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在世界民主大潮中，谁都知道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对中国一次次的转型预期都化为泡影。《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就一次次预言失败。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的GDP达到了世界第二，2012年的人均收入也上升到4700美元，排名世界127位。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通过的改革决定使得不少人以为回到了胡赵时期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没有任何改革指向民主化本身。相反，当局还在坚持三个自信。但是，伴随着真正的危机即将来临，中国民主转型的破局也许近在数年之内就会发生。
威权统治依赖财政能力
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合法性依靠的不是选举而是政绩。对中共来说，经济增长就是它的政绩。尽管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但是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当局可以宣称中国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模式，如果目前就算是的话，真正得以持续下来的真正原因则在于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处理社会危机。
中国目前每年进京的访民人次超过10万，访民总人数超过千万，甚至有人说上亿。但毕竟没有1989年那样规模的抗议运动出现。原因是增长的代价固然很大，但不是均匀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那些最严重的受害者，比如石化企业污染的受害者，可能会集体反抗，但绝大部分反抗都是分散的、零星的。这些局部的动荡和社会矛盾并不能触动当局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官场有句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能够摆平的矛盾”。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的抗议行为都是能够用钱摆平的，象新公民运动这样有政治权利诉求的民间抗争行为毕竟非常少。
目前无处不在的维稳体制表面上很好的压制了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但维稳体制也是一个巨大的耗血机器，维稳经费已经增长到超过军费，而军费本身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速还高。而这台耗血机器之所以能运转下去，是依赖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于GDP增长。同时，中国的GDP增长严重依赖于房地产行业，而房地产行业事实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一旦房地产业崩溃，银行坏账就无法收拾，其他产业的产能过剩更加明显，整个经济形势就会急剧恶化。
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必将集中爆发。中国绝不会出现像韩国百姓捐黄金渡难关那样的事，各种抗议示威很可能成为主流。同时，经济危机必将造成财政危机，而庞大的维稳机器如果失去了燃料，本身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在这种全面危机下，社会上不同利益指向的抗议最终将汇聚成一个合力，这个共同诉求必然是民主和公正。在这种局面下，当局很难再使用1989年的镇压手段，而真正的民主宪政将破土而出。
经济成长正在失去动力
GDP的组成包括四个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几个方面都很难再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里的消费是指消费者最终的消费。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普通人的消费需求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而富人的奢侈品消费却有攀升趋势。普通人无力消费导致内需不振，无法用消费需求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奢侈品消费的往往是进口产品，或者是在外国消费，导致财富向外国转移。消费乏力的一个指标是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17%下降到近年来的11%-12%（郎咸平甚至认为只要8%），加上农民和个体户，劳动报酬大概占35%。而发达国家的工资占GDP比例基本在50%-60%之间。
我国的投资倒是连年超过GDP的增长率。投资的特点一是房地产拉动，二是政府主导。房地产业其实也是政府在极力推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政府主导型投资。这种不顾实际消费需求而强行投资的最后结果就是产能全面过剩。更不要说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代价。实际上，尽管有著名的4万亿投资刺激，投资的增长率从2008年起还是大体上往下走了。目前政府已经很难再拿出多少万亿进行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靠政府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从2004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20%以上，个别年份在30%以上。税收的大头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则是靠卖地及借债。税收要靠经济增长，当投资消费和出口都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税收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2012年财政收入增长12.8%，基本回归正常。同时土地财政由于房地产业早已严重泡破化，已经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2011年房地产业税收及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收入29%，比2010年已有下降。此外，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6万亿以上，有国外机构认为高达30万亿。在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再大规模发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净出口由于几个因素也在逐渐衰退。首先是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计划生育及居民生育意愿减少，青年人口逐步减少，这导致出口加工贸易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缺口及快速上升的人力成本。其次，人民币汇率逐渐走高也降低了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业转移到其他等国家。同时，能源和矿产等资源进口大幅增加。这都说明靠着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加工的路已经越来越窄。况且，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出口加工业不可能一直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2012年，净出口额占GDP比例只有2.8%，已经微不足道。
简单说，政府采用凯恩斯政策，靠自身开支及政府主导投资，并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人为制造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已经不可持续。
房产投机呈现畸形繁荣
中国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有对外加工的因素外，主要靠房地产业的拉动。房地产开发首先涉及到征地和拆迁。由于城市土地国有及农地集体所有，城乡居民个人难以同政府抗争。政府低价征地再高价倒给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借助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房屋的需求大增，房地产开发商也大发其财。房地产需要大量钢铁水泥矿产，而这些产业再拉动能源化工，似乎各个行业都大赚了一笔。
但是，企业利润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工资增长率，垄断国企的工资福利远大于民企，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远大于普通民众，这已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数——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现在早已超过0.5，在世界名列前茅。
随着房价被推的越来越高，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基本上是不需要新购住房的人，而需要住房的人，绝大部分是城市移民，反而基本上买不起住房。住房已经从普通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变成了富人的投资渠道。过分推高的房价使得投资房产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投机。
中国的房价跟北美欧洲已经差不多，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还贵。以北京的平均工资如果要在三环附近买套100米住房，要不吃不喝70年以上。房价投机的另一表现是，如果把在大城市买套房的钱存在银行，其定期利息收入比房租收入高两倍。过分投机的高房价像曾经的君子兰和普洱茶一样，正面临崩溃的危机。只不过由于政府的支撑，还不至于危机马上到来。
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从现象上看就是住房供给大大增加。据清华大学李稻葵计算，目前的在建房屋加上空置房屋已经过剩1.6亿人的住房。实际上，全国房屋空置率近年已经高过25%，有些地方高达30%。个别地方出现几乎没有居民的“鬼城”。
目前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灭，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房价已经大幅下跌，但北上广还比较坚挺。这是一方面，大城市还是移民向往的城市，还有继续投机的余地；另一方面，政府之手在努力托着房地产市场，使之不至于崩溃。
经济危机已经为期不远
房地产业带动的经济繁荣，到了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股票市场也冲上不可想象的6000点。但随后由美国两房引发的次贷危机传导过来，经济立呈颓势。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又延缓了一段，然后继续走低。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丧失动力，只要房地产泡沫一破灭，更大的经济危机将难以收拾。
目前维持高房价最主要推手是政府。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房地产企业就还可以运转，政府就有税收，还可以继续卖地赚钱。房地产企业哪怕卖不出去房子，也可以因手中房子值钱到银行抵押贷款，继续运营。房子只要继续造，钢铁水泥能源等行业就还有市场。只要经济上还能维持，上层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可以维持，下层不满的声音就可以盖住。
但是，越来越多的房子盖好没有人买，贷款越来越多。以M2计量的货币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5倍，但GDP只有美国的大概一半。M2超高说明中国人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这符合穷人没钱消费，富人有钱买N套房子的现实。货币过多只有一小部分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已经令普通百姓感觉物价比工资跑得快了。一旦房价崩溃，M2将转化为其他商品的购买力，那末造成的通货膨胀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造成灾难性后果。
房地产业崩溃会连带各种重化工业的萎缩，但影响最大的是金融业。因为中国的银行发放了太多的贷款给房地产公司。一旦房价泡沫破灭，银行将无法收回贷款，造成大量坏账，甚至不少银行将破产。中国的股市向来市盈率很高，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壁垒太严导致的，也跟发展中市场有关。近年来经济趋势转衰，市盈率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银行的市盈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4倍左右，非常低。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在纽约和香港上市，而世界担心房地产业崩溃引发银行破产，所以不敢高估其价格，而且大量抛售。
目前已经出现大量国内资本到国外购房的现象，此外，外资开始撤离、李嘉诚等房地产大亨也从中国撤资，这些都是危机来临前的征兆。有些专家估计，到2015年之前，房地产泡沫就将破灭，进而引发房地产业的崩溃和其他行业的萧条。实际上，房地产业的崩溃引发的将是一场比汶川地震后果严重得多的超级地震，而不是简单的萧条。
社会危机促成民主转型
经济危机将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二是政府财力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经济危机的发生首先将表现为房价大跌，货币转移，通货膨胀，民生日艰。房地产业连带银行业遭遇的危机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减，为救市不得不大印钞票，使通货膨胀更加猖獗。富人将恐慌性转移资产到海外，穷人为社会福利减少而普遍不满。目前已经在资金运营上岌岌可危的养老体制和医保体制得不到输血将会崩溃，各种社会抗议将日益高涨，并且将矛头指向腐败、不公和统治当局。政府财政开支的不透明是抗议的催化剂。面对抗议，当局将没有足够的维稳手段进行平息，甚至原来维稳体制本身的人也将因为领不到足够工资变成不稳定因素。
当局手中唯一能打的牌就是变卖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源。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国内的民企自救不暇，已经无法购买国企资产，唯一能接手的就是国际财团。但外国资本家也不是雷锋，必然要压价价购买，如果当局不得不卖，就多背一层卖国骂名，政治压力更大。在风雨飘摇之中，所谓中国模式和N个自信都将立即化为乌有。变革指向只有民主宪政，除此，中国再无他途。民间的抗议必将联合起来，提出经济诉求之外的政治诉求，并要求和当局平等对话。
面对新一轮民主运动，当局内部的保守派和开明派必将出现激烈斗争，无论斗争结果怎样，当局已经没有能力进行1989年式的镇压。对民间的政治让步是必然的，更多的优秀人物也将在风云变幻中涌现。也许会根据一部临时新宪法组建过渡政府，以公正和民主为旗号领导人民度过难关，然后按部就班施行各级选举，完成民主转型。当然也可能在这期间在西藏、新疆等等地出现剧烈冲突，不排除某个军事强人建立过渡性的新型威权政府。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只要真正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民主转型的契机就会来临。最重要的是，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近些年内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突然到来。
以上观点并非本人首创，而是各处可见某些论证，然而把这些逻辑综合理顺，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惊人的结论。
写于 2013年12月7日
在世界民主大潮中，谁都知道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对中国一次次的转型预期都化为泡影。《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就一次次预言失败。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的GDP达到了世界第二，2012年的人均收入也上升到4700美元，排名世界127位。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通过的改革决定使得不少人以为回到了胡赵时期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没有任何改革指向民主化本身。相反，当局还在坚持三个自信。但是，伴随着真正的危机即将来临，中国民主转型的破局也许近在数年之内就会发生。
威权统治依赖财政能力
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合法性依靠的不是选举而是政绩。对中共来说，经济增长就是它的政绩。尽管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但是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当局可以宣称中国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模式，如果目前就算是的话，真正得以持续下来的真正原因则在于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处理社会危机。
中国目前每年进京的访民人次超过10万，访民总人数超过千万，甚至有人说上亿。但毕竟没有1989年那样规模的抗议运动出现。原因是增长的代价固然很大，但不是均匀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那些最严重的受害者，比如石化企业污染的受害者，可能会集体反抗，但绝大部分反抗都是分散的、零星的。这些局部的动荡和社会矛盾并不能触动当局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官场有句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币能够摆平的矛盾”。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的抗议行为都是能够用钱摆平的，象新公民运动这样有政治权利诉求的民间抗争行为毕竟非常少。
目前无处不在的维稳体制表面上很好的压制了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但维稳体制也是一个巨大的耗血机器，维稳经费已经增长到超过军费，而军费本身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速还高。而这台耗血机器之所以能运转下去，是依赖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于GDP增长。同时，中国的GDP增长严重依赖于房地产行业，而房地产行业事实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一旦房地产业崩溃，银行坏账就无法收拾，其他产业的产能过剩更加明显，整个经济形势就会急剧恶化。
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必将集中爆发。中国绝不会出现像韩国百姓捐黄金渡难关那样的事，各种抗议示威很可能成为主流。同时，经济危机必将造成财政危机，而庞大的维稳机器如果失去了燃料，本身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在这种全面危机下，社会上不同利益指向的抗议最终将汇聚成一个合力，这个共同诉求必然是民主和公正。在这种局面下，当局很难再使用1989年的镇压手段，而真正的民主宪政将破土而出。
经济成长正在失去动力
GDP的组成包括四个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几个方面都很难再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里的消费是指消费者最终的消费。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普通人的消费需求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而富人的奢侈品消费却有攀升趋势。普通人无力消费导致内需不振，无法用消费需求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奢侈品消费的往往是进口产品，或者是在外国消费，导致财富向外国转移。消费乏力的一个指标是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17%下降到近年来的11%-12%（郎咸平甚至认为只要8%），加上农民和个体户，劳动报酬大概占35%。而发达国家的工资占GDP比例基本在50%-60%之间。
我国的投资倒是连年超过GDP的增长率。投资的特点一是房地产拉动，二是政府主导。房地产业其实也是政府在极力推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政府主导型投资。这种不顾实际消费需求而强行投资的最后结果就是产能全面过剩。更不要说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等代价。实际上，尽管有著名的4万亿投资刺激，投资的增长率从2008年起还是大体上往下走了。目前政府已经很难再拿出多少万亿进行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靠政府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从2004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20%以上，个别年份在30%以上。税收的大头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则是靠卖地及借债。税收要靠经济增长，当投资消费和出口都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税收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2012年财政收入增长12.8%，基本回归正常。同时土地财政由于房地产业早已严重泡破化，已经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2011年房地产业税收及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收入29%，比2010年已有下降。此外，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6万亿以上，有国外机构认为高达30万亿。在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再大规模发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净出口由于几个因素也在逐渐衰退。首先是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计划生育及居民生育意愿减少，青年人口逐步减少，这导致出口加工贸易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缺口及快速上升的人力成本。其次，人民币汇率逐渐走高也降低了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业转移到其他等国家。同时，能源和矿产等资源进口大幅增加。这都说明靠着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加工的路已经越来越窄。况且，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出口加工业不可能一直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2012年，净出口额占GDP比例只有2.8%，已经微不足道。
简单说，政府采用凯恩斯政策，靠自身开支及政府主导投资，并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人为制造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已经不可持续。
房产投机呈现畸形繁荣
中国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有对外加工的因素外，主要靠房地产业的拉动。房地产开发首先涉及到征地和拆迁。由于城市土地国有及农地集体所有，城乡居民个人难以同政府抗争。政府低价征地再高价倒给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借助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房屋的需求大增，房地产开发商也大发其财。房地产需要大量钢铁水泥矿产，而这些产业再拉动能源化工，似乎各个行业都大赚了一笔。
但是，企业利润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工资增长率，垄断国企的工资福利远大于民企，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远大于普通民众，这已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衡量两极分化的指数——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现在早已超过0.5，在世界名列前茅。
随着房价被推的越来越高，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基本上是不需要新购住房的人，而需要住房的人，绝大部分是城市移民，反而基本上买不起住房。住房已经从普通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变成了富人的投资渠道。过分推高的房价使得投资房产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投机。
中国的房价跟北美欧洲已经差不多，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还贵。以北京的平均工资如果要在三环附近买套100米住房，要不吃不喝70年以上。房价投机的另一表现是，如果把在大城市买套房的钱存在银行，其定期利息收入比房租收入高两倍。过分投机的高房价像曾经的君子兰和普洱茶一样，正面临崩溃的危机。只不过由于政府的支撑，还不至于危机马上到来。
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从现象上看就是住房供给大大增加。据清华大学李稻葵计算，目前的在建房屋加上空置房屋已经过剩1.6亿人的住房。实际上，全国房屋空置率近年已经高过25%，有些地方高达30%。个别地方出现几乎没有居民的“鬼城”。
目前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灭，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房价已经大幅下跌，但北上广还比较坚挺。这是一方面，大城市还是移民向往的城市，还有继续投机的余地；另一方面，政府之手在努力托着房地产市场，使之不至于崩溃。
经济危机已经为期不远
房地产业带动的经济繁荣，到了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股票市场也冲上不可想象的6000点。但随后由美国两房引发的次贷危机传导过来，经济立呈颓势。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又延缓了一段，然后继续走低。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丧失动力，只要房地产泡沫一破灭，更大的经济危机将难以收拾。
目前维持高房价最主要推手是政府。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房地产企业就还可以运转，政府就有税收，还可以继续卖地赚钱。房地产企业哪怕卖不出去房子，也可以因手中房子值钱到银行抵押贷款，继续运营。房子只要继续造，钢铁水泥能源等行业就还有市场。只要经济上还能维持，上层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可以维持，下层不满的声音就可以盖住。
但是，越来越多的房子盖好没有人买，贷款越来越多。以M2计量的货币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5倍，但GDP只有美国的大概一半。M2超高说明中国人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这符合穷人没钱消费，富人有钱买N套房子的现实。货币过多只有一小部分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已经令普通百姓感觉物价比工资跑得快了。一旦房价崩溃，M2将转化为其他商品的购买力，那末造成的通货膨胀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造成灾难性后果。
房地产业崩溃会连带各种重化工业的萎缩，但影响最大的是金融业。因为中国的银行发放了太多的贷款给房地产公司。一旦房价泡沫破灭，银行将无法收回贷款，造成大量坏账，甚至不少银行将破产。中国的股市向来市盈率很高，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壁垒太严导致的，也跟发展中市场有关。近年来经济趋势转衰，市盈率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银行的市盈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4倍左右，非常低。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在纽约和香港上市，而世界担心房地产业崩溃引发银行破产，所以不敢高估其价格，而且大量抛售。
目前已经出现大量国内资本到国外购房的现象，此外，外资开始撤离、李嘉诚等房地产大亨也从中国撤资，这些都是危机来临前的征兆。有些专家估计，到2015年之前，房地产泡沫就将破灭，进而引发房地产业的崩溃和其他行业的萧条。实际上，房地产业的崩溃引发的将是一场比汶川地震后果严重得多的超级地震，而不是简单的萧条。
社会危机促成民主转型
经济危机将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二是政府财力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经济危机的发生首先将表现为房价大跌，货币转移，通货膨胀，民生日艰。房地产业连带银行业遭遇的危机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减，为救市不得不大印钞票，使通货膨胀更加猖獗。富人将恐慌性转移资产到海外，穷人为社会福利减少而普遍不满。目前已经在资金运营上岌岌可危的养老体制和医保体制得不到输血将会崩溃，各种社会抗议将日益高涨，并且将矛头指向腐败、不公和统治当局。政府财政开支的不透明是抗议的催化剂。面对抗议，当局将没有足够的维稳手段进行平息，甚至原来维稳体制本身的人也将因为领不到足够工资变成不稳定因素。
当局手中唯一能打的牌就是变卖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源。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国内的民企自救不暇，已经无法购买国企资产，唯一能接手的就是国际财团。但外国资本家也不是雷锋，必然要压价价购买，如果当局不得不卖，就多背一层卖国骂名，政治压力更大。在风雨飘摇之中，所谓中国模式和N个自信都将立即化为乌有。变革指向只有民主宪政，除此，中国再无他途。民间的抗议必将联合起来，提出经济诉求之外的政治诉求，并要求和当局平等对话。
面对新一轮民主运动，当局内部的保守派和开明派必将出现激烈斗争，无论斗争结果怎样，当局已经没有能力进行1989年式的镇压。对民间的政治让步是必然的，更多的优秀人物也将在风云变幻中涌现。也许会根据一部临时新宪法组建过渡政府，以公正和民主为旗号领导人民度过难关，然后按部就班施行各级选举，完成民主转型。当然也可能在这期间在西藏、新疆等等地出现剧烈冲突，不排除某个军事强人建立过渡性的新型威权政府。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只要真正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民主转型的契机就会来临。最重要的是，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近些年内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突然到来。
以上观点并非本人首创，而是各处可见某些论证，然而把这些逻辑综合理顺，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惊人的结论。
写于 2013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