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邱县龚堡村农民艾广栋因不堪超生罚款重负，于12月4日自杀身亡。事件再次引发海内外舆论对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关注。事后，中国官方媒体发文称，征收社会抚养费已经走到改革十字路口。不过，目前中国所有省级计生和财政部门都拒不公开已经征收的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明细。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经实施了30多年，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计划生育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负作用也日益凸显，比如说计生部门的腐败、社会老龄化、超生户不堪重负等等。这其中，计生部门腐败的同时其实也不乏地方政府的腐败，因为计生部门不可能在长期不向地方政府进贡的情况下独“享”腐败。而超生户的不堪重负往往会导致超生户逃避现实或者以极端的方式寻求生存。
河北作为京畿之地，不像贵州、广东等地因为山高皇帝远超生习以为常，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上，河北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这就导致民众与计生部门以及政府的矛盾非常大，经常会发生冲突。当然，不是所有的超生户都有勇气与计生部门和政府在超生问题上对抗，一部分会选择逃避，或者远走高飞，或者是自杀。
一般情况下，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最宝贵的，但是，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的生命相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以及个人气节而言又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才会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壮诗篇世代相传。谁都知道死需要超凡的勇气，但是，少有人知道有时候生同样需要勇气，当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要被逼者感觉到生不如死，即使平时再坚强，仍然有自杀的可能。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承受力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一般人很难走到这一步。
艾广栋作为农村的一介平民，育有5个子女，其中4个是女儿，1个是儿子。非常明显，艾广栋是有传统思想的，那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农村很少女儿养老，这或许也是他非得生儿子的原因之一。根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艾广栋显然属于超生户，而且超生严重。按照相关规定，他要摆平计生部门，需要交纳天价的罚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一般的农民，仅凭农业收入，想按规定交清“社会抚养费”完全不可能，艾广栋超生了3个孩子，需要交纳的“社会抚养费”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天文数字，几辈子都凑不齐。计生部门应该也非常清楚指望他交清“社会抚养费”比登天还难，所以，便隔三差五地向他要钱，有时候要两百，有时候要五百，虽然也冠冕堂皇地称其为“社会抚养费”，但从不开收据，可见，艾广栋与计生部门之间有着算不清的“糊涂账”。
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喂不饱的狗，向艾广栋收的钱都放入了私人腰包，每到收成的季节，更是不期而至。今年12月3日，包括龚堡村村支书艾连坤在内的5名村干部，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将艾广栋家的7000多斤玉米拉走，而这些玉米是艾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被切断经济来源的艾广栋于12月4日上午到村支书艾连坤家理论，后来喝农药自杀身亡，留下了5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如今，每到年终，各类评选活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倘若要评选2013年度中国十大悲剧事件，我想，除了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外，还不应该漏掉艾广栋自杀。艾广栋自杀显然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他没有杨佳的抗争精神，也没用杨支柱超生后的韧性，更没有张艺谋超生的优越条件，所以，他唯有以死来逃避计生部门的“黄世仁”，当然，在孩子均未成年的情况下撒手人寰，还是让一般人难以想象和不敢效仿。
超生户当中，除了有艾广栋这样的自杀者之外，还有希望以卖肾来交纳巨额“社会抚养费”者，据德国之声12月7日报道，中国的一位母亲因为超生被罚款33万元，不交清罚款孩子就上不了户口。为了筹钱，她甚至想到“卖肾”。事实上，在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悲惨故事绝非个例。而因为超生而被单位开除者则是恒河沙数，就在11月19日，蔡智奇副教授被华南理工大学开除，理由是他生了二胎，而他第一胎生的也是女儿。
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政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生育传统，平民超生者十有八九都是头胎生的女儿，事实上，根据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统计分析，中国人口的增长最高峰已经过去，而民众的生育观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大多数夫妇都不愿意多生孩子，如果只生两个的话，多数还是希望是子女各一，所以完全可以解散计生部门并放开生育。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项令人欢迎的举措，但是，仅仅如此显然无法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所以，当前的计生政策依然让民众不满。毫无疑问，中国的计生部门为了维持计生政策，虚报了很多数字，并夸大了放开生育的负面效应，这就使得高层制定的计生政策与现实并不合拍。据易富贤分析，中国即使从现在开始放开生育，依然无法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然，还有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在未婚男性已经超出未婚女性4000万到6000万的情况下，还对连续生女儿的夫妇进行巨额罚款，实在是说不过去，这说明计生部门和政府是在鼓励男女比例失衡，因为一夫一妻决定很多男性只能单身一辈子，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他们都不会有子女送终。
艾广栋自杀事件再次让“社会抚养费”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官方新华网12月11日刊文称，在全民问责的压力下，今年7月至12月，中国已有24个省份公布了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共计200多亿元人民币，但还没有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生或财政部门公开资金的支出明细。安徽、山西、西藏、浙江、山东、甘肃、天津等7省市，迄今都没有就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公布任何信息。由此可见，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了计生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贪腐费，否则不会不敢公开收支明细。
计划生育可谓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恶性肿瘤”，它剥夺了民众的天赋生育权，侵犯了超生民众的财产权、工作权，甚至剥夺了超生民众的生命，并且让所有生儿育女的民众在为生孩子办证、上户口的过程中耗费了原本不必要时间、金钱等资源。还有那些中老年失独的夫妇，之前只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因为无法再生，他们对人生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独生子女的普遍性格缺陷也大大削弱了中国新生代的竞争力。计划生育的好处很少，坏处却不一而足，这样的政策应该遭到全民的抵制，而执政当局应该正视现实和顺应民心，将这一毒瘤切除，否则，将与前几任一道成为历史的罪人。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经实施了30多年，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计划生育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负作用也日益凸显，比如说计生部门的腐败、社会老龄化、超生户不堪重负等等。这其中，计生部门腐败的同时其实也不乏地方政府的腐败，因为计生部门不可能在长期不向地方政府进贡的情况下独“享”腐败。而超生户的不堪重负往往会导致超生户逃避现实或者以极端的方式寻求生存。
河北作为京畿之地，不像贵州、广东等地因为山高皇帝远超生习以为常，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上，河北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这就导致民众与计生部门以及政府的矛盾非常大，经常会发生冲突。当然，不是所有的超生户都有勇气与计生部门和政府在超生问题上对抗，一部分会选择逃避，或者远走高飞，或者是自杀。
一般情况下，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最宝贵的，但是，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的生命相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以及个人气节而言又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才会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壮诗篇世代相传。谁都知道死需要超凡的勇气，但是，少有人知道有时候生同样需要勇气，当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要被逼者感觉到生不如死，即使平时再坚强，仍然有自杀的可能。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承受力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一般人很难走到这一步。
艾广栋作为农村的一介平民，育有5个子女，其中4个是女儿，1个是儿子。非常明显，艾广栋是有传统思想的，那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农村很少女儿养老，这或许也是他非得生儿子的原因之一。根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艾广栋显然属于超生户，而且超生严重。按照相关规定，他要摆平计生部门，需要交纳天价的罚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一般的农民，仅凭农业收入，想按规定交清“社会抚养费”完全不可能，艾广栋超生了3个孩子，需要交纳的“社会抚养费”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天文数字，几辈子都凑不齐。计生部门应该也非常清楚指望他交清“社会抚养费”比登天还难，所以，便隔三差五地向他要钱，有时候要两百，有时候要五百，虽然也冠冕堂皇地称其为“社会抚养费”，但从不开收据，可见，艾广栋与计生部门之间有着算不清的“糊涂账”。
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喂不饱的狗，向艾广栋收的钱都放入了私人腰包，每到收成的季节，更是不期而至。今年12月3日，包括龚堡村村支书艾连坤在内的5名村干部，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将艾广栋家的7000多斤玉米拉走，而这些玉米是艾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被切断经济来源的艾广栋于12月4日上午到村支书艾连坤家理论，后来喝农药自杀身亡，留下了5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如今，每到年终，各类评选活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倘若要评选2013年度中国十大悲剧事件，我想，除了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外，还不应该漏掉艾广栋自杀。艾广栋自杀显然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他没有杨佳的抗争精神，也没用杨支柱超生后的韧性，更没有张艺谋超生的优越条件，所以，他唯有以死来逃避计生部门的“黄世仁”，当然，在孩子均未成年的情况下撒手人寰，还是让一般人难以想象和不敢效仿。
超生户当中，除了有艾广栋这样的自杀者之外，还有希望以卖肾来交纳巨额“社会抚养费”者，据德国之声12月7日报道，中国的一位母亲因为超生被罚款33万元，不交清罚款孩子就上不了户口。为了筹钱，她甚至想到“卖肾”。事实上，在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悲惨故事绝非个例。而因为超生而被单位开除者则是恒河沙数，就在11月19日，蔡智奇副教授被华南理工大学开除，理由是他生了二胎，而他第一胎生的也是女儿。
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政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生育传统，平民超生者十有八九都是头胎生的女儿，事实上，根据人口学家易富贤的统计分析，中国人口的增长最高峰已经过去，而民众的生育观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大多数夫妇都不愿意多生孩子，如果只生两个的话，多数还是希望是子女各一，所以完全可以解散计生部门并放开生育。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项令人欢迎的举措，但是，仅仅如此显然无法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所以，当前的计生政策依然让民众不满。毫无疑问，中国的计生部门为了维持计生政策，虚报了很多数字，并夸大了放开生育的负面效应，这就使得高层制定的计生政策与现实并不合拍。据易富贤分析，中国即使从现在开始放开生育，依然无法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然，还有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在未婚男性已经超出未婚女性4000万到6000万的情况下，还对连续生女儿的夫妇进行巨额罚款，实在是说不过去，这说明计生部门和政府是在鼓励男女比例失衡，因为一夫一妻决定很多男性只能单身一辈子，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他们都不会有子女送终。
艾广栋自杀事件再次让“社会抚养费”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官方新华网12月11日刊文称，在全民问责的压力下，今年7月至12月，中国已有24个省份公布了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共计200多亿元人民币，但还没有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生或财政部门公开资金的支出明细。安徽、山西、西藏、浙江、山东、甘肃、天津等7省市，迄今都没有就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公布任何信息。由此可见，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了计生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贪腐费，否则不会不敢公开收支明细。
计划生育可谓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恶性肿瘤”，它剥夺了民众的天赋生育权，侵犯了超生民众的财产权、工作权，甚至剥夺了超生民众的生命，并且让所有生儿育女的民众在为生孩子办证、上户口的过程中耗费了原本不必要时间、金钱等资源。还有那些中老年失独的夫妇，之前只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因为无法再生，他们对人生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独生子女的普遍性格缺陷也大大削弱了中国新生代的竞争力。计划生育的好处很少，坏处却不一而足，这样的政策应该遭到全民的抵制，而执政当局应该正视现实和顺应民心，将这一毒瘤切除，否则，将与前几任一道成为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