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6日，我的朋友宋旭民老师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房山家中病逝，时年65岁。当我从网络上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与痛心！因此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予以纪念。
对于宋旭民，丁朗父在《守望者群像之宋旭民》中说：“老宋，是宋旭民。虽然不是宋公明。但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字来，八百年前应当是一家。”这就是说，在丁朗父看来，宋旭民与宋江八百年前是一家，都姓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宋旭民其父本姓张，曾在民国政府和国军中任职，在国共战后民国政府溃败撤离后，当时其母亲返回乡下后迫于求生再改嫁随姓宋。
1948年2月10日，宋旭民在北京出生，因当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故宋旭民的俗名叫大年。其祖籍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东马营（新城县现更名为高碑店市）。这个地区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督亢之地’，这里历史久远，北宋年间杨家将曾在此驻军安营守卫边境，遂有东马营之名。东马营位于白洋淀北边，与著名的北方小商品集散地白沟，隔着白沟河相望。白沟河、兰沟河和南拒马河在东马营交汇成大清河。过去年间这里水路非常畅通，南与白洋淀相连，北可通北京，东向直达天津。
宋旭民告诉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地主。其外祖父还是一位私塾先生。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其祖父和外祖父都被划为大地主。又由于他的所有亲戚都是天主教徒，所以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其外祖父家因为既是地主又是天主教徒，在中共建政之后，就有十来口人遭到杀戮。其中他的姨父曾任河北涞水县县长后调任甘肃某县县长。
天主教保定教区的主教范学淹与宋旭民的父亲张焘山曾是同学。范学淹出生于1907年，河北清苑县人。1918年，范学淹入保定西关备修院学习，后转入圣若瑟小修院。1927年，又到北京阜成门外圣文生石门大修院学习哲学与神学。一年后，范学淹被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选派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34年，范学淹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并在罗马晋升为神父。1935年，范学淹回国，在保定教区传教。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许多亲友以及神职人员撤离中国之时，范学淹毅然决然地留在中国。对此，他曾表示：“我是中国人，我的圣召在中国，相信我即使是死在中国，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祝福，是天主对我们民族的认定，因为他接纳了这块土地上的祭品，接纳了这个民族的儿子。”
1951年，范学淹被任命为保定教区主教，成为第三位在中国担任主教的中国人。随后，中共当局开展“三自（自治、自义、自传）运动”，并组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对此，范学淹拒绝被中共当局统战，拒绝加入“爱国会”，并当众宣告：“爱国会”是强迫教会与教宗分离的裂教组织，还对教友说：“任何人不许参与“爱国会”神父的弥撒，因为那是帮助他们犯罪，既使是走走形式，也是为他们捧场”。
为此，1958年初，范学淹被逮捕，随后遭到批斗并被判处十年劳教，直到1969年底刑满出狱。1976年因为罗马教宗保罗六世致信范学淹，祝福他担任主教25周年。保罗六世在信上说：“阁下诚属忠心耿耿，无愧于群羊之典范，是朕和普世教会最可爱的教区领袖和司牧。”
又因为保罗六世的嘉奖和鼓励，中共政权又在1977年将范学淹再次逮捕，将其关押在看守所，直到1980年初将其无罪释放。1982年，又因为写信给教宗而第三次被捕，并以“里通外国罪、私自祝圣主教、神父”判刑十年，在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1987年11月17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将已经81岁的范学淹假释出狱，将他软禁在保定市旧道大堂内。
1989年11月20日，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聚集在陕西三原教区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举行会议，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当时，范学淹由于被软禁而未能亲自出席，却被众主教一致选举为第一任团长。
范学淹因此成为公认的地下天主教会领袖。为此，中共当局于1990年11月3日，将范学淹秘密带走，软禁的石家庄烈士陵园一个月后，又被秘密关押在承德宽城县潘家水库内一小岛上。1992年4月，范学淹因不明原因去世，中共当局动用大批公安武警将用绿色塑料布裹的范学淹的遗体，丢在清苑县小望亭教堂门口。
范学淹去世之后，几天内，有15万人次从全国各地前来吊唁范学淹。而4月24日安葬时，有4万名教友前去送葬。2001年4月24日，中共当局又用推土机把范学淹的坟给推平了。范学淹的遭遇如此悲壮，彰显了一个天主教徒伟大的救世使命和殉道精神。
宋旭民的父亲张焘山，在中共建政初期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就被当局直接处决杀害了。父亲死的时候，宋旭民只有两三岁，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记忆。从母亲和舅舅的口中，还有其他人的回忆中，宋旭民知道了一些父亲的事情。他的父亲出生于1912年，与民国同年，曾到奥地利留学，回国后先考入保定军校，后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抗战时间曾带兵与共产党军队在京津地区作战。在与共军作战期间，宋旭民的母亲成为随军家属，宋旭民的大舅也长期担任其父亲的卫兵。
张焘山曾以化名在军统任职，是国民党蓝衣社的重要创始者和组织者。据丁三在《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一书中叙述，蓝衣社又叫三民主义力行社，在蒋介石的支持并担任社长之下，1932年3月1日，滕杰、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康泽、肖赞育等人发起成立蓝衣社。1938年，蓝衣社解散。不过，在丁三的书中，并没有提到张焘山的名字，可能与张焘山用化名参与蓝衣社有关。
张焘山曾在北京市警察局担任领导，在其任职期间，组织抓捕了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一时轰动。根据史料记载，川岛芳子是在1945年10月日本战败后，在北京东四九条胡同34号被抓的。川岛芳子是清末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的第14个女儿，后来被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后来成为日本间谍，参与组建“满洲国”，并担任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1948年，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处死。
张焘山有一个弟弟叫张海山，高中毕业，曾给国民政府担任过电报员，有一个妹妹也曾到奥地利留学，另一个妹妹叫张景华，曾在武汉中南神学院。宋旭民儿子宋炯辉对我说，他的两位姑奶奶都终身修女未婚未成家，后来其小姑奶奶住在上海，曾收养过女儿。
宋旭民的母亲也曾经在保定教会学校上过学。在宋旭民的父亲被杀了之后，其母亲为了宋旭民和弟弟，毅然决然地改嫁到隔着两个村的丰元庄一个姓宋的贫穷家庭。因此，宋旭民虽然一共弟兄姊妹四个，但只有大弟弟和他是同父同母的，小弟弟和妹妹与他却是异父兄第。其大弟弟出生在1949年，后来害怕受到父亲牵连，谎称是1950年出生。
虽然其母亲改嫁了，却仍然没有使宋旭民身上“黑五类”孩子的身份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宋旭民读了初中，要上高中，当地政府却不允许他上。就是因为成分不好，导致全班只有他一个不能考高中。
失学后一家十余口人生活都放在当时年幼的宋旭民身上，为一家衣食奔波曾任过村教师、村会计，后来因乡村干部欺压等，后自学木工、画工等手艺谋生。“文革”期间，宋旭民来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为老师们做家具。八十年代初，宋旭民用多年的微薄积蓄并争取了贷款，先后创办开了两家化工厂，其中一家后被强改制为政府所有企业，至今还在维持生产运营。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宋旭民将其大部分资财投入到接济和资助因“六四”落难的学生，将他们带到海南躲避。许多人肯定还记得，当他们从监狱里出来，无家可归、无路可走时，宋旭民那里是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永远温暖的家。可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宋旭民那里，找到了人间的真情和公义，恢复了生活的勇气，重新走上人生的旅途。
在这些得到救助的学生中，就有本名叫胡春林的任不寐。为此，在宋旭民去世之后第三天，即9月19日，已经流亡加拿大将近十年并成为一名基督教传道人的任不寐，在其凤凰网的博客撰写了《问答与回应：祭宋旭民文，大英雄何竟死亡》一文：
同窗20年：一位老朋友去世了……不寐为他写点什么吧……
2013年9月16日凌晨三点，老宋走了。阔别20年，从此永诀。这是24年来最凄凉的秋天，叶落幽谷，紫陌浮沉。百年未了之情，续千年迷魂，还是万里无云，还是我们永恒的悲伤。羁旅重洋，波斯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非利士人如蚁，更有好消息阻隔迦南，望断京辅。长天追迹，音容散尽，痛何如哉。
与老宋相识，是两代断桥的忘年偶遇。斯人已去，自由更加遥远。24年的连续破碎，夫复何言。不寐仓促，白洋淀而海南岛，同学而陌路，白驹苍狗，渐行渐远。倏忽永夜，纷纭那时年轻的过河之卿，在霾国红尘中咀嚼各种亏欠，无力偿还。燕赵悲歌，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再无一人是男儿。只问魂归何处，天地寂寞。
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英雄何竟在阵上仆倒，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宋旭民哪，我为你悲伤。
对于宋旭民，丁朗父在《守望者群像之宋旭民》中说：“老宋，是宋旭民。虽然不是宋公明。但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字来，八百年前应当是一家。”这就是说，在丁朗父看来，宋旭民与宋江八百年前是一家，都姓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宋旭民其父本姓张，曾在民国政府和国军中任职，在国共战后民国政府溃败撤离后，当时其母亲返回乡下后迫于求生再改嫁随姓宋。
1948年2月10日，宋旭民在北京出生，因当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故宋旭民的俗名叫大年。其祖籍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东马营（新城县现更名为高碑店市）。这个地区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督亢之地’，这里历史久远，北宋年间杨家将曾在此驻军安营守卫边境，遂有东马营之名。东马营位于白洋淀北边，与著名的北方小商品集散地白沟，隔着白沟河相望。白沟河、兰沟河和南拒马河在东马营交汇成大清河。过去年间这里水路非常畅通，南与白洋淀相连，北可通北京，东向直达天津。
宋旭民告诉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地主。其外祖父还是一位私塾先生。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其祖父和外祖父都被划为大地主。又由于他的所有亲戚都是天主教徒，所以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其外祖父家因为既是地主又是天主教徒，在中共建政之后，就有十来口人遭到杀戮。其中他的姨父曾任河北涞水县县长后调任甘肃某县县长。
天主教保定教区的主教范学淹与宋旭民的父亲张焘山曾是同学。范学淹出生于1907年，河北清苑县人。1918年，范学淹入保定西关备修院学习，后转入圣若瑟小修院。1927年，又到北京阜成门外圣文生石门大修院学习哲学与神学。一年后，范学淹被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选派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34年，范学淹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并在罗马晋升为神父。1935年，范学淹回国，在保定教区传教。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许多亲友以及神职人员撤离中国之时，范学淹毅然决然地留在中国。对此，他曾表示：“我是中国人，我的圣召在中国，相信我即使是死在中国，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祝福，是天主对我们民族的认定，因为他接纳了这块土地上的祭品，接纳了这个民族的儿子。”
1951年，范学淹被任命为保定教区主教，成为第三位在中国担任主教的中国人。随后，中共当局开展“三自（自治、自义、自传）运动”，并组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对此，范学淹拒绝被中共当局统战，拒绝加入“爱国会”，并当众宣告：“爱国会”是强迫教会与教宗分离的裂教组织，还对教友说：“任何人不许参与“爱国会”神父的弥撒，因为那是帮助他们犯罪，既使是走走形式，也是为他们捧场”。
为此，1958年初，范学淹被逮捕，随后遭到批斗并被判处十年劳教，直到1969年底刑满出狱。1976年因为罗马教宗保罗六世致信范学淹，祝福他担任主教25周年。保罗六世在信上说：“阁下诚属忠心耿耿，无愧于群羊之典范，是朕和普世教会最可爱的教区领袖和司牧。”
又因为保罗六世的嘉奖和鼓励，中共政权又在1977年将范学淹再次逮捕，将其关押在看守所，直到1980年初将其无罪释放。1982年，又因为写信给教宗而第三次被捕，并以“里通外国罪、私自祝圣主教、神父”判刑十年，在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1987年11月17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将已经81岁的范学淹假释出狱，将他软禁在保定市旧道大堂内。
1989年11月20日，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聚集在陕西三原教区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举行会议，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当时，范学淹由于被软禁而未能亲自出席，却被众主教一致选举为第一任团长。
范学淹因此成为公认的地下天主教会领袖。为此，中共当局于1990年11月3日，将范学淹秘密带走，软禁的石家庄烈士陵园一个月后，又被秘密关押在承德宽城县潘家水库内一小岛上。1992年4月，范学淹因不明原因去世，中共当局动用大批公安武警将用绿色塑料布裹的范学淹的遗体，丢在清苑县小望亭教堂门口。
范学淹去世之后，几天内，有15万人次从全国各地前来吊唁范学淹。而4月24日安葬时，有4万名教友前去送葬。2001年4月24日，中共当局又用推土机把范学淹的坟给推平了。范学淹的遭遇如此悲壮，彰显了一个天主教徒伟大的救世使命和殉道精神。
宋旭民的父亲张焘山，在中共建政初期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就被当局直接处决杀害了。父亲死的时候，宋旭民只有两三岁，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记忆。从母亲和舅舅的口中，还有其他人的回忆中，宋旭民知道了一些父亲的事情。他的父亲出生于1912年，与民国同年，曾到奥地利留学，回国后先考入保定军校，后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抗战时间曾带兵与共产党军队在京津地区作战。在与共军作战期间，宋旭民的母亲成为随军家属，宋旭民的大舅也长期担任其父亲的卫兵。
张焘山曾以化名在军统任职，是国民党蓝衣社的重要创始者和组织者。据丁三在《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一书中叙述，蓝衣社又叫三民主义力行社，在蒋介石的支持并担任社长之下，1932年3月1日，滕杰、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康泽、肖赞育等人发起成立蓝衣社。1938年，蓝衣社解散。不过，在丁三的书中，并没有提到张焘山的名字，可能与张焘山用化名参与蓝衣社有关。
张焘山曾在北京市警察局担任领导，在其任职期间，组织抓捕了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一时轰动。根据史料记载，川岛芳子是在1945年10月日本战败后，在北京东四九条胡同34号被抓的。川岛芳子是清末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的第14个女儿，后来被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后来成为日本间谍，参与组建“满洲国”，并担任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1948年，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处死。
张焘山有一个弟弟叫张海山，高中毕业，曾给国民政府担任过电报员，有一个妹妹也曾到奥地利留学，另一个妹妹叫张景华，曾在武汉中南神学院。宋旭民儿子宋炯辉对我说，他的两位姑奶奶都终身修女未婚未成家，后来其小姑奶奶住在上海，曾收养过女儿。
宋旭民的母亲也曾经在保定教会学校上过学。在宋旭民的父亲被杀了之后，其母亲为了宋旭民和弟弟，毅然决然地改嫁到隔着两个村的丰元庄一个姓宋的贫穷家庭。因此，宋旭民虽然一共弟兄姊妹四个，但只有大弟弟和他是同父同母的，小弟弟和妹妹与他却是异父兄第。其大弟弟出生在1949年，后来害怕受到父亲牵连，谎称是1950年出生。
虽然其母亲改嫁了，却仍然没有使宋旭民身上“黑五类”孩子的身份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宋旭民读了初中，要上高中，当地政府却不允许他上。就是因为成分不好，导致全班只有他一个不能考高中。
失学后一家十余口人生活都放在当时年幼的宋旭民身上，为一家衣食奔波曾任过村教师、村会计，后来因乡村干部欺压等，后自学木工、画工等手艺谋生。“文革”期间，宋旭民来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为老师们做家具。八十年代初，宋旭民用多年的微薄积蓄并争取了贷款，先后创办开了两家化工厂，其中一家后被强改制为政府所有企业，至今还在维持生产运营。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宋旭民将其大部分资财投入到接济和资助因“六四”落难的学生，将他们带到海南躲避。许多人肯定还记得，当他们从监狱里出来，无家可归、无路可走时，宋旭民那里是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永远温暖的家。可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宋旭民那里，找到了人间的真情和公义，恢复了生活的勇气，重新走上人生的旅途。
在这些得到救助的学生中，就有本名叫胡春林的任不寐。为此，在宋旭民去世之后第三天，即9月19日，已经流亡加拿大将近十年并成为一名基督教传道人的任不寐，在其凤凰网的博客撰写了《问答与回应：祭宋旭民文，大英雄何竟死亡》一文：
同窗20年：一位老朋友去世了……不寐为他写点什么吧……
2013年9月16日凌晨三点，老宋走了。阔别20年，从此永诀。这是24年来最凄凉的秋天，叶落幽谷，紫陌浮沉。百年未了之情，续千年迷魂，还是万里无云，还是我们永恒的悲伤。羁旅重洋，波斯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非利士人如蚁，更有好消息阻隔迦南，望断京辅。长天追迹，音容散尽，痛何如哉。
与老宋相识，是两代断桥的忘年偶遇。斯人已去，自由更加遥远。24年的连续破碎，夫复何言。不寐仓促，白洋淀而海南岛，同学而陌路，白驹苍狗，渐行渐远。倏忽永夜，纷纭那时年轻的过河之卿，在霾国红尘中咀嚼各种亏欠，无力偿还。燕赵悲歌，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再无一人是男儿。只问魂归何处，天地寂寞。
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英雄何竟在阵上仆倒，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宋旭民哪，我为你悲伤。
“六四”屠杀之后，面对中共政权的“红色恐怖”，对于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正在受到追惩和迫害的学生，连许多学生的亲友都因为恐惧远远地躲避他们。然而，宋旭民先生却毅然决然、尽已所能地救助他们，不仅倾尽自己的六、七十万资财，还冒着被中共治罪的巨大危险。在“六四”血腥未干的九十年代初，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也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因为他对“六四”学生的竭力帮助，以及天生具有的大哥风范，因此在民运圈被名副其实地尊称为“宋大哥”。
对于其“大哥风范”，我也亲身的感受到了。2003年，在好友李智英的介绍之下，我与“宋大哥”认识，后来还多次见到他，我还两次到他家里去拜望他。2005年初，当我还在周鸿陵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主编《新时代》杂志和“公民教育网”时，我还在杂志和网站上刊发他撰写的《和谐宣言》。2007年底，当时我在《国家历史》杂志担任记者，准备撰写其父亲张焘山的经历，我还去他家里采访，但由于他对父亲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后来只能作罢。
除了救助“六四”学生之外，宋旭民还参与到声援民运人士以及组党的活动中。在明镜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的许从平撰写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一书中，就记载了宋旭民参与声援王丹的签名活动。这份于1994年12月8日发出的《为保障王丹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紧急呼吁》，首先陈述了当时还留在大陆的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被国保警察骚扰的情况：“自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王丹受到了当局的全天候监视，并进而发展到被贴身跟踪。十二月七日下午，王丹依惯例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六七名便衣特务从四面跟踪而来，并以汽车、摩托车在王丹身后盘绕。在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便衣特务们用极为难听和恶毒的下流言词对他进行辱骂，并威胁说：‘你一出门，就打死你。’几个人还当场议论：‘等他一出来就揍他。’”
因此紧急呼吁书愤怒地表示：“当局的这种举动严重地威胁着王丹的人身安全，是对人权极端粗暴的践踏，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慨。希望当局立即解除对王丹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威胁，并希望国内外关心人权的人士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参与这一紧急呼吁的有：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林牧、包遵信、刘辽、马少方、杨海、吴双印、张建康、杨宽兴、闵琦、邵江、刘念春、宋旭民、马少华、刘贤斌、张宗爱、郑宝和、高军生、王凌云等22位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
除了参与签名声援之外，宋旭民还参与组党活动。1999年2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因为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的冯邵力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冯邵力，笔名洪辰，当时46岁，山西太原人，当时居住在北京，在1997年3月31日被羁押，同年5月7日被逮捕。直到2006年12月30日才刑满出狱。
与冯邵力一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还有中国文联所属的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笔名叫艾兴蕴的李增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国家建材局玻璃钢研究设计院人事教育处副处长王彦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钮葆，以及钮葆之妻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杂志社副总编唐志洁，他们三人都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而河南卫辉市人的许海连，被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判决书称：“冯邵力于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三月间，在本市西城区阜外北营房东里其家中，先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章程》、《战略决策总规划》、《战略计划编码》、《洪辰文选》等纲领、计划。冯邵力在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党两治、多元政治结构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建立第三共和。’并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辽宁省等地联络二十余人，企图发展为组织成员。”
判决书还称，冯邵力纠集王彦发及王怀武（男，三十九岁，已被判刑）、宋旭民（男，四十九岁，另案处理）等人，于1996年11月间，在北京市延庆县康庄二五一厂招待所内召开秘密会会议，会上讨论了由冯邵力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派章程》，确定其组织秘密开展活动，策划成立非法组织，确定冯邵力为华北组组长，王怀武为副组长，此次会议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预备会”，冯邵力在会上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将组织公开。冯邵力纠集李增春及王怀武、宋旭民于1997年1月至3月间，分别在天津市南开区炮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内和冯邵力的家中两次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更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了该组织章程，确定了该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中央工作委员会”，下设北方局与南方局。冯邵力任委员会总干事，其他人亦作了具体分工，会议还提出了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
对于此案，当时担任冯邵力辩护律师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和阎如玉在辩护词中表示，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有两个要点：一是使用暴力推翻国家统治权利或相应的政权机关；一是阴谋篡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冯邵力的行为仅限于改善党的领导，为改进党内政治生活，探讨新的政治格局，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起诉书指控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没有证据支持，缺乏事实说明。他主观上没有篡国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犯罪行为。因此应该推翻指控，判处冯邵力无罪。
这里两次提到宋旭民的名字，说明宋旭民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的组党工作，并因此被抓，只是后来没有被判刑。宋炯辉告诉我，当时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联系不上，也见不到父亲，事后听父亲说，他曾被送到看守所，另外是被关在宾馆，有政府人员陪同并被限制活动。
在散尽资财追求民主之后，宋旭民只能居住在二儿子宋炯辉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即使这样，他还是继续帮助一些朋友从事民主活动。记得在我认识他之后，曾有一个朋友向他借钱从事民主活动。他将钱借出之后，当然是有去无回，导致他在那个冬天没有钱支付暖气费而无法取暖。为此，挨冻了一个冬天的一家人还曾埋怨他。
正是因为他的散尽资财追求民主，好友李智英撰写的挽联说：“江湖身家，庙堂襟抱，燕赵多出奇伟男子；仗义疏财，呕心规划，天地永垂宋公名声。”
在去世之前，宋旭民时时期盼着中国早一天摆脱中共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转型。为此，我曾与他在2008年初有过深入交流。当时，他曾期望中国能在2012年实现民主转型。但是，“宋大哥”追求了一生，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转型。
自2013年初起，宋旭民夫妇因病危先后住院急救，宋旭民先后抢救三次后在四月初病情稍稍缓解后出院回家调养。9月16日是农历8月12日，也就是宋旭民在世最后一天，那一天也是宋旭民母亲的诞辰日。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农历8月11日是宋旭民妻子汤夫人寿辰。这一天，刚刚病危出院回家的第一周，有十数位多年未见的当年民运故友相约为汤夫人祝寿，宋旭民也陪伴老妻过了今生唯一且最后一次的生日。宋旭民的妻子，出生于1949年10月2日，农历8月11日。
宋旭民去世的时候走得很快，也很安详，嘴角还带着微笑。对此，其次子宋炯辉说：“父亲走得很圆满！”但是，我想，由于他至死都未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在其心中肯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对于其“大哥风范”，我也亲身的感受到了。2003年，在好友李智英的介绍之下，我与“宋大哥”认识，后来还多次见到他，我还两次到他家里去拜望他。2005年初，当我还在周鸿陵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主编《新时代》杂志和“公民教育网”时，我还在杂志和网站上刊发他撰写的《和谐宣言》。2007年底，当时我在《国家历史》杂志担任记者，准备撰写其父亲张焘山的经历，我还去他家里采访，但由于他对父亲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后来只能作罢。
除了救助“六四”学生之外，宋旭民还参与到声援民运人士以及组党的活动中。在明镜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的许从平撰写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一书中，就记载了宋旭民参与声援王丹的签名活动。这份于1994年12月8日发出的《为保障王丹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紧急呼吁》，首先陈述了当时还留在大陆的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被国保警察骚扰的情况：“自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王丹受到了当局的全天候监视，并进而发展到被贴身跟踪。十二月七日下午，王丹依惯例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六七名便衣特务从四面跟踪而来，并以汽车、摩托车在王丹身后盘绕。在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便衣特务们用极为难听和恶毒的下流言词对他进行辱骂，并威胁说：‘你一出门，就打死你。’几个人还当场议论：‘等他一出来就揍他。’”
因此紧急呼吁书愤怒地表示：“当局的这种举动严重地威胁着王丹的人身安全，是对人权极端粗暴的践踏，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慨。希望当局立即解除对王丹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威胁，并希望国内外关心人权的人士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参与这一紧急呼吁的有：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林牧、包遵信、刘辽、马少方、杨海、吴双印、张建康、杨宽兴、闵琦、邵江、刘念春、宋旭民、马少华、刘贤斌、张宗爱、郑宝和、高军生、王凌云等22位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
除了参与签名声援之外，宋旭民还参与组党活动。1999年2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因为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的冯邵力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冯邵力，笔名洪辰，当时46岁，山西太原人，当时居住在北京，在1997年3月31日被羁押，同年5月7日被逮捕。直到2006年12月30日才刑满出狱。
与冯邵力一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还有中国文联所属的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笔名叫艾兴蕴的李增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国家建材局玻璃钢研究设计院人事教育处副处长王彦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钮葆，以及钮葆之妻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杂志社副总编唐志洁，他们三人都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而河南卫辉市人的许海连，被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判决书称：“冯邵力于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三月间，在本市西城区阜外北营房东里其家中，先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章程》、《战略决策总规划》、《战略计划编码》、《洪辰文选》等纲领、计划。冯邵力在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党两治、多元政治结构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建立第三共和。’并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辽宁省等地联络二十余人，企图发展为组织成员。”
判决书还称，冯邵力纠集王彦发及王怀武（男，三十九岁，已被判刑）、宋旭民（男，四十九岁，另案处理）等人，于1996年11月间，在北京市延庆县康庄二五一厂招待所内召开秘密会会议，会上讨论了由冯邵力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派章程》，确定其组织秘密开展活动，策划成立非法组织，确定冯邵力为华北组组长，王怀武为副组长，此次会议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派预备会”，冯邵力在会上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将组织公开。冯邵力纠集李增春及王怀武、宋旭民于1997年1月至3月间，分别在天津市南开区炮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内和冯邵力的家中两次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民主派”更名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讨论修改了该组织章程，确定了该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中央工作委员会”，下设北方局与南方局。冯邵力任委员会总干事，其他人亦作了具体分工，会议还提出了在中共十五大前，召开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向全国寄发该组织的宣传材料，将该组织章程寄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该组织活动全面公开化。
对于此案，当时担任冯邵力辩护律师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和阎如玉在辩护词中表示，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有两个要点：一是使用暴力推翻国家统治权利或相应的政权机关；一是阴谋篡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权。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冯邵力的行为仅限于改善党的领导，为改进党内政治生活，探讨新的政治格局，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起诉书指控他“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没有证据支持，缺乏事实说明。他主观上没有篡国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犯罪行为。因此应该推翻指控，判处冯邵力无罪。
这里两次提到宋旭民的名字，说明宋旭民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派”的组党工作，并因此被抓，只是后来没有被判刑。宋炯辉告诉我，当时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联系不上，也见不到父亲，事后听父亲说，他曾被送到看守所，另外是被关在宾馆，有政府人员陪同并被限制活动。
在散尽资财追求民主之后，宋旭民只能居住在二儿子宋炯辉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即使这样，他还是继续帮助一些朋友从事民主活动。记得在我认识他之后，曾有一个朋友向他借钱从事民主活动。他将钱借出之后，当然是有去无回，导致他在那个冬天没有钱支付暖气费而无法取暖。为此，挨冻了一个冬天的一家人还曾埋怨他。
正是因为他的散尽资财追求民主，好友李智英撰写的挽联说：“江湖身家，庙堂襟抱，燕赵多出奇伟男子；仗义疏财，呕心规划，天地永垂宋公名声。”
在去世之前，宋旭民时时期盼着中国早一天摆脱中共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转型。为此，我曾与他在2008年初有过深入交流。当时，他曾期望中国能在2012年实现民主转型。但是，“宋大哥”追求了一生，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转型。
自2013年初起，宋旭民夫妇因病危先后住院急救，宋旭民先后抢救三次后在四月初病情稍稍缓解后出院回家调养。9月16日是农历8月12日，也就是宋旭民在世最后一天，那一天也是宋旭民母亲的诞辰日。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农历8月11日是宋旭民妻子汤夫人寿辰。这一天，刚刚病危出院回家的第一周，有十数位多年未见的当年民运故友相约为汤夫人祝寿，宋旭民也陪伴老妻过了今生唯一且最后一次的生日。宋旭民的妻子，出生于1949年10月2日，农历8月11日。
宋旭民去世的时候走得很快，也很安详，嘴角还带着微笑。对此，其次子宋炯辉说：“父亲走得很圆满！”但是，我想，由于他至死都未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在其心中肯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