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虽然我可以努力做个好国王，但我不能保证不丹代代都是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的长久幸福，必须推行民主；一个好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不丹第四代国王辛格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究竟要走什么路，已经清晰明了了。西方媒体及中国民间舆论普遍认为，三中全会公报是“老调重弹”、“毛邓并用”。公报中提到中国首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唯一的焦点。香港《南华早报》认为，国安委将有利于中共高层进一步集权，成为集党内外军政大权的第五大权力机构，也有利于习近平进一步扮演政治强人。海外媒体博讯网认为，国安委将超越公安、国安、中纪委，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部门，重点是意识形态和舆论，习近平将亲自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华尔街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国安委将大大加强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力量，以应对因污染、土地和腐败引发的中国民众抗议活动，及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动荡状况。习近平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让自己黄袍加身的企图明明可见。
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习近平断然否定了学习台湾的蒋经国、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南非的德克勒克以及不丹第四代国王辛格的契机，而决然学习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以及满清王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习近平以为，通过进一步的集权，就可以建立千秋万载之帝国伟业。殊不知，灭顶之灾瞬间就会将他席卷而去。到了那时，他无论怎样垂死挣扎，却已无济于事。
辛格“自我罢黜”，缔造“快乐王国”
不丹国王辛格•旺楚克率领王室和国家走出了一条“自我罢黜”、“自废武功”的民主之路，从而被西方媒体誉为“当代华盛顿”。
辛格早年曾赴印度和英国留学，一九七二年登基，成为不丹旺楚克王朝第四代国王兼任陆军总司令。一九九八年，辛格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二零零一年，他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二零零六年，他让位给儿子以后，两代国王共同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二零零八年，不丹举行了首次国民议会选举，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不丹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现在的不丹国王虽然深受民众爱戴，也颇有影响力，但已没有任何实权。
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不同的选择，往往在一念之间。辛格登基之后，勤政爱民，国势蒸蒸日上。但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有效的制度与亲民的国王之间，应当选择哪一个？是为有效的制度牺牲一个亲民的掌权者，还是后者牺牲前者？辛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抛弃打造自己爱民如子、光荣正确的偶像崇拜，而着力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良好、有效的制度。中国学者阮思余在《不丹：清醒的国王，速来的民主》一文中评论说：“这一点，对于威权国家善于、而且是将更多精力用于塑造魅力型的领袖人物来说，特别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看看人家国王是怎么做的？国王尚且如此，带有些许民主化标签的国度为何差距那么大呢？”
不丹并不是一个有漫长的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不丹的历史上，神权和王权轮替才是根深蔕固的传统。虽然没有民主传统，民主仍然可以在这片喜马拉雅山麓的美丽土地上生根发芽。不丹的两个邻国都有惨痛的教训：锡金抱残守缺，拒绝民主，结果国家残破，被印度吞并；尼泊尔王室强横封闭，引发内部火并的血案，然后仓促转型，导致毛派势力上台执政，国计民生雪上加霜。有了这两个镜鉴，不丹的民主化是在两任国王极力呼吁、走遍乡镇解说的基础上实现的。为了宣传、解说民主，辛格和他的儿子走遍全国各乡镇，不是为自己拉票，而是告诉人们要学会民主、要积极参与投票。在选举前夕，现任国王发出呼吁：“你必须投票，每个人都必须行使他的选举权。请自豪的、自信的运用你的那一票。”在世界历史上，国王为民主、为选举亲历亲为、奔走呼号的情形恐怕不会多见。不丹选民给予热烈回应，三十二万个合格选民中，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参与投票。此一投票率让英美、欧洲等老牌民主国家亦甘拜下风。
民主的实现，既需要民间社会公民意识的成长，也需要在上掌权者的道德勇气、广阔胸襟和历史感。阮思余关于不丹民主化进程的观察与评论，真该摆上习近平的案头，比那些所谓的“智囊”挖空心思想出的“锦囊妙计”更有价值：“或许我们可以从不丹国王近年来关于推进民主的相关理念与一些做法中得到一些启示。在这方面，不丹国王不仅语出惊人，而且亲历亲为。至少我们可以感受到，不丹国王口头上的民主与行动中的民主还是相当吻合的。或许民主启动的某些时刻，我们需要的政是类似不丹国王这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操守与践行。”
有了民主制度，不丹所追求的“国民幸福总值”才成为可能。“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GNH，也称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术语，是辛格于一九七二年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建立一个能为不丹基于佛教精神价值观的特殊文化服务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这是一个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具全面，并注重精神上的感受。不丹教育部长良博•包尔对此一愿景的阐释是：“如先知般的睿智发想，简单扼要，虽出自一位国王，却是人类的梦想，因为追求幸福终究是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渴望的最高目标。”不丹总理廷礼（Jigmi Y Thinley）进一步指出，既然幸福是所有居民唯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渴望，政府就应该竭力创造一个让居民可以追求幸福的条件。不丹的宪法主张，国家有责任推动以GNH作为判断社会政策和计划的标准。不丹政府透过可分为“四要点”的策略来承担此责任，作为发展GNH的四个支柱分别是：一、公平且永续的社经发展；二、环境保护；三、文化的保存和推广；四、良好治理的推广。这四个支柱又可以再分为九个领域：生活水平、健康教育、时间运用、心理福祉、文化、小区活力，以及生态的完整性。
这四大支柱和九个领域，都是以GDP为唯一指针的“中国模式”的“拨乱反正”。“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极权政治，是党对所有权力的绝对垄断，然后才是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将经济增长的一点残羹冷炙分给民众。“中国模式”形成了一个日渐凝固化的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是否幸福，许多的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即便是那些有钱有势之人。薄熙来幸福吗？当他肆无忌惮地残害民众时，他自己的家庭早已分崩离析。习近平幸福吗？他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童年沦为“狗崽子”的恐惧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在中国，没有人幸福，无论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无论是掠夺者还是被虏者。但是，如果你问一个不丹人同样的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回答却是肯定的，而且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溢于言表；此外，几乎所有去过不丹旅游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不丹让自己回到了心灵的故乡。也正因为如此，不丹被人们视为「快乐的王国」。
幸福需要智慧以及仁慈、无私的心，不丹王室以他们清明的智慧、宽广的胸襟，成就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也在人类民主道路上留下了令人仰望的典范。这样的典范，对于畸形发展的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踌躇满志的习近平，争霸的对象是遥远的美国，他对小小的不丹不屑一顾，而他失去的，也许是最后一张救命的药方。
载沣的权力：握得最紧，松得最快
习近平不把不丹国王辛格放在眼中，却正在重蹈满清末代摄政王载沣的覆辙。中国历史循环往覆、跋前踬后，今日之时势，宛如清末；而今日掌权的习近平，亦重演着昔日摄政王载沣“奔向深渊”的那段旅途。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因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暴民残害，载沣作为“谢罪专使”赴德国请求谅解。德皇威廉向载沣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载沣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国的见闻，更让载沣认识到：“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他以为，只要牢牢抓住军队，训练一支得力的军队，就可以永远保持皇统。
于是，载沣上台后的第一个举动，即为宣布裁撤近畿省份的练兵处，将其新编陆军直接划归中央陆军部指挥。刚刚接过摄政王权柄不过四十天，他又下令成立专归自己统辖的禁卫军，由北洋陆军第一镇满兵中抽调组成，以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训练大臣。这支部队不仅装备先进，而且待遇优渥：“悉着呢衣革履，一切领章帽记，制造均属优良，以示判别面而壮军容。”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满洲亲贵对兵权的绝对掌握，一九零九年七月十五日，载沣连下三道上谕，下令筹办海军处，并将陆军部中的军咨处分离出来，分割了原本归陆军部的一些重要权力，让军咨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职军事顾问与指挥调度机构：“凡关于规划筹防用兵及重要事件，均由军咨处缜密酌拟，呈请陆军部堂官复核，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遵行。”军咨处在建制和职能上仿照日本参谋本部，目的是要成为“赞佐摄政王统率陆海军的总参谋部规模”。这个新机构被载沣交给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载涛管理。
对于海军这个曾经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忽视的军种，载沣也试图纳入自己彀中。一九零九年二月，载沣下诏，令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及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负责妥慎筹划海军事宜。五个月后，又发布上谕，宣布皇帝为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未亲政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并命六弟载洵、提督萨镇冰出任筹划海军大臣。十月，载、萨两人受命出访欧洲，订购多艘先进战舰。
载沣摄政期间，竭力加强皇族集权，使少壮亲贵们充斥朝廷。这些亲贵个个碌碌无为，却占住显要权位，彼此明争暗斗。观察家评论说：“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结果，政治的败坏一泻千里、不可遏止，正如徐世昌所说：“清王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
研究民主转型问题的宪政学者王天成指出，许多专制政权在覆灭之前，都会有一个“改革倒退”和“独裁强化”的时期。载沣摄政时期就是清末宪政改革停滞和倒退时期。宣统二、三年间，清廷再不肯推进宪政，对立宪派的请愿活动，采取高压政策，好像又回到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遭到镇压、顽固派独霸朝廷的局面。不仅立宪派“心长力短，言之痛心”，即属于新洋务派的孙宝琦也上书直言：“宗支不宜豫政！”一九一一年，各省立宪派请愿召开国会，由于载沣震怒，各衙门和政府大员都不敢接见请愿代表。同年五月，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推出内阁制，却是一个民心尽失的“皇族内阁”，“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朝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此后，立宪派转向革命，地方督抚不愿效忠，当是自然之理了。
载沣认为，新军是清王朝的核心军事力量，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所在。在中央集权的国策之下，军权是集权的重点，而新军又是其集权、收归军权至中央的重中之重。这个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在以载沣为首的清廷在大肆攫取军权、特别是新军的掌控权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接受西方先进军事思想教育的新军，已经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的意识。尽管载沣在表面上将军权紧紧握在手中，实际上新军早已不是古代只知道“忠君”的旧式军队了。
武昌起义的发端，就是湖北新军官兵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表达不满而发生的武装哗变。就在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北洋新军主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向清廷发出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立即撤销皇族内阁，宣布皇族不得介入政治，尽快组成责任内阁，召集国会，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南北新军互相呼应，清廷遂蠹众木折，隙大墙坏、应声而倒。载沣保护政权、收拢兵权的精心策划，不是抽薪止沸，而是抱薪救火。有历史学家指出，新式军队在新的国内外局势下，自我觉醒，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而还在缓慢“爬”向近代化的清政府，显然又落后于它所倚重的军队了。因此，清政府以“刚性维稳”为对内目的的军事改革失控，并走向对其自身不利的结果，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载沣万万没有想到，铁打的军队，一夜之间就调转了枪口；当铁打的军队靠不住时，铁打的江山也就“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了。而载沣面临的变局，如今又落到习近平面前：习近平大量提拔“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以为太子党可以抱团取暖。然而，太子党大都是管窥蠡测、城狐社鼠的无能之辈，彼此间亦矛盾重重。习近平再三强调军队对党的绝对服从，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军队、警察和所有强力部门，这些部门全都安插上他的哥们。他以为，权力越集中，共产党的江山就越稳固。殊不知，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军队和警察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即便官兵平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兵营里，他们也有回家探亲的时间、也有使用网络和手机的能力，他们也会感受到中国社会严重的腐败和不公，对社会问题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中共当局已经无法像一九八九年时那样，对军人实行彻底的洗脑，让军人耳提面命地去屠杀民众了。
载沣的聪明之处在于，当发现大势已去，就不再孤注一掷、困兽犹斗，而是体面下台、退一步海阔天空。故而满清亲贵没有像法国王室和俄国皇室那样惨遭革命党人屠杀。此后，张勋复辟和溥仪到东北建立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国，载沣都拒绝参与，颇有“愿赌服输”的君子风范。未来的习近平，也许连载沣的这点智慧都没有。习近平明知中国当下的形势是厝火积薪，他也要伐功矜能、戴盆望天。当大变局真的开始的时候，以他习非成是的性情，或许真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强项倒地，直至跌入万丈深渊。那么，中国下一步的社会转型，可真就要流比清末多得多的鲜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