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87名上海访民对未能与联合国人权小组对话表示失望，敦促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中国访民求助国际社会司法援助，同中国国内司法救助不利、律师队伍良莠不齐有很大关系。
这些上海公民日前对未能见到来沪访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问题专家组深表失望。中国官方新华社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和实践中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工作组”12日至19日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小组，除同中方主管官员及专家、学者交换意见外，还要访问上海和云南等地。
这批上海访民联名签署，欢迎联合国工作组访问上海，希望有机会同工作组自由交流，或者关注自己的个案。显然他们的希望已经落空，按照官方公布行程，这个代表团已于19日结束访华，访民未能在上海同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组接触。签名人许国栋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没有人权。”
187名上海公民还特别希望，个以弗朗西斯•拉道伊女士为首的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特别关心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非法软禁的处境，以及人权捍卫者倪玉兰，曹顺利，刘萍，以及大批中国访民的情况。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访民一直试图借助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专门机构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上海访民联署签名是这类努力的最新尝试。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日前撰文说，187名上海市民签名行动，是上海市民维权的又一大进步，一个人参加维权队伍后，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命运，也要关注他人命运。
不过，郑恩宠律师强调，中国访民维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还需要得到中国国内律师的鼎力司法帮助。他赞扬一批道德水准高尚的律师，不计报酬，仗义执言为弱者辩护。不过同时表示，中国访民艰难上访过程中，并非每次都能有“顶级中国律师自愿挺身而出”。他说， 律师靠访民出名，应无偿为访民服务。
上海访民沈永梅对美国之音说：“律师本身是靠律师工作吃饭的，他们要（费用）钱，是要（和别人）分，这是真的。现在中国流传一句话，律师，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的钱，这个官司就是打不赢。他们是一个政府，一个领导，一个政法委书记，统一下来的”。”
报道显示，中国访民寻求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司法援助的动因之一，就因为在中国寻求司法救助非常艰难，好律师数量不多，一般律师费用也不菲。中国律师的辩护成效，除受政府控制的司法制度制约外，本身也受商业经营模式影响，“有理无钱莫进来”。
上海访民沈永梅说，好律师在中国往往被当局打压：“这个司法救助途径，看上去是救助，但是得不到真正的救助，是假的，只是名义上的救助。很多公民律师，例如北京的律师高智晟，他们很有名，为访民案件打官司。可是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 营业执照都被没收了。在中国得到司法救助？不要去想。”
报道显示，中国访民求助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司法救助，反映访民对中国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对国内现有司法救助体系缺乏信任。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西方国家请律师也要花钱；有钱请到善辩名嘴律师，他们所做出的颠倒黑白辩护未必为社会舆论接受；法院免费指派律师的辩护能力，也要靠求助人的运气。不少访民认为，解决大批中国访民冤情的有效途径，首先在于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体系。
这些上海公民日前对未能见到来沪访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问题专家组深表失望。中国官方新华社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和实践中对妇女的歧视问题工作组”12日至19日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小组，除同中方主管官员及专家、学者交换意见外，还要访问上海和云南等地。
这批上海访民联名签署，欢迎联合国工作组访问上海，希望有机会同工作组自由交流，或者关注自己的个案。显然他们的希望已经落空，按照官方公布行程，这个代表团已于19日结束访华，访民未能在上海同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组接触。签名人许国栋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没有人权。”
187名上海公民还特别希望，个以弗朗西斯•拉道伊女士为首的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特别关心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非法软禁的处境，以及人权捍卫者倪玉兰，曹顺利，刘萍，以及大批中国访民的情况。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访民一直试图借助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专门机构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上海访民联署签名是这类努力的最新尝试。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日前撰文说，187名上海市民签名行动，是上海市民维权的又一大进步，一个人参加维权队伍后，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命运，也要关注他人命运。
不过，郑恩宠律师强调，中国访民维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还需要得到中国国内律师的鼎力司法帮助。他赞扬一批道德水准高尚的律师，不计报酬，仗义执言为弱者辩护。不过同时表示，中国访民艰难上访过程中，并非每次都能有“顶级中国律师自愿挺身而出”。他说， 律师靠访民出名，应无偿为访民服务。
上海访民沈永梅对美国之音说：“律师本身是靠律师工作吃饭的，他们要（费用）钱，是要（和别人）分，这是真的。现在中国流传一句话，律师，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的钱，这个官司就是打不赢。他们是一个政府，一个领导，一个政法委书记，统一下来的”。”
报道显示，中国访民寻求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司法援助的动因之一，就因为在中国寻求司法救助非常艰难，好律师数量不多，一般律师费用也不菲。中国律师的辩护成效，除受政府控制的司法制度制约外，本身也受商业经营模式影响，“有理无钱莫进来”。
上海访民沈永梅说，好律师在中国往往被当局打压：“这个司法救助途径，看上去是救助，但是得不到真正的救助，是假的，只是名义上的救助。很多公民律师，例如北京的律师高智晟，他们很有名，为访民案件打官司。可是现在他们怎么样了呢？ 营业执照都被没收了。在中国得到司法救助？不要去想。”
报道显示，中国访民求助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司法救助，反映访民对中国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对国内现有司法救助体系缺乏信任。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西方国家请律师也要花钱；有钱请到善辩名嘴律师，他们所做出的颠倒黑白辩护未必为社会舆论接受；法院免费指派律师的辩护能力，也要靠求助人的运气。不少访民认为，解决大批中国访民冤情的有效途径，首先在于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