一的社会使命，虽然后极权社会由于世界环境的变化，已经难以找到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作为理论上代表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统治的存在，怎么可能离开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存在！而为了证明这个阶级存在与肩负的使命，那么就需要不断发现无产阶级致力消灭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存在，以“敌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以消灭“敌人”来证明自己阶级使命的延续。所以后极权社会不断掀起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罪恶的运动，将资本主义抹黑、塑造成符合自己理论消灭“敌人”的形象，从中寻求自己阶级革命存在的意义。
（3）制度惯性下的“敌人”需要
后极权社会完全延续着极权社会的制度架构，而这套制度是以高度集权来执行高效专政使命的制度，这套制度的本质是斗争、镇压“敌人”，维护统治，去完成历史法则赋予的使命。如果说极权社会这套制度更显示出主动向外的“消灭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进攻性的话，那么到了后极权时代这种主动消灭世界“敌人”的努力已经转化成对外的“不折腾”，并希望得到外界承认以获得自身合法性的防守。虽然后极权社会制度对外敌显示更多防守性，但对内宣传上强化、渲染“外敌”环伺、亡我之心不死，以激化本国爱国民族情绪却是坚持不懈的工作。后极权社会对内上，为维护统治权的稳固而采取的镇压的立场始终如一。这种建立于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统治模式，会将一切企图游离于其权力金字塔之外的东西视为对自己挑战的“敌人”而必将除之，于是社会中那些不在权力批准之外的公民自发性行动，如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等常常被解释为“敌对势力操控”。如果后极权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敌人”，在内寻找各种超越权力控制的势力定性为“敌对”，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镇压惯性的依据，制度的镇压机能就面临丧失，这会根本危及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来延续制度。
（4）合法性危机下“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在现实困境前缺乏了极权社会那种理论的自信，如果说极权社会将人类区划成先进与落后阶级，并赋予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的使命，在当时还有理论蛊惑下的民众信奉，到后极权社会在现实的灾难与世界的对比下，民众已经日益清醒认识到这种理论蛊惑的危害，从而质疑甚至否定这种理论，这样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民众追随基础发生了变化，权力合法依托出现崩溃，因而产生了现实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这种危机下，极权统治采取的常常不是检讨自我，而是从“敌人”阴谋寻找根源。于是任何质疑、否定甚至探讨自己政权合法性言论、行动，都一律被名之为“敌人”图谋颠覆国家政权。后极权主义面对合法性问题通过寻找“敌人”阴谋来对民众恐吓，对统治集团自身警戒、安抚，从而为延续自身粉饰、壮胆。所以任何在后极权社会中涉及统治合法性问题都总是被归结为“敌我”问题，“敌人”在这里成为极权合法性危机的最直接救济。
（5）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延续需要“敌人”
后极权社会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则需要延续固有的获利最大化的制度“优势”，一则需要安抚天下苦难的人心，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领域的改与政治领域的不改的精心设计。当中国社会陷入“转型陷阱”，即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会改革，社会中那些可能触及、影响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诉求就被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名之为“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西化”，从而将一个社会改革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与政权问题上，由此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维护变现成政权维护与意识形态捍卫，使社会改革问题政治化，改革路径分歧“敌对”化，进而实现绑架组织，绑架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之目的。这种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借用“敌人”来救助，在后极权社会是极为普遍而有效的。
（6）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等人类固有价值颠覆后需要“敌人”来护卫
后极权主义颠覆了人类固有的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等标准。在法制上哈维尔认为“与意识形态一样， 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哈维尔文集》《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所以后极权主义社会往往将捍卫法律的律师打入敌对势力。在道德上，后极权社会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哈维尔文集》中《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后极权主义面对摧毁的人类固有法制、道德、是非、善恶标准，除了将这一切挂上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招牌外，还将现实的一切试图坚守人类法制、道德、是非、善恶等标准者打入“敌人”行列，通过“敌人化”将后极权颠覆人类基本准则掩藏起来，将捍卫人类底线者转移成企图觊觎政权的“敌人”，从而达到转移矛盾，躲开与人类固有价值准则对抗的现实。
（7）社会矛盾激化下需要“敌人”作为借口
后极权主义在内外困境中必然面临民众日益觉醒后的抗争，社会矛盾会日益激化，一个自诩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怎么会面临社会民众的大规模抗争？怎么会有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怎么会有数以千万计的冤民上访？以极权主义的固有思维，那绝不是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统治模式出了问题，而应该是“敌对”势力从中作梗，甚至这些事件参与或上访陈冤者就是给政府制造麻烦，就是“敌情”。因此，统治集团自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凡是外在于权力控制的东西都是敌对的，以致郑州城建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关于经适房建别墅问题的提问时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中广网 《郑州副局长质问记者：替党说话 还是替百姓说话》 http://www.enorth.com.cn 2009-06-17 13:36）可见在官僚心中有着极为鲜明的党与百姓区划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上，后极权社会矛盾激化下的一切民众自发抗争，都随时会被定性为“敌对势力”，或被名之为“被敌对势力利用”。由于一切社会矛盾激化都是社会制度问题的体现，而制度问题是不容质疑的，所以社会激化矛盾事件转移成“敌我”矛盾就可以绕开触及根本制度的问题，而将矛盾处理也由制度反省与改进的沉重中简单化为对敌的“镇压”。
（8）“维稳”体制下部门与个体对“敌人”的需要
后极权社会的“稳定”被提到国策的高度而成为整个统治集团的首要任务。这种“维稳”体制的广泛直接表现在不断增加的经费上，2011年3月，中国财政部发布报告，称当年中国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2010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中国2010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2013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至7200亿人民币，相当于115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0.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监狱和其它对内安全机构的维稳总开支将会增长8.7%，达到7960亿人民币（约合1235亿美元）。从这些日益增长的数据来看，对内对外的形势都很严峻，其中对内的公共安全问题尤其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敌人”越来越多，“敌对势力”越来越强大，对抗“敌对势力”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从这种大幅增加的经费引发出各部门及其参与维稳个体对“敌人”的需求。
首先，那些直接承担社会“维稳”的部门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断向上面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扩充队伍，壮大本部门势力，进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门权力者在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当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员。所以“敌人”的存在及不断“强大”是参与对敌部门要权、要人、要经费的依据，因此需要有不断增加的“敌情”，不断恶化的形势，实在没有就虚构、夸大以达到让权力不敢轻视及离不开自身而顺应自己需求之目的。在这种需要下，参与对“敌”的部门自然奉行传统的“养寇自重”，或变民为敌。
其次，参与“维稳”对敌部门工作的个人需要建功立业，需要通过与“敌”斗争来显示自己的立场与对权力的忠诚，需要破获“敌人”来充实自己的工作总结，丰富自己的工作履历，铺设自己的晋升之路，染红自己的翎戴。于是这些努力发现“敌情”是他们的本职，苦心搜罗能被定性为“敌人”的材料是他们的业绩。“敌人”自然成为他们的需要。这种职业性的对“敌”需求，当然也使那些身处情治岗位而保有良心的人士陷入矛盾痛苦中，以致有的甚至都成为了自己职业的“敌人”，但不管具体从事这种情治对敌部门中有多少人感到痛苦，只要这种职业仍然是权力的必需，那么“敌人”就成为工作必不可少的对象。
再次，直接从“敌人”中获利。后极权社会产生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些专门捍卫政权的情治部门与工作对象——“敌人”在不断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许多地方的情治部门就会以“维稳”的名义由几名工作人员（有的甚至常常是携家带口地）陪工作对象到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地旅游。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工作消费，甚至有情治人员主动要求工作对象要“做些事”，否则他们不好向上面要经费。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那些情治人员而言，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不是所谓的“敌人”，但为了工作及利益，他们需要这么些可以对上面保工作、保经费、保编制、保福利、保消费的“敌人”。
（9）依附于极权理论的御用文人对“敌人”的需要
极权主义理论是一套很精细（或者也可以叫精明）的逻辑推演，它以不容置疑的前提设定来断定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形成容易让人信服的历史法则。后极权社会世界形势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后极权统治集团仍坚守这套逻辑，而依附于权力来注解这套极权主义理论的文士们成为这个政体庞大的鼓吹手。他们在证明自己对历史法则理论的捍卫及极权政体延续不可离开他们的重要时，也不断将理论争辩上升到“敌我”立场的高度，通过将异己的理论政治化、标签化，一则显示对权力统治的忠心，一则简化理论争辩的费心，达到权力来裁决理论争论之目的。这些依附于理论注释的文士，也需要“敌人”来证明自身在政体中的不可或缺。
（10）暴力统治需要“敌人”作为镇压的对象
后极权社会虽然没有了极权社会的严酷性，但是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仍然依靠暴力来维系的现实没有改变，他们依旧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且衡量一国统治者权力高低不是行政或党中地位的高低，而是以是否实际掌握军权为准，由此可见枪杆子在统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然而，随着人类对暴力危害及其合法性缺失的深入认识与警惕，暴力统治越来越成为人们厌弃的对象，那种坚持暴力统治的集团在世界日益走向孤立。后极权社会中的公民也在法制与人权意识提高基础上，日益学会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后极权依靠暴力的统治受到国内民众与世界文明人类的夹击，这样使暴力行使日益面临内外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统治的最大合法性是面对暴力反抗，从而反证自身存在的必要。于是后极权主义在危机到来时，期待有暴力出现，以解决自己使用暴力合法性的困扰。所以，重庆打黑时王立军公然表示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希望打黑战斗中听到枪声(图) 》2009年11月03日 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并为因为在打黑中没有听到枪声而遗憾。这其实深刻反映着暴力合法性的焦虑。
另外，2013年4月25日中午，广州一国保约一维权人士吃饭，意在劝阻他别参与“4.27”黄花岗网友聚会，席间国保说：“其实你这样搞没什么意思。你去了，我们就会把你带回来，也许你不怕拘留甚至判刑，但我们感到很烦，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没有成就感。你要是有胆量就干脆拿枪跟我们斗，那还好了，我一枪把你崩了，省了很多事，还有点成就感。”类似话语我听到过不只一次。读者千万别将国保这种话误读成是气话或玩笑，这其实是他们真正需求。对于暴力专政部门，暴力的存在是他们存在的基础，暴力的存在为他们使用暴力提供着合法依据，尤其在暴力专政缺失合法性时，社会的暴力反抗就为他们暴力统治存续的合法性提供了救济。
在这种制度性的对“敌人”的需要中，后极权社会的统治集团当然不能接受“没有敌人”的状况，甚至可以说“没有敌人”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因为这会摧毁意识形态信仰，会瓦解对抗性专政体制，会抽空暴力维稳制度的存在基础，会直接伤及大批与“敌人”作斗争的部门与队伍，会使整个权贵集团失去因害怕“敌人”而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所以，后极权社会对“敌人”的需要是全方位的。从某种意义而言，“敌人”成为后极权制度下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续命丹，因此，后极权社会也产生了对“敌人”的严重依赖症。这种病症就表现于社会长久处于持续不断制造“敌人”与消灭“敌人”的运动中。
3、制造“敌人”
后极权主义对“敌人”的需要显示出其存在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在外，世界对极权主义的危害已产生普遍的警惕与扼阻，在内，民众的法制与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抗争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统治集团的整体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应就是对一切质疑与反抗进行严酷镇压，将一切异己的声音与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就需要挖掘“敌人”甚至制造“敌人”，通过对敌人的发现与镇压来达到恐吓民间与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树敌”也成为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大支柱。为填充虚空的合法性，后极权体制努力寻求社会“敌人”普遍化、暴力化。在这种强烈需要“敌人”救济情况下，后极权主义向前迈进到主动制造“敌人”上。从某种意义而言，极权主义与人类为敌就是在制造敌人。极权主义将人类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竞争上升到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宣判了“敌人”的灭亡与“我方”的胜利，使相互竞争变成“我方”消灭“敌方”的历史、道义责任与使命。在这种使命下，“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依赖。我们从极权主义的历史中，读到纳粹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斯大林制造的“莫斯科审判案”，日本制造的“枊条沟铁路爆炸案”与“七七卢沟桥寻找失踪士兵案”。
俄罗斯学者尼洛夫在伦敦出版专著《列宁主义语言体系》中披露，1918年莫斯科发生的刺杀列宁案，实际上是经过列宁亲自批准的雇凶自残行动，以便给在全俄罗斯发动红色恐怖运动制造借口。如此种种主动制造“敌人” 以便为暴力镇压运动或侵略行动寻找口实的行径，在极权主义各国的历史真相中随处可见。
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敌人”救济的情况下，自然也会制造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敌人”，这其中有情治部门线人或特务故意给一些他们需要的“敌人”制造可以定罪的材料。这从多国陆续爆出的情治人员自传或对某些事件过后的揭露材料中，都可以看到制造“敌人”的事实。同时，后极权社会由于权力走向集团渔利，侵害公民权利成为后极权主义权力的本色，这样权力运转其实在各个领域持续而快速地制造着权利被侵害后奋起维权抗争的“敌人”。
对于后极权主义社会制造“敌人”，哈维尔讲述的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哈维尔说：1974年， 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 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拾，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 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 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 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 ，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 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哈维尔文集》）其实这种将业务骨干制造成“敌人”的情况在后极权社会是极其普遍的，我们且不说那个反“白专”的时代，就是今天那种“法官要讲政治”，大学教授“七不讲”等等的禁止，事实就是在不断制造“敌人”，将一批批秉持良心、保持人格、坚守独立思考的学人通通划入另册，变成“敌人”。
后极权主义制造“敌人”具有普遍性、持续性。因为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法制、道德等等方面，都颠覆着人类固有的价值标准，所以它必定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显示与人类固有文明价值的格格不入，而后极权主义改变这种格格不入的方式不是自我革新而是以权力的蛮横来改造或消灭与已不符的对象。所以，后极权体制下的每个触角都在持续伤残社会机体，都在制造自己的“敌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