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1月29日的《民主中国》刊登了美国纽约李大立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不要误入歧途——评卫子游“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 》，全文拜读！首先，感谢先生先生对拙文的关注！其次，对李先生身居海外，不忘为故国前途谋划的精神由衷感佩！海内外华裔的力量对加速中国民主进程，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不可小觑。就观点分歧方面，总体而言，不论李先生会作何想，以我个人的看法，不同意见之间的商榷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理越辩越明，真理经常出现于不同观点相互激荡之际，至关重要的是建立起公共论辩的机制。有了良性的公共辩论机制，才有可能催生出良性的公众意见和良好的公共政策。
下面，我就李先生提出来商榷的问题作些简要回答：
一、就中共现行体制必须向民主化转向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就开放党禁报禁，实现直选等问题上，我与李先生没有任何不同。这正是我在《论人民代表》这个系列中所阐发的中心论点。不理解李先生为何把我归入反对这些的人们之列。《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一文开宗明义就说明，我是就俞可平的文章谈体制内愿意向民主方向作些努力的人士——如果他们存在的话——还可以做哪些事的问题，作些补充，为此暂时撇开俞可平的观点对与错不论。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位置，并特意强调了自己的站位是“我这个异议人士”，所以，李先生把我与俞可平“一视同仁”，实在是对我的误读误解，应该是李先生阅读有欠仔细的结果。
二、我也没有说中国民主化道路只有「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两条，更没有主张海内外所有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的人士都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努力。我充其量是说，体制内开明人士如果想在民主进程方面着力，不必拘泥于“党内民主”与“基层直选”，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入手做些事。也不一定非得局限于我所提的两点，总之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
三、我更没有以避免出现混乱为理由主张民主缓行或不行。李先生这是在把这样的观点强加于我。相反，在《论人民代表》这个系列中，我对以稳定为由反对民主的观点作过十分严厉而全面的批判。
四、我说「中共各级党委会议」是「公共权力」机构，针对的是党委会议被认为只是一党的党内会议这个观点。我的意思是说，「中共各级党委会议」不是一党的私下开会，而是事实上的公共政策决策会议，因此就必须向公众开放。如果只是一党私会，该不该开放，就得由那个党自作主张了。至于中共党委是不是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看事实就得了，无须争论。我说它是最高权力机关，只是事实陈述，并没有包含价值判断，并没有说它的这个“是”是正当的。恰恰相反，我与李先生一样，也认为这是对人民主权的篡夺！
关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在《政治局统治一切才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论人民代表〉之十八》 一文中曾经作过区分，李先生有兴趣的话，无妨看看，网址如下：
http://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7005
http://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7005
五、「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之所以分别提出来，原因在于，在国内的官方宣传品里和全国人大与国外的交往中，人大常委会通常也被称为议会或被当作议会接待。既是议会或准议会，自然就不复存在“议会化”的问题，而各级党委会议原本不是议会，也从未有人从议会的角度看它。所以，我的意思是，党委会议当学习议会的工作方式，而人大常委会则是改进。在中共一党专政一时半会还没有被李先生主张的“颜色革命”推翻的当下，如果这两个会议能建立起公共论辩机制，对国内现在扭曲的政治生活无疑是一个改进，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李先生哪天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中共统治作些铺垫——说笑了。
《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使用“道路”一词，带有某种建构论理性主义的色彩，因此从更深的层面讲，与我的观念并不合拍。之所以选用这个词，主要考虑到针对性，是针对俞可平先生讲话中把“党内民主”与“基层直选”视作中国民主化“只可如此，不能其它”的道路而言的。从同样的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观念出发，我也不敢同意李先生的“歧途”说。所谓“歧途”，是针对“正途”的。可哪儿是中国民主道路的正途？谁也不是上帝，怎么就知道那条路是正途？一种政治格局的保有与崩溃，一种政治体制的延续与更新，是多种因子，多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民主不是对某个唯一正确的思想、伟人、“进步力量”的依赖，而是各种自发因素自由且有秩序的竞争。我写《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一文的初衷，不过是想解开某些束缚体制内人士的隐形绳索，以给中国添加些“增量民主”——俞可平先生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所以，李先生大可不必担忧一篇小文就能产生“把中国民主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
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临近，在此，预祝身在海外的李先生新年愉快！
附：
李大立：不要误入歧途
——评卫子游“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
作者：李大立 更新时间：1/29/2008
读罢《民主中国》1月10日发表的卫子游先生的文章“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见附件），深感不妥，窃以为该文有把中国民主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请教卫先生，更请广大读者讨论评议。
卫文中心论点是提出「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并且认为比俞可平提出的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更稳妥更有价值」。
关于「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卫先生认为：「中共党委会议进行议会制改革，一定时期内决策权仍然保持由中共各级党委掌握，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不会“易帜 ”，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又说：「中共各级党委实际掌握的决策权毫无疑问属于公共权力，理应公开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理应接受公共舆论监督。」具体做法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与会者的发言以实录的方式向市民公开发布。」
关于「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卫先生认为：「与党委会议一样，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履行职权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向公众开放，按现行体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免与职能监督权……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民意机关行使职权的方法，这就是辩论施政」。具体做法是：「各级人大常委的会议不仅应该公开举行，而且应该进行辩论，不同意见的代表之间，应该把意见当众表达出来，并用制度固定下来。」(毫无具体内容，和「党委会议议会化」有何区别？——笔者注)
这里就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与卫先生商榷：
一、「中共各级党委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共权力」机构？谁赋予他「公共权力」？他「实际掌握的决策权」从何而来？按照卫先生的说法，它无疑是各级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此，卫先生作何解释？
二、根据上面引用的宪法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明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卫先生也承认「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命与职能监督权」，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民意机构」了？
笔者以为讨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必须搞清楚权力的来源和使用，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如果权力的来源不合法，为什么还要「仍然保持」？连最基本的这些都搞不清楚，很容易就会把中国民主化引入歧途。如果他是公仆却强占主人的位子，那无论他如何「党内民主」都没有用，必须把主人的位置还给主人。他要做的不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而是要彻底交出权力，变回一个纯粹的党派机构，只能管理自己的党员，无权管理其它公民。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真正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而不是共产党指定，必须有任期限制，定期选举，才有资格成为各级最高权力机构，而绝不是单纯的「民意机构」，更不是「橡皮图章」。
因此窃以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应该如下：
一， 第一步首先做到赵紫阳提出过的「党政分家」，具体做法是：共产党组织退出一切政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不得再凌驾一切，让后者独立运作，「党委会」只管党员，靠党费运作，不得占用公帑。
二， 第二步实行宪政：逐步开放党禁报禁，赋予人民言论自由，以监督各级政府，赋予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根据不同的理念组织政党，实行多党制自由竞争。
三， 第三步逐步开放普选，公布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村、乡、县、市、省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首脑，「最终达至全部由普选产生」，还政于民。
四， 与此同时，各级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也必须由全民普选产生，定期选举，向选民负责，制定法律，监督各级政府行政，逐步改造成民主国家的议会，让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所有这些，和卫子游先生提出的「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方向，希望全体中国人独立思考。如果方向走错了，只会越走越远，永远都达不到民主化的目标。无论如何「党内民主」、如何「会议公开」只要不根除一党专制，都不是真民主。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方法，几千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都源于农民起义或宫殿政变，改朝换代的结果却无一不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始终无法摆脱独裁专制的统治。笔者认为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结束暴力革命的时候了，是打破「以暴易暴」恶性循环规律的时候了。「颜色革命」是我们的方向，唯有依靠全民觉醒给专制统治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才是代价最小和最现实可行的办法。俞可平、卫子游先生等完全不必耽心「产生任何混乱」，人民群众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在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的北京，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当时「连小偷都罢偷了」。只有独裁专制者才会污蔑人民没有实践民主的素养，忘记了自己六十年前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反复说过的：「人民早就准备好了！」六十年后的今天，当人民向他们要民主的时候，他们反说人民缺乏民主素质，那不等于说这六十年来在你们的领导下，中国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请别再拿什么「党内民主化」来代替「国家民主化」胡弄我们了！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12/1/08紐約)
附：
李大立：不要误入歧途
——评卫子游“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
作者：李大立 更新时间：1/29/2008
读罢《民主中国》1月10日发表的卫子游先生的文章“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见附件），深感不妥，窃以为该文有把中国民主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请教卫先生，更请广大读者讨论评议。
卫文中心论点是提出「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并且认为比俞可平提出的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更稳妥更有价值」。
关于「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卫先生认为：「中共党委会议进行议会制改革，一定时期内决策权仍然保持由中共各级党委掌握，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不会“易帜 ”，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又说：「中共各级党委实际掌握的决策权毫无疑问属于公共权力，理应公开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理应接受公共舆论监督。」具体做法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与会者的发言以实录的方式向市民公开发布。」
关于「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卫先生认为：「与党委会议一样，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履行职权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向公众开放，按现行体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免与职能监督权……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民意机关行使职权的方法，这就是辩论施政」。具体做法是：「各级人大常委的会议不仅应该公开举行，而且应该进行辩论，不同意见的代表之间，应该把意见当众表达出来，并用制度固定下来。」(毫无具体内容，和「党委会议议会化」有何区别？——笔者注)
这里就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与卫先生商榷：
一、「中共各级党委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共权力」机构？谁赋予他「公共权力」？他「实际掌握的决策权」从何而来？按照卫先生的说法，它无疑是各级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此，卫先生作何解释？
二、根据上面引用的宪法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明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卫先生也承认「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命与职能监督权」，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民意机构」了？
笔者以为讨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必须搞清楚权力的来源和使用，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如果权力的来源不合法，为什么还要「仍然保持」？连最基本的这些都搞不清楚，很容易就会把中国民主化引入歧途。如果他是公仆却强占主人的位子，那无论他如何「党内民主」都没有用，必须把主人的位置还给主人。他要做的不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而是要彻底交出权力，变回一个纯粹的党派机构，只能管理自己的党员，无权管理其它公民。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真正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而不是共产党指定，必须有任期限制，定期选举，才有资格成为各级最高权力机构，而绝不是单纯的「民意机构」，更不是「橡皮图章」。
因此窃以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应该如下：
一， 第一步首先做到赵紫阳提出过的「党政分家」，具体做法是：共产党组织退出一切政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不得再凌驾一切，让后者独立运作，「党委会」只管党员，靠党费运作，不得占用公帑。
二， 第二步实行宪政：逐步开放党禁报禁，赋予人民言论自由，以监督各级政府，赋予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根据不同的理念组织政党，实行多党制自由竞争。
三， 第三步逐步开放普选，公布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村、乡、县、市、省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首脑，「最终达至全部由普选产生」，还政于民。
四， 与此同时，各级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也必须由全民普选产生，定期选举，向选民负责，制定法律，监督各级政府行政，逐步改造成民主国家的议会，让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所有这些，和卫子游先生提出的「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方向，希望全体中国人独立思考。如果方向走错了，只会越走越远，永远都达不到民主化的目标。无论如何「党内民主」、如何「会议公开」只要不根除一党专制，都不是真民主。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方法，几千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都源于农民起义或宫殿政变，改朝换代的结果却无一不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始终无法摆脱独裁专制的统治。笔者认为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结束暴力革命的时候了，是打破「以暴易暴」恶性循环规律的时候了。「颜色革命」是我们的方向，唯有依靠全民觉醒给专制统治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才是代价最小和最现实可行的办法。俞可平、卫子游先生等完全不必耽心「产生任何混乱」，人民群众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在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的北京，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当时「连小偷都罢偷了」。只有独裁专制者才会污蔑人民没有实践民主的素养，忘记了自己六十年前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反复说过的：「人民早就准备好了！」六十年后的今天，当人民向他们要民主的时候，他们反说人民缺乏民主素质，那不等于说这六十年来在你们的领导下，中国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请别再拿什么「党内民主化」来代替「国家民主化」胡弄我们了！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12/1/08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