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1906年9月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仿行宪政”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拟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4页）这道上谕的发出，为中国立宪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倡导立宪的团体在中国应运而生。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成为清末最早出现的立宪团体。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郑孝胥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十一月朔（12月16日）是日，为立宪公会第一次开会，会员、来宾二百余人。马湘伯、柯贞贤、雷继兴、伍昭扆相继演说毕，会员自行选举会董十五人，余得四十六票为最多。继复由会董十五人互举，余得十四票，应为会长，而张季直、汤蛰先为副会长。（《郑孝胥日记》之二1068页 中华书局）除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外，当时还有上海宪政研究会，吉林自治会，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大大小小几百个立宪团体相继诞生。不过，这时的立宪团体大多依附于地方官府或者背后的势力即为地方大吏。如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就是满清重臣岑春煊支持之下成立的，岑春煊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开办出资一万大洋，并承诺以后每年承担一千大洋的办公经费。其他立宪团体的情形与预备立宪公会大致相当，由此也可以看出，除了梁启超等人在海外成立的政闻社以外，当时的立宪团体大多具有官办性质，还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而如何发动最为广大的民众与自己一起从事中国的立宪运动以壮大自身的力量，一直是立宪派领袖们日思夜想的头等问题。早在1907年3、4月间，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就与杨度对如何进行社会动员一事有过非常深入的探讨。杨度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弟意《新民报》、《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
对于杨度以倡开国会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提议，梁启超非常赞同，他在给杨度的回信中说：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时报》为著名立宪派人士狄葆贤所办，1904年创刊于上海，且为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所资助，因此一直鼓吹立宪。《时报》曾著文说：中国今日之时代，专制与立宪政治过渡之时代也，故本报著论，恒欣然以专制、立宪政治之得失为比较。盖欲摧挫专制之末运，奖翼宪政之新机，不厌反复详言之，使政府与国民咸洞悉其所以然之故，灼然而无所疑，而一般之心理缘趋向于立宪政治之途。以舆论而造成事实，此则本报之天职，亦记者所希望也。故中国存亡之问题，实以能否确立立宪政治之基础决定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47页）
立宪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张謇与《时报》和狄葆贤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张謇每到上海，必以《时报》的书斋息楼为下榻之所，梁启超与张謇之间信息的沟通，也靠的是狄葆贤。毫无疑问的是，梁启超与《时报》有关立宪的论述对张謇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这里面当然包括由杨度倡导由梁启超鼓吹的速开国会的言论。不过张謇是一个行事非常谨慎且保守的人，他的传记作家刘厚生曾这样评价他：从庚子（1900）年起，至戊申一九0八年光绪死亡时为止，他正在努力于建设地方事业，对于中央政治漠不关心。（《张謇传记》176页）张謇的热衷政治，关心时局在1909年他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之后。
1907年6月30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给清王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朝廷速设资政院以立上院之基础，并以都察院代国会，以各省咨议局代议院，他认为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岑春煊首次提出了在各省设咨议局的主张，他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清廷的采纳，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并筹建资政院。在这份上谕中说明了设置上述机构的理由：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促各省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67页）1909年10月14日，清王朝22个行省中的21个行省（新疆除外）同时举行咨议局选举。在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的选举中，230名议员投票，张謇以196票当选议长。而最先把全国立宪派势力联合起来的人正是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立宪派全国领袖张謇。
1909年10月13日，也即各省咨议局开会的前一天，张謇即与江苏巡抚瑞澂以及雷奋、杨廷栋、孟森、许鼎霖等议定，决定联合各省督抚及咨议局一致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由瑞澂负责联络各省督抚，张謇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并委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等3人去各省联络。咨议局会议结束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1人齐集上海，他们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会，并组成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干事。当时的咨议局议员大多确为各地的一时之选，他们也以拯救国难为己任。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其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中对于当选咨议局议员的立宪派有这样的描述：当时议员从各地当选，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动认为优秀可靠，就选他出来。拿最重大的代表责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势力和金钱的作用的运动，在那时竟没有人利用，也没有利用的人。那当选的议员，也人人自命不凡，为代表民意力争立宪而来，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这带来的责任上边。（《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41页中华书局 1930年）
立宪派的第一次国会请愿显然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进行。所谓的小圈子指的是各省的咨议局与这21个咨议局的1643名议员，他们在上海的51名代表又选出33人作为进京请愿的代表。这些议员们在地方上个个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们认为作为全国的民意代表，朝廷必然会尊重和采纳他们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还发起了签名运动，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第一次请愿签名的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当然这二十万人只是130多万要求立宪的新士绅中的少数，不过在当时也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33位请愿代表拿着由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的洋洋万言的国会代表请愿书上呈满清皇帝，要求清王朝一年之内召集国会。谁知清廷以一纸“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的上谕，对代表们的请愿予以拒绝。
立宪派真正的社会动员开始于第一次国会请愿被清廷拒绝之后。为了迫使清政府答应自己的请求，立宪派开始联合地方各民间团体如教育会、商会、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等各种力量。签名活动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据统计，第二次国会请愿仅签名就超过三十万人，保定一地签名者就达3万人，山东省有12万多人，其他各省又各有数十万人。其实当时的中国并非只有以咨议局议员为主的立宪派主张要实行宪政。从1907年开始，要求尽早颁布宪法的压力在清政府各个阶层里都迅速发展起来。1907年12月21日，《中外日报》警告清政府：当人民已经觉醒，需要一部宪法的时候，他们将会坚持到底，即令流血也在所不辞。《东方时报》则把清廷关于立宪政府的时间表讥讽为：一付治疗危症的良药，要等到患者能吃能睡，能走路，能直立，能做事，能四处活动——事实上能象一个健康的人一样行动的时候，医生才肯配给这剂药。从各种报纸上发出的声音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都迫切希望清政府马上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商人是最早加入立宪派请愿行列的团体之一。早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上海商人就积极参加立宪派的活动。象商人李平书、穆湘瑶、沈恩孚、王纳善、祁祖鎏很早就加入马良、雷奋所主持的宪政研究会，并出任评议员。至于总部设在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人入会的就更多，比较有名的如上海商务总会经理李云书、协理孙荫庭、会员樊时勋、虞洽卿、苏宝森，沪南商会分所经理王一亭、议董李平书等人。大量商人加入立宪团体，显示他们对国内政治的发展抱持高度的关切和积极参与的态度。
1910年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后，商人们马上参与其中。上海华商联合会为联络海内外华商请愿速开国会，还发表了公告书：须知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独至人民与政府交涉之端，其主动力多发起于绅学两界中人，而商界偏废焉自沮。此所以事必无成，抑又我国商人所当引为大耻者也……要知各界之中，其不担办事之责任，为政府干涉所不及，而又可以预筹经费，不忧办事之困难者，舍商界殆无敢语于此。及今日而联群竞进，持以毅力，矢以贞心，各代表知有后盾之可援，固不忍遽生退志，彼政府鉴于吾国民志之坚定，以为吾能驱咨议局之代表，不能驱非咨议局之代表，或亦幡然改悟，勉从其志，庶几异时请愿终有策动奏凯之时。（《时报》1910年5月1—3日第一页）由此可见商界对国会请愿运动期待之高。而当由商界派出的代表赴京参加请愿时，竟得到上海华商联合会、商学公会、商业研究会、上海商务总会、沪南商务分会等众多商界人士的热烈欢送，以至商界国会请愿代表沈缦云说：今时吾国民之需国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就地，人生之于布帛菽粟，万无可缺之物也。今时吾国民之需国会，如寒之思衣，渴之思饮，幽室之思日星，大旱之思云霓，又万无可缓之时也。
而对普通民众的动员则是在第二次请愿被拒之后。鉴于前两次请愿的失败，直隶教育会代表温世霖认为必须发动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参加请愿运动。同时各省也必须扩大签名的范围，每省签名人数至少达到一百万人，全国签名者要达到二千五百万人。虽然立宪派没有来得及发动如此庞大的签名运动，但较之前两次，签名的人数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在第三次请愿时，湖南联名请愿的有2550人，贵州有4188人，四川有21150人，广西8798人，奉天10000多人，另直隶、河南、福建、山西等其他各省都有数千人参与签名向军机处发电。在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动员效果最好的要算官员阶层。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清政府各级官员有关主张实行宪政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仅故宫博物院汇集存档的有关立宪的奏折就有200多篇。
这些奏折证明了清朝官员不仅支持清廷逐渐施行宪政体制，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宪政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推动者。如上海商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数与如此高的热情参与国会请愿运动，与上海此前的主政者袁树勋不无关系。袁树勋认为：人人有自治之能力，然后可保公共之安宁；人人有竞争之热心，然后可求和平之幸福……我国教育未昌，民智未进，群志涣散，故步自封，内政不修，外侮斯亟……究其原因，虽由于库帑之空虚，人才之消乏，而尤在于官民之情之不通，不通故不信，不信故才杰之士观望而不前，捐输之款劝道而无效。朝图夕维，至再至三，以欲求改良之策，莫如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有休戚相关之谊，无上下隔阂之虞，众志所成，收效自易。地方官员们不仅倡导地方自治，也对清廷速开国会有所要求。
1910年10月，在立宪派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进入与清廷最后博弈的关键时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广西巡抚、东三省总督、两广总督、伊犁将军、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湖南巡抚等18省督抚联名奏请明年召开国会，并电请设立责任内阁，参与督抚人数之多，要求之坚决，迫使清廷终于表态将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缩短至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
在1910年元月至年底近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有数百万人参与其中，涉及的阶层上至满清贵冑、下至普通黎民，为中国几千历史所未有，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远未发动过有如此众多的公民参与其中的宪政运动。就这一点来说，立宪派的社会动员能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正如国会请愿运动的始作俑者杨度、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这场轰轰烈烈地运动确实起到了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的作用，也收到了一针见血的效果，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自1910年后半期以后，立宪派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国会问题上，以至于他们不仅让民众相信只要清廷马上召开国会，则中国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们自己也坚信国会成了医治中国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立宪派当时的心态，一个日本情报人员如是说道：至于立宪派政党，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则胡乱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政误国的岁月就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被广被全世界。（《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15页）
眼里只盯着国会请愿，使立宪派错失了许多历史良机。如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张謇，一个是书生，一个是实业家，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他们都具有保守倾向。立宪派真正有潜质能成为全国性领袖人物的政治家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由于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亮相的时间短，来不及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革命已然爆发，这导致立宪派从形成到衰亡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梁启超的影响之下，而且梁启超又长期客居海外。有专家认为，清末的立宪运动大多时候之所以呈现较强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特征，是因为组织化的程度过低，其实我以为这恰恰是因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与张謇的原故。如果在咨议局成立之初，立宪派就组建全国性的政党以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就非常有利于汤化龙、孙洪伊、蒲殿俊、刘崇佑等人迅速取得全国性的影响力，这也能促使立宪派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形成一个强固的领导核心。不至于象后来历史上出现的那样，革命一来，立宪派就立即分裂，而且这种分裂的趋势从未停止过。到最后，只剩下梁启超这样一位非常情绪化的领袖人物，立宪派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中国近代史上自有政党以来，象立宪派这样有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而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彻底消失的政党，也仅此一例，这不能不是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哀。
1906年9月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仿行宪政”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拟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4页）这道上谕的发出，为中国立宪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倡导立宪的团体在中国应运而生。
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成为清末最早出现的立宪团体。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郑孝胥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十一月朔（12月16日）是日，为立宪公会第一次开会，会员、来宾二百余人。马湘伯、柯贞贤、雷继兴、伍昭扆相继演说毕，会员自行选举会董十五人，余得四十六票为最多。继复由会董十五人互举，余得十四票，应为会长，而张季直、汤蛰先为副会长。（《郑孝胥日记》之二1068页 中华书局）除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外，当时还有上海宪政研究会，吉林自治会，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大大小小几百个立宪团体相继诞生。不过，这时的立宪团体大多依附于地方官府或者背后的势力即为地方大吏。如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就是满清重臣岑春煊支持之下成立的，岑春煊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开办出资一万大洋，并承诺以后每年承担一千大洋的办公经费。其他立宪团体的情形与预备立宪公会大致相当，由此也可以看出，除了梁启超等人在海外成立的政闻社以外，当时的立宪团体大多具有官办性质，还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而如何发动最为广大的民众与自己一起从事中国的立宪运动以壮大自身的力量，一直是立宪派领袖们日思夜想的头等问题。早在1907年3、4月间，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就与杨度对如何进行社会动员一事有过非常深入的探讨。杨度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弟意《新民报》、《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
对于杨度以倡开国会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提议，梁启超非常赞同，他在给杨度的回信中说：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时报》为著名立宪派人士狄葆贤所办，1904年创刊于上海，且为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所资助，因此一直鼓吹立宪。《时报》曾著文说：中国今日之时代，专制与立宪政治过渡之时代也，故本报著论，恒欣然以专制、立宪政治之得失为比较。盖欲摧挫专制之末运，奖翼宪政之新机，不厌反复详言之，使政府与国民咸洞悉其所以然之故，灼然而无所疑，而一般之心理缘趋向于立宪政治之途。以舆论而造成事实，此则本报之天职，亦记者所希望也。故中国存亡之问题，实以能否确立立宪政治之基础决定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47页）
立宪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张謇与《时报》和狄葆贤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张謇每到上海，必以《时报》的书斋息楼为下榻之所，梁启超与张謇之间信息的沟通，也靠的是狄葆贤。毫无疑问的是，梁启超与《时报》有关立宪的论述对张謇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这里面当然包括由杨度倡导由梁启超鼓吹的速开国会的言论。不过张謇是一个行事非常谨慎且保守的人，他的传记作家刘厚生曾这样评价他：从庚子（1900）年起，至戊申一九0八年光绪死亡时为止，他正在努力于建设地方事业，对于中央政治漠不关心。（《张謇传记》176页）张謇的热衷政治，关心时局在1909年他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之后。
1907年6月30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给清王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朝廷速设资政院以立上院之基础，并以都察院代国会，以各省咨议局代议院，他认为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岑春煊首次提出了在各省设咨议局的主张，他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清廷的采纳，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并筹建资政院。在这份上谕中说明了设置上述机构的理由：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促各省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67页）1909年10月14日，清王朝22个行省中的21个行省（新疆除外）同时举行咨议局选举。在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的选举中，230名议员投票，张謇以196票当选议长。而最先把全国立宪派势力联合起来的人正是江苏省咨议局议长、立宪派全国领袖张謇。
1909年10月13日，也即各省咨议局开会的前一天，张謇即与江苏巡抚瑞澂以及雷奋、杨廷栋、孟森、许鼎霖等议定，决定联合各省督抚及咨议局一致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由瑞澂负责联络各省督抚，张謇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并委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等3人去各省联络。咨议局会议结束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1人齐集上海，他们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会，并组成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干事。当时的咨议局议员大多确为各地的一时之选，他们也以拯救国难为己任。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其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中对于当选咨议局议员的立宪派有这样的描述：当时议员从各地当选，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动认为优秀可靠，就选他出来。拿最重大的代表责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势力和金钱的作用的运动，在那时竟没有人利用，也没有利用的人。那当选的议员，也人人自命不凡，为代表民意力争立宪而来，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这带来的责任上边。（《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41页中华书局 1930年）
立宪派的第一次国会请愿显然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进行。所谓的小圈子指的是各省的咨议局与这21个咨议局的1643名议员，他们在上海的51名代表又选出33人作为进京请愿的代表。这些议员们在地方上个个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们认为作为全国的民意代表，朝廷必然会尊重和采纳他们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还发起了签名运动，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第一次请愿签名的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当然这二十万人只是130多万要求立宪的新士绅中的少数，不过在当时也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33位请愿代表拿着由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的洋洋万言的国会代表请愿书上呈满清皇帝，要求清王朝一年之内召集国会。谁知清廷以一纸“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的上谕，对代表们的请愿予以拒绝。
立宪派真正的社会动员开始于第一次国会请愿被清廷拒绝之后。为了迫使清政府答应自己的请求，立宪派开始联合地方各民间团体如教育会、商会、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等各种力量。签名活动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据统计，第二次国会请愿仅签名就超过三十万人，保定一地签名者就达3万人，山东省有12万多人，其他各省又各有数十万人。其实当时的中国并非只有以咨议局议员为主的立宪派主张要实行宪政。从1907年开始，要求尽早颁布宪法的压力在清政府各个阶层里都迅速发展起来。1907年12月21日，《中外日报》警告清政府：当人民已经觉醒，需要一部宪法的时候，他们将会坚持到底，即令流血也在所不辞。《东方时报》则把清廷关于立宪政府的时间表讥讽为：一付治疗危症的良药，要等到患者能吃能睡，能走路，能直立，能做事，能四处活动——事实上能象一个健康的人一样行动的时候，医生才肯配给这剂药。从各种报纸上发出的声音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都迫切希望清政府马上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商人是最早加入立宪派请愿行列的团体之一。早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上海商人就积极参加立宪派的活动。象商人李平书、穆湘瑶、沈恩孚、王纳善、祁祖鎏很早就加入马良、雷奋所主持的宪政研究会，并出任评议员。至于总部设在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人入会的就更多，比较有名的如上海商务总会经理李云书、协理孙荫庭、会员樊时勋、虞洽卿、苏宝森，沪南商会分所经理王一亭、议董李平书等人。大量商人加入立宪团体，显示他们对国内政治的发展抱持高度的关切和积极参与的态度。
1910年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后，商人们马上参与其中。上海华商联合会为联络海内外华商请愿速开国会，还发表了公告书：须知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独至人民与政府交涉之端，其主动力多发起于绅学两界中人，而商界偏废焉自沮。此所以事必无成，抑又我国商人所当引为大耻者也……要知各界之中，其不担办事之责任，为政府干涉所不及，而又可以预筹经费，不忧办事之困难者，舍商界殆无敢语于此。及今日而联群竞进，持以毅力，矢以贞心，各代表知有后盾之可援，固不忍遽生退志，彼政府鉴于吾国民志之坚定，以为吾能驱咨议局之代表，不能驱非咨议局之代表，或亦幡然改悟，勉从其志，庶几异时请愿终有策动奏凯之时。（《时报》1910年5月1—3日第一页）由此可见商界对国会请愿运动期待之高。而当由商界派出的代表赴京参加请愿时，竟得到上海华商联合会、商学公会、商业研究会、上海商务总会、沪南商务分会等众多商界人士的热烈欢送，以至商界国会请愿代表沈缦云说：今时吾国民之需国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就地，人生之于布帛菽粟，万无可缺之物也。今时吾国民之需国会，如寒之思衣，渴之思饮，幽室之思日星，大旱之思云霓，又万无可缓之时也。
而对普通民众的动员则是在第二次请愿被拒之后。鉴于前两次请愿的失败，直隶教育会代表温世霖认为必须发动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参加请愿运动。同时各省也必须扩大签名的范围，每省签名人数至少达到一百万人，全国签名者要达到二千五百万人。虽然立宪派没有来得及发动如此庞大的签名运动，但较之前两次，签名的人数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在第三次请愿时，湖南联名请愿的有2550人，贵州有4188人，四川有21150人，广西8798人，奉天10000多人，另直隶、河南、福建、山西等其他各省都有数千人参与签名向军机处发电。在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动员效果最好的要算官员阶层。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清政府各级官员有关主张实行宪政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仅故宫博物院汇集存档的有关立宪的奏折就有200多篇。
这些奏折证明了清朝官员不仅支持清廷逐渐施行宪政体制，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宪政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推动者。如上海商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数与如此高的热情参与国会请愿运动，与上海此前的主政者袁树勋不无关系。袁树勋认为：人人有自治之能力，然后可保公共之安宁；人人有竞争之热心，然后可求和平之幸福……我国教育未昌，民智未进，群志涣散，故步自封，内政不修，外侮斯亟……究其原因，虽由于库帑之空虚，人才之消乏，而尤在于官民之情之不通，不通故不信，不信故才杰之士观望而不前，捐输之款劝道而无效。朝图夕维，至再至三，以欲求改良之策，莫如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有休戚相关之谊，无上下隔阂之虞，众志所成，收效自易。地方官员们不仅倡导地方自治，也对清廷速开国会有所要求。
1910年10月，在立宪派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进入与清廷最后博弈的关键时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广西巡抚、东三省总督、两广总督、伊犁将军、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湖南巡抚等18省督抚联名奏请明年召开国会，并电请设立责任内阁，参与督抚人数之多，要求之坚决，迫使清廷终于表态将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缩短至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
在1910年元月至年底近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有数百万人参与其中，涉及的阶层上至满清贵冑、下至普通黎民，为中国几千历史所未有，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远未发动过有如此众多的公民参与其中的宪政运动。就这一点来说，立宪派的社会动员能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正如国会请愿运动的始作俑者杨度、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这场轰轰烈烈地运动确实起到了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的作用，也收到了一针见血的效果，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自1910年后半期以后，立宪派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国会问题上，以至于他们不仅让民众相信只要清廷马上召开国会，则中国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们自己也坚信国会成了医治中国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立宪派当时的心态，一个日本情报人员如是说道：至于立宪派政党，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则胡乱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政误国的岁月就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被广被全世界。（《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15页）
眼里只盯着国会请愿，使立宪派错失了许多历史良机。如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与张謇，一个是书生，一个是实业家，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他们都具有保守倾向。立宪派真正有潜质能成为全国性领袖人物的政治家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由于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亮相的时间短，来不及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革命已然爆发，这导致立宪派从形成到衰亡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梁启超的影响之下，而且梁启超又长期客居海外。有专家认为，清末的立宪运动大多时候之所以呈现较强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特征，是因为组织化的程度过低，其实我以为这恰恰是因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与张謇的原故。如果在咨议局成立之初，立宪派就组建全国性的政党以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就非常有利于汤化龙、孙洪伊、蒲殿俊、刘崇佑等人迅速取得全国性的影响力，这也能促使立宪派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形成一个强固的领导核心。不至于象后来历史上出现的那样，革命一来，立宪派就立即分裂，而且这种分裂的趋势从未停止过。到最后，只剩下梁启超这样一位非常情绪化的领袖人物，立宪派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中国近代史上自有政党以来，象立宪派这样有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而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彻底消失的政党，也仅此一例，这不能不是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