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互联网微博大V胡锡进是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报人。作为党报环球时报总编，他坦承自己是党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工作者、网人，他又建言共产党需要“自谦”，需要“会说话”，“好话要让别人说”，避免“自吹自擂”。
胡锡进讲这样的话，要放在1957年，一定打成右派。反右期间，有些知识分子只是说：（党）不能外行领导内行，就被打成右派。
胡锡进，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出生在北京工人家庭，1978年，参军进入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俄语。后来到北外（现外国语大学）读研。“动乱”（1989年）那年毕业进入人民日报，有报道说：他和北大知名学者孔庆东教授一样，当年春夏之交，也是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流窜”的“有心人”。1993年派驻南斯拉夫记者。1996年，环球时报副总编，2005年，总编。
由于环球时报的立场，特别是他经常以“单任平”为笔名发表评论，再加上其微博立场，胡锡进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爱国贼”、“五毛”等标签，同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等并列“四大五毛”。胡锡进今年也参加了几次VOA电视节目做嘉宾，谈自己对一些事务的观点和看法。
胡锡进是10月底在北京某座谈会上讲这番话的。据观察者网周二（12月24日）发表的胡锡进讲话全文，胡锡进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发展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共产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最初的不自信，刚建国的时候，这种不自信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喜欢把自己说的比自己实际上稍微好一点。它其实应该把自己说的比自己实际好的程度稍微差那么一点儿。”
“做人也这样，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自谦一点。在生活中我们都懂，共产党员也懂，要低调、低调，也不知怎么的，一站到讲台上，就高调了。”
*胡锡进：不要让人觉得党“自吹自擂”*
“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家觉得共产党是自吹自擂。所以话里永远是漏洞百出的。这个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就是共产党需要会说话。好话要让别人说。一个人一定是有毁有誉的，共产党的问题在于，把那7分好话都自己说了，剩下的三分坏话都留给了微博、互联网。这是我们的一大问题，我们的宣传问题。”
*有宪法支持，党依然是“伟光正”*
一直到现在，网上还有许多人以调侃口吻称呼中共“伟（大）光（荣）正（确）”。虽然今天已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文革岁月，但许多高官动辄还是以党管一切的思维方式颐指气使。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上台伊始就宣布在司法界是“党的利益至上”，然后才是法律和人民“至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春节到西北慰问百姓，开口就是“我代表党中央来看你们了。”
*胡锡进的新闻宣传“三七开”*
作为党的重要宣传干部，胡锡进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难能可贵：“共产党的问题在于，把那七分好话都自己说了，剩下的三分坏话都留给了微博、互联网。 ”
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属于说“七分”好话的那部分，剩下的那互联网“三分”“自留地”，党还是一直觊觎要加以控制甚至“收归国有”。
胡锡进的话是“来回说”，充满“辩证法”。比如他在这篇题为《中国舆论的现状和媒体的责任》的讲话伊始就宣布，某些市场化媒体“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超过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处在逢官就反、逢警必反的情况”。
*舆论场“竞争”，谁是输家？*
胡锡进说：互联网也参与到“批判竞争”中。某些商业网站，没人管，而且技术上管不了它，造成了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媒体全部失败了。赢家是互联网、微博。”
按照胡锡进这个逻辑和结论，对党说“三分坏话”的互联网，在和说“七分好话”的“传统媒体”竞争中是获胜了，那共产党不是很“自谦”而没“自吹自擂”，何须加以批评？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VS环球时报不骂帮大忙*
如果说张季鸾的大公报是对当局“小骂大帮忙”，那么，说七分好话的环球时报则是“不骂帮大忙”。在党中央、中宣部“虎视眈眈”下，环球时报等所有吃皇粮的“传统媒体”，没任何人敢开“三分自留地”。从年初的南周元旦社评事件、后来新快报和湖南大企业“对峙”等事件即可看出，结果都是报社老总下课记者走人或报纸封门。
对此，胡锡进说：“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办的报纸”。
胡锡进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分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一亩三分地”。而这两块“所有制”不同的地，有不同的“地主”。前者就是党办媒体—如环球时报，后者是互联网。
作为希望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希望能在报纸的“党性”“人民性”之间“和稀泥”。
“共产党和老百姓没离得那么远。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胡锡进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两者之间是个对立关系，真是你死我活的，“我肯定完蛋了，我必须投靠一方。”
胡锡进说：“我之所以能‘左右逢源’，是因为它俩的对立是表面的，不是真正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胡锡进说，他现在做的是：“增加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沟通，而不是制造他们的对立。”
胡锡进不光是报社老总、国家行政序列中正司局级干部，还是网络大V，在新浪微博拥有4百多万粉丝。他经常在网上发微博“沟通”党群关系，周二曾在其微博转了该报周一评价毛泽东的社评，遭到很多网友和粉丝的激烈抨击。
胡锡进说：我们不代表人民处处抨击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处处指责人民。“我们觉得他们两者是一体的。”
*“七分”地主胡锡进，自然歌颂共产党*
说到共产党，胡锡进自然站到了“七分地”地主—党的立场，而没站到“三分地”穷人—百姓的立场：共产党做得应当说很了不起。共产党的这帮人真是世界的能人，也是中华民族折腾了多少年，碰到了这么一帮人。
“从毛泽东开始，还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精英，把中国带到了中国的今天。”
*胡锡进：解决媒体问题，首先是解决官的问题*
谈党、毛泽东，必须“正面评价”，这是党的宣传干部胡锡进必须要坚持的立场。谈到新闻界发生的问题、人民性和党性问题，胡锡进说，靠媒体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解决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解决媒体自身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官的问题。”
显然，胡锡进也意识到了，解决问题，不是“三分地”的问题和责任，而是“七分地”需要认识和承担的责任。
总体来说，胡锡进认为，“三分地”的出现，对国家是一种“进步”。他说：“我们的舆论场，我们的微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打击了很多官员腐败的嚣张，而且使得国家有了改革的动力。”
*胡锡进：一枚硬币有两面，互联网也有负面因素*
然后，胡锡进话锋一转，说到了互联网的负面因素：“什么事情都有度，如果它向前走的过远，就会从正面推动因素变成负面的破坏力。”
胡锡进说，中国是非常讲究度的国家。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小国太小，它可以跟着一个人跑就行了。中国太大，有各种力量，而且这个国家一旦偏向一个方向，要再往回拉就很难。中国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最重要的。”
胡锡进认为，中国是由合力推动的，“自由派声音特别大，必须有其他力量出来平衡。”
*“七分”声音大还是“三分”声音大？*
在这里，胡锡进又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自由派充其量只有“三分地”，如何就变得“声音特别大”？声音之大，已超过“七分地”？胡锡进显然是想说自留地庄稼就特别茁壮。但无论如何，自留地面积有限，其总产量必定高不过公社大田。
胡锡进进一步说：中国多元化要走下去，“舆论场的平衡非常重要。社会不能仅有一种声音，政府的声音应该是一种主导声音。在政府之外，不应当有一种声音处于绝对的优势。如果发生了，我是反对的。”
胡锡进的这种逻辑，在这里到了更加荒谬荒唐的地步：政府的声音已经主导了，已经是七分地了，在其之外，也就是在政府主导之外，在那三分地内，还不允许一种声音处于“绝对的优势”？！应该看到，这里是政府七分百姓三分的模式，而不是政府需要继续蚕食或没收百姓三分自留地的“杀穷济富”政策。
*失去“平衡”的平衡，有何意义？*
胡锡进这段话核心和实质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七分地，是我的，你们的三分地，也是我的，或起码有一部分。或者是：你的三分地，我政府的话语权，也要占一席之地，不能让你们自由派完全占领。其结果必然是，舆论场：政府占85%，自由派15%。这就是胡锡进的一亩地的“三七开”分法。
尽管如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还是对胡锡进以及环球时报表达了“正面”的评价：他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环球时报“确实向中间立场靠近，”他还说，该报“一些提法颇有新意与突破。”萧功秦还说，胡锡进在其新书《复杂中国》中曾说：“自由派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自由派是制衡保守派的必要力量，”“任何社会都需要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种平衡表现出更多的建设性。”
萧功秦和胡锡进谈到的这种“平衡”，显然是指“三分”地上的平衡，而不是“一亩地”上的平衡。更显然，撇开七分地而专门在三分地上讲“平衡”实际意义并不大，虽然不是零。
胡锡进讲这样的话，要放在1957年，一定打成右派。反右期间，有些知识分子只是说：（党）不能外行领导内行，就被打成右派。
胡锡进，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出生在北京工人家庭，1978年，参军进入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俄语。后来到北外（现外国语大学）读研。“动乱”（1989年）那年毕业进入人民日报，有报道说：他和北大知名学者孔庆东教授一样，当年春夏之交，也是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流窜”的“有心人”。1993年派驻南斯拉夫记者。1996年，环球时报副总编，2005年，总编。
由于环球时报的立场，特别是他经常以“单任平”为笔名发表评论，再加上其微博立场，胡锡进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爱国贼”、“五毛”等标签，同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等并列“四大五毛”。胡锡进今年也参加了几次VOA电视节目做嘉宾，谈自己对一些事务的观点和看法。
胡锡进是10月底在北京某座谈会上讲这番话的。据观察者网周二（12月24日）发表的胡锡进讲话全文，胡锡进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发展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共产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最初的不自信，刚建国的时候，这种不自信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喜欢把自己说的比自己实际上稍微好一点。它其实应该把自己说的比自己实际好的程度稍微差那么一点儿。”
“做人也这样，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自谦一点。在生活中我们都懂，共产党员也懂，要低调、低调，也不知怎么的，一站到讲台上，就高调了。”
*胡锡进：不要让人觉得党“自吹自擂”*
“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家觉得共产党是自吹自擂。所以话里永远是漏洞百出的。这个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就是共产党需要会说话。好话要让别人说。一个人一定是有毁有誉的，共产党的问题在于，把那7分好话都自己说了，剩下的三分坏话都留给了微博、互联网。这是我们的一大问题，我们的宣传问题。”
*有宪法支持，党依然是“伟光正”*
一直到现在，网上还有许多人以调侃口吻称呼中共“伟（大）光（荣）正（确）”。虽然今天已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文革岁月，但许多高官动辄还是以党管一切的思维方式颐指气使。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上台伊始就宣布在司法界是“党的利益至上”，然后才是法律和人民“至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春节到西北慰问百姓，开口就是“我代表党中央来看你们了。”
*胡锡进的新闻宣传“三七开”*
作为党的重要宣传干部，胡锡进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难能可贵：“共产党的问题在于，把那七分好话都自己说了，剩下的三分坏话都留给了微博、互联网。 ”
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属于说“七分”好话的那部分，剩下的那互联网“三分”“自留地”，党还是一直觊觎要加以控制甚至“收归国有”。
胡锡进的话是“来回说”，充满“辩证法”。比如他在这篇题为《中国舆论的现状和媒体的责任》的讲话伊始就宣布，某些市场化媒体“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超过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处在逢官就反、逢警必反的情况”。
*舆论场“竞争”，谁是输家？*
胡锡进说：互联网也参与到“批判竞争”中。某些商业网站，没人管，而且技术上管不了它，造成了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媒体全部失败了。赢家是互联网、微博。”
按照胡锡进这个逻辑和结论，对党说“三分坏话”的互联网，在和说“七分好话”的“传统媒体”竞争中是获胜了，那共产党不是很“自谦”而没“自吹自擂”，何须加以批评？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VS环球时报不骂帮大忙*
如果说张季鸾的大公报是对当局“小骂大帮忙”，那么，说七分好话的环球时报则是“不骂帮大忙”。在党中央、中宣部“虎视眈眈”下，环球时报等所有吃皇粮的“传统媒体”，没任何人敢开“三分自留地”。从年初的南周元旦社评事件、后来新快报和湖南大企业“对峙”等事件即可看出，结果都是报社老总下课记者走人或报纸封门。
对此，胡锡进说：“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办的报纸”。
胡锡进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分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一亩三分地”。而这两块“所有制”不同的地，有不同的“地主”。前者就是党办媒体—如环球时报，后者是互联网。
作为希望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希望能在报纸的“党性”“人民性”之间“和稀泥”。
“共产党和老百姓没离得那么远。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胡锡进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两者之间是个对立关系，真是你死我活的，“我肯定完蛋了，我必须投靠一方。”
胡锡进说：“我之所以能‘左右逢源’，是因为它俩的对立是表面的，不是真正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胡锡进说，他现在做的是：“增加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沟通，而不是制造他们的对立。”
胡锡进不光是报社老总、国家行政序列中正司局级干部，还是网络大V，在新浪微博拥有4百多万粉丝。他经常在网上发微博“沟通”党群关系，周二曾在其微博转了该报周一评价毛泽东的社评，遭到很多网友和粉丝的激烈抨击。
胡锡进说：我们不代表人民处处抨击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处处指责人民。“我们觉得他们两者是一体的。”
*“七分”地主胡锡进，自然歌颂共产党*
说到共产党，胡锡进自然站到了“七分地”地主—党的立场，而没站到“三分地”穷人—百姓的立场：共产党做得应当说很了不起。共产党的这帮人真是世界的能人，也是中华民族折腾了多少年，碰到了这么一帮人。
“从毛泽东开始，还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精英，把中国带到了中国的今天。”
*胡锡进：解决媒体问题，首先是解决官的问题*
谈党、毛泽东，必须“正面评价”，这是党的宣传干部胡锡进必须要坚持的立场。谈到新闻界发生的问题、人民性和党性问题，胡锡进说，靠媒体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解决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解决媒体自身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官的问题。”
显然，胡锡进也意识到了，解决问题，不是“三分地”的问题和责任，而是“七分地”需要认识和承担的责任。
总体来说，胡锡进认为，“三分地”的出现，对国家是一种“进步”。他说：“我们的舆论场，我们的微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打击了很多官员腐败的嚣张，而且使得国家有了改革的动力。”
*胡锡进：一枚硬币有两面，互联网也有负面因素*
然后，胡锡进话锋一转，说到了互联网的负面因素：“什么事情都有度，如果它向前走的过远，就会从正面推动因素变成负面的破坏力。”
胡锡进说，中国是非常讲究度的国家。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小国太小，它可以跟着一个人跑就行了。中国太大，有各种力量，而且这个国家一旦偏向一个方向，要再往回拉就很难。中国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最重要的。”
胡锡进认为，中国是由合力推动的，“自由派声音特别大，必须有其他力量出来平衡。”
*“七分”声音大还是“三分”声音大？*
在这里，胡锡进又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自由派充其量只有“三分地”，如何就变得“声音特别大”？声音之大，已超过“七分地”？胡锡进显然是想说自留地庄稼就特别茁壮。但无论如何，自留地面积有限，其总产量必定高不过公社大田。
胡锡进进一步说：中国多元化要走下去，“舆论场的平衡非常重要。社会不能仅有一种声音，政府的声音应该是一种主导声音。在政府之外，不应当有一种声音处于绝对的优势。如果发生了，我是反对的。”
胡锡进的这种逻辑，在这里到了更加荒谬荒唐的地步：政府的声音已经主导了，已经是七分地了，在其之外，也就是在政府主导之外，在那三分地内，还不允许一种声音处于“绝对的优势”？！应该看到，这里是政府七分百姓三分的模式，而不是政府需要继续蚕食或没收百姓三分自留地的“杀穷济富”政策。
*失去“平衡”的平衡，有何意义？*
胡锡进这段话核心和实质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七分地，是我的，你们的三分地，也是我的，或起码有一部分。或者是：你的三分地，我政府的话语权，也要占一席之地，不能让你们自由派完全占领。其结果必然是，舆论场：政府占85%，自由派15%。这就是胡锡进的一亩地的“三七开”分法。
尽管如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还是对胡锡进以及环球时报表达了“正面”的评价：他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环球时报“确实向中间立场靠近，”他还说，该报“一些提法颇有新意与突破。”萧功秦还说，胡锡进在其新书《复杂中国》中曾说：“自由派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自由派是制衡保守派的必要力量，”“任何社会都需要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种平衡表现出更多的建设性。”
萧功秦和胡锡进谈到的这种“平衡”，显然是指“三分”地上的平衡，而不是“一亩地”上的平衡。更显然，撇开七分地而专门在三分地上讲“平衡”实际意义并不大，虽然不是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