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之父、基督徒纳尔逊•曼德拉2013年12月5日安息主怀，以95岁高龄归向天家。南非于12月10日举行曼德拉追悼大会，恰逢世界人权日。对于一个影响世界的公众人物，各国各界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人们注意到，中国官媒突出报道曼德拉喜爱《孙子兵法》，在狱中读《毛泽东选集》，以及宽容精神，而闭口不谈本国与曼德拉有相似命运、同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身陷狱中的刘晓波，以及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一个专制政权借曼德拉向民众大谈“宽容”，何其荒谬！中国同族压迫的暴政比南非种族歧视制度更恶劣、更无耻。五年前的此时，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捕，12月9日，《零八宪章》公布。三年前的今日，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举行，因刘晓波系狱缺席，一把空椅子无声胜有声……
与曼德拉相比，比他小37岁的刘晓波所处的境况更复杂和险恶。曼德拉身后站立着一个民族，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支持，由于南非是英联邦成员，种族主义者的宗主国英国毕竟是个宪政国家，加上共同的基督教信仰背景，敌对双方能共有基本的道德底线，所以曼德拉的和平非暴力主义能得以成功。反观刘晓波，在现代化武装的专制中，缺乏曼德拉那样的活动空间，不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知，在充满世俗传统和犬儒精神的环境中，他的和平非暴力精神难抵社会的暴戾之气，同时，中共利用劫掠的财富和国内广大的市场，分化国际社会，使许多国家对其采取绥靖政策。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的精神对中国更为宝贵。
尽管如此，与中共的色厉内荏相比，刘晓波和曼德拉一样，拥有更强大的精神资源，因此，在刘晓波面前，中共的表现比曼德拉的敌人更恐惧、更虚弱。
虽然刘晓波还不是基督徒，但从他对基督信仰的认同、理解和实践，可以看出，刘晓波精神和曼德拉精神一脉相承，都源自基督教。
一、坚守良知的信仰
耶稣告诫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马可福音12：30～31）
上帝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良知的赋予者，人间的公义就是上帝的体现。曼德拉和刘晓波对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就是像耶稣那样把自己献给上帝，听从良知的呼唤，践行爱神爱人、荣神益人。故此，曼德拉的奋斗才能超越个人、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界限，具有高远的境界，以神的公义为最终旨归。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正是良知的召唤，让刘晓波在六四期间从美国返回，与同胞共赴国难；此后，面对中共的迫害，面对许多同胞的诋毁、投机和背叛，刘晓波显示出超人的韧性和耐力，而不以个人得失的功利计较成败与自身的价值。他经常说，这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对得起那个夜晚死不瞑目的孩子们。刘晓波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曼德拉”。
也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主教图图对曼德拉和刘晓波都给予坚定的支持，他称曼德拉为“上帝给南非的礼物”和“南非给世界的礼物”。当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图图和许多国际政要及知名人士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他还起草公开信，与15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
曼德拉和刘晓波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荣耀远远超过诺贝尔奖，这就是信仰的价值，它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只要信仰上帝，人人均可得到。
二、认罪与悔改意识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罗马书3：23）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认罪与悔改是基督信仰的首要信条，就是靠上帝的力量，与耶稣一起，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属灵的新生命在耶稣里复活。
作为与强大恶势力作斗争的自由战士，曼德拉和刘晓波也都同时经历了与自身罪性的斗争，从而不断成熟。曼德拉在2010年10月出版的《与自己交谈》一书中，谈及自己对家人的愧疚，希望民众不要把他当作“圣人”。曼德拉有过外遇，打过老婆，并有私生子，经历过婚姻的失败。曼德拉早期也从事过暴力抗争。曼德拉说，当年他身上综合了所有年轻人的缺点，“脆弱、轻率、爱犯错”，“我要靠表现得狂妄自大来掩盖缺点”。曼德拉说：“我从不是圣人，而是一名不断努力的罪人。”同样，年轻时的刘晓波也曾好斗、霸道、狂傲。六四屠杀前，他在天安门广场时，曾与女记者、女学生崇拜者调情。1989年以后，刘晓波在狱中曾写下悔过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对八九民运和自己有很多反省。刘晓波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很多反省和忏悔，觉得很对不起前妻和儿子。
正是面对超越性的绝对信仰，曼德拉和刘晓波才懂得反省和忏悔，勇于剖析自己，把追求光明与征服内心幽暗结合起来，将世界的罪恶与自己的罪和责任连在一起，而不是选择逃避，或在与恶的斗争中自矜自傲，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本。
三、宽容与博爱精神
在上帝的光照和恩典下，人才能看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的平等源自上帝的神圣创造，才能产生宽容与博爱精神。唯此，才能谦卑地倚靠上帝，超越苦难和罪恶，不被其所同化，不被苦毒所捆绑，而是以德报怨，结束冤冤相报的循环。
当曼德拉带着严重的身心伤害走出被囚禁27年的牢狱时，立志绝不向过去的仇敌报复。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他并且呼吁黑人克制复仇的欲望，“把长矛扔进大海”。1994年5月2日非洲国民大会选举胜利后，他说：“让我们向曾经打过我们的人伸出手去，说‘我们是南非人。’”他认为与黑人同时获得自由的还包括白人。当选总统后，他说：“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而是南非全体人民的胜利。”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邀请曾经看守他的三位前狱方人员出席典礼，把他们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政要，并向这三人致敬，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和动容。1993年，他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统德克勒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真是这种精神，引导南非选择了宪政民主，而不是类似中共的一党专制。
再看刘晓波，他曾说：“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人之为人，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无爱的智慧越卓越，就越有可能作恶多端。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刘晓波《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六四后，刘晓波四次入狱，是知名度很高的政治评论家，又是深具影响力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余杰说：“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为人民付出代价，然后理应被人民感戴的对象，他还把他的爱，把他关怀，给了比他处境更加艰难的人。”“刘晓波与许多良心犯和政治犯的家属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时常约这些艰苦支撑的家属一起吃饭和聊天，默默地倾听他们的诉说，经济上有困难的，他还掏出自己来之不易的稿费帮助他们。”他对年长者如包遵信和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关心备至，对余杰、王怡等年轻人呵护鞭策，令人难忘。即使对中共，刘晓波在法庭上陈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从宗教意义上表达了对作恶者的宽恕与超越（但并未否定对真相与公正的追求，以及政治和法律对邪恶进行公义的审判）。因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辞写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予刘晓波，表扬他长久以来在中国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基本人权。”余杰说：“九十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刘晓波传》，余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6月）
与曼德拉和刘晓波的精神资源相比，中共意识形态的资源何等苍白贫瘠，导致其只有狭隘的“红色江山”党天下意识，毫无人权和宪政精神。从这一点来说，二者天壤之别，胜负已定。正是传承曼德拉精神，才有了刘晓波等人发起联署的《零八宪章》，成为凝聚国人共识的改革纲领。曼德拉和刘晓波的精神再次证明，信仰不可或缺，文化无法替代，与属人的、多元的、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相比，属神的信仰具有超越性、普世性和永恒性，信仰是引领个人与民族走出困境、迈向光明的第一步。
2013年12月1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与曼德拉相比，比他小37岁的刘晓波所处的境况更复杂和险恶。曼德拉身后站立着一个民族，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支持，由于南非是英联邦成员，种族主义者的宗主国英国毕竟是个宪政国家，加上共同的基督教信仰背景，敌对双方能共有基本的道德底线，所以曼德拉的和平非暴力主义能得以成功。反观刘晓波，在现代化武装的专制中，缺乏曼德拉那样的活动空间，不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知，在充满世俗传统和犬儒精神的环境中，他的和平非暴力精神难抵社会的暴戾之气，同时，中共利用劫掠的财富和国内广大的市场，分化国际社会，使许多国家对其采取绥靖政策。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的精神对中国更为宝贵。
尽管如此，与中共的色厉内荏相比，刘晓波和曼德拉一样，拥有更强大的精神资源，因此，在刘晓波面前，中共的表现比曼德拉的敌人更恐惧、更虚弱。
虽然刘晓波还不是基督徒，但从他对基督信仰的认同、理解和实践，可以看出，刘晓波精神和曼德拉精神一脉相承，都源自基督教。
一、坚守良知的信仰
耶稣告诫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马可福音12：30～31）
上帝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良知的赋予者，人间的公义就是上帝的体现。曼德拉和刘晓波对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就是像耶稣那样把自己献给上帝，听从良知的呼唤，践行爱神爱人、荣神益人。故此，曼德拉的奋斗才能超越个人、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界限，具有高远的境界，以神的公义为最终旨归。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正是良知的召唤，让刘晓波在六四期间从美国返回，与同胞共赴国难；此后，面对中共的迫害，面对许多同胞的诋毁、投机和背叛，刘晓波显示出超人的韧性和耐力，而不以个人得失的功利计较成败与自身的价值。他经常说，这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对得起那个夜晚死不瞑目的孩子们。刘晓波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曼德拉”。
也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主教图图对曼德拉和刘晓波都给予坚定的支持，他称曼德拉为“上帝给南非的礼物”和“南非给世界的礼物”。当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图图和许多国际政要及知名人士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他还起草公开信，与15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
曼德拉和刘晓波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荣耀远远超过诺贝尔奖，这就是信仰的价值，它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只要信仰上帝，人人均可得到。
二、认罪与悔改意识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罗马书3：23）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认罪与悔改是基督信仰的首要信条，就是靠上帝的力量，与耶稣一起，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属灵的新生命在耶稣里复活。
作为与强大恶势力作斗争的自由战士，曼德拉和刘晓波也都同时经历了与自身罪性的斗争，从而不断成熟。曼德拉在2010年10月出版的《与自己交谈》一书中，谈及自己对家人的愧疚，希望民众不要把他当作“圣人”。曼德拉有过外遇，打过老婆，并有私生子，经历过婚姻的失败。曼德拉早期也从事过暴力抗争。曼德拉说，当年他身上综合了所有年轻人的缺点，“脆弱、轻率、爱犯错”，“我要靠表现得狂妄自大来掩盖缺点”。曼德拉说：“我从不是圣人，而是一名不断努力的罪人。”同样，年轻时的刘晓波也曾好斗、霸道、狂傲。六四屠杀前，他在天安门广场时，曾与女记者、女学生崇拜者调情。1989年以后，刘晓波在狱中曾写下悔过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对八九民运和自己有很多反省。刘晓波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很多反省和忏悔，觉得很对不起前妻和儿子。
正是面对超越性的绝对信仰，曼德拉和刘晓波才懂得反省和忏悔，勇于剖析自己，把追求光明与征服内心幽暗结合起来，将世界的罪恶与自己的罪和责任连在一起，而不是选择逃避，或在与恶的斗争中自矜自傲，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本。
三、宽容与博爱精神
在上帝的光照和恩典下，人才能看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的平等源自上帝的神圣创造，才能产生宽容与博爱精神。唯此，才能谦卑地倚靠上帝，超越苦难和罪恶，不被其所同化，不被苦毒所捆绑，而是以德报怨，结束冤冤相报的循环。
当曼德拉带着严重的身心伤害走出被囚禁27年的牢狱时，立志绝不向过去的仇敌报复。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他并且呼吁黑人克制复仇的欲望，“把长矛扔进大海”。1994年5月2日非洲国民大会选举胜利后，他说：“让我们向曾经打过我们的人伸出手去，说‘我们是南非人。’”他认为与黑人同时获得自由的还包括白人。当选总统后，他说：“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而是南非全体人民的胜利。”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邀请曾经看守他的三位前狱方人员出席典礼，把他们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政要，并向这三人致敬，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和动容。1993年，他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统德克勒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真是这种精神，引导南非选择了宪政民主，而不是类似中共的一党专制。
再看刘晓波，他曾说：“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人之为人，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无爱的智慧越卓越，就越有可能作恶多端。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刘晓波《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六四后，刘晓波四次入狱，是知名度很高的政治评论家，又是深具影响力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余杰说：“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为人民付出代价，然后理应被人民感戴的对象，他还把他的爱，把他关怀，给了比他处境更加艰难的人。”“刘晓波与许多良心犯和政治犯的家属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时常约这些艰苦支撑的家属一起吃饭和聊天，默默地倾听他们的诉说，经济上有困难的，他还掏出自己来之不易的稿费帮助他们。”他对年长者如包遵信和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关心备至，对余杰、王怡等年轻人呵护鞭策，令人难忘。即使对中共，刘晓波在法庭上陈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从宗教意义上表达了对作恶者的宽恕与超越（但并未否定对真相与公正的追求，以及政治和法律对邪恶进行公义的审判）。因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辞写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予刘晓波，表扬他长久以来在中国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基本人权。”余杰说：“九十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刘晓波传》，余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6月）
与曼德拉和刘晓波的精神资源相比，中共意识形态的资源何等苍白贫瘠，导致其只有狭隘的“红色江山”党天下意识，毫无人权和宪政精神。从这一点来说，二者天壤之别，胜负已定。正是传承曼德拉精神，才有了刘晓波等人发起联署的《零八宪章》，成为凝聚国人共识的改革纲领。曼德拉和刘晓波的精神再次证明，信仰不可或缺，文化无法替代，与属人的、多元的、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相比，属神的信仰具有超越性、普世性和永恒性，信仰是引领个人与民族走出困境、迈向光明的第一步。
2013年12月1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