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全面颠覆“八二宪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党国做的并不需要人们相信的政治广告，是一个不必推销产品的行销艺术，是一个以党国寡头完全无视民主参与的“顶层设计”。作为一个根本不接受民主选举的政党，中共在制度和程序意义上就不可能有对人民的政治责任。那么，这个所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蓝图”，在毫无问责机制的情况下，就只能是一个独裁腐败政党为自己立的德政牌坊。

在盛世的中国，宪政的实质就是：所有给执政当局的特权都是会无所不用其极，而给人民的许愿只是挂在驴子面前的那根红罗蔔，永远都在前面引诱你做大头梦。

正是基於这样的政治背景，越来越少中国人为《决定》欢呼雀跃，而越来越多的人却对习近平独揽大权忧心忡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无论从设立的目的和方式来看，都是一场“宪法政变”，它全面颠覆了中共自己确立的“八二宪法”。

在饱受文革苦难、又经历华国锋无力开启新局面的犹豫后，中国勉强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八二宪法”起到了总结过去的治理缺失、开创民主法治新局面的桥樑作用。应该说，在中共制定的四部宪法中，现在还在使用的“八二宪法”是较好的一部。但如果从现代民主的高度来看，对这部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前言的宪法，也不必期望太高；反过来它也说明，如果中共连自己制定的最低宪制底线都无法遵守，可见该党的法治意识是多么贫乏。

下一步是学普京给自己终身制

马克思主义的政体思想受到巴黎公社的影响，所以后来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无不以委员会制来确立基本政体.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行使“修宪”、“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第六十二条）。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於说国家主席，宪法并未明确定位为“国家元首”，他只是在人大行使权力时，形式象徵性的职位。如果我们用“议会制”和“总统制”来比较，中国的政体更接近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

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共完全绕过人大程序，由党代会包办改变了国家机构的设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机构，由国家主席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仅加剧了原来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带来的党政不分的弊端，而且还进一步削弱了人大和总理的权力地位，把内政外交、文化经济的大权统统集中到了国家主席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安全”的概念已经涵盖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和经济安全等诸多“新安全”领域。正如中共明确宣示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也就是身兼总书记、党和国家两个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安委主任的习近平大权独揽，而政府、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和社会团体都成为被协调的一方。这样的机构变更，远远要大於普京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玩把戏，不能不说是一场“宪法政变”。

如果我们来观察中共六十年一贯的体制，其实只有毛、邓、习三代；也只有他们三人是自己把皇冠戴在头上的，而其他的领导人，比如华国锋只是毛的指定儿皇帝，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邓留下的一对政治双胞胎，相互牵制来做“总设计师”的两任“总工程师”。更让人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制度权力远远超过毛和邓。被斥为“个人专权独断”的毛只是党和党的军委的主席，在党内，还有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常务工作；政府由总理周恩来打理。当时总理的职务有多重要，可以从以下一条历史资料来说明：在一九四九年时，中共曾考虑过由宋庆龄担任国家主席、由毛担任总理。在八十年代，总理赵紫阳的权力与总书记胡耀邦相比也不逊色，以至赵并不情愿离开总理职位去担任总书记。而邓在一九七八年复出后不仅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总书记，也未担任过国家主席、总理和委员长等职务，只是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有必要指出，毛和邓其实实行的都是终身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习近平有与毛、邓比个高下的心气，他下一步的险招就是学普京，给自己来个终身制。

把中国引向寡头化法西斯化

“宪法政变”并不全都是坏事。一九五八年法国在奠边府失败后又面临阿尔及利亚危机，军队时刻准备接管巴黎，发动军事政变。法国二战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戴高乐受命於危难之中，终结了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修宪创建第五共和国，建立了超级总统制。通过这一宪法变革，戴高乐一手收拾了蠢蠢欲动想夺权的共产党，一手挽救了自由民主，也为二战后的法国复兴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但大权集中的习近平不会成为戴高乐，却更可能成为另两个搞宪法政变的独裁者：德国的希特勒或日本的东条英机.为什么习近平的宪法政变有如此的危险性，可能把中国引向全面的寡头化和法西斯化呢？这主要是由现今的中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意志和他们的素质所决定的。现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大辩论绝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今天是左倾僵化保守势力抬头，宣传机器用蒙昧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抵制启蒙、反对普世价值、压制民主自由。领导人也绝没有让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意志。习的“两个一百年”把建设民主中国放在了未来两、三代领导人的时间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全面抵制民主化。没有人会相信把兑现时间放在他死后的继承人。

更让人不安的是，从王立军、刘志军、薄熙来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不义之人。他们像是一群蝗虫，把过去改革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赵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把法制、人大建设（包括评议、信访、司法监督等制度）都可以顷刻间糟蹋得乾乾净净.现在，他们又在抛弃公民社会、宪政和普世价值。从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到习近平的“七个不讲”，再到今天的政党违宪，踢开人大制度和政府职权，大搞个人专权、党国暴政，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已经诞生。

——原载：动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