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再保持沉默，我们可以说一些从没被听过的话。”
———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
最近，美国记者、作家弗里德曼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如果你把我们的记者都赶出中国，这将迫使美国驱逐中国的记者，我们不可能让你享受我们的开放，而你却蒙蔽我们。”
不久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非常赞成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所说的批评政府是爱国，并且认为：“我们要创造人人都来为国贡献，人人都自主，大家都自己管好自己，发展社会组织，不让政府操心，等于说社会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要启蒙，要关心国家大事。”像流行歌手魏晨所唱的那样，就是要“为自己代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像二十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所言：“我们不必再保持沉默，我们可以说一些从没被听过的话。”
中国的问题很多，而且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实际上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人对很多问题都保持沉默，对有些问题虽然发了言，但“从没被听过”。因此，我们就是不仅不再沉默，而且坚持说一些有些人从来都没认真听过的话，让有些人不仅要听，更要明白听过之后就要想一想该如何做。
一
几天前，前凤凰网历史频道主编、前《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副主任刘向南发微博：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现场，一30出头的男子在上午论坛结束后追着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谩骂，人群中茅老边走边回头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说这有我的联系方式。然而那男子依旧追骂。刘向南希望安保过来干预一下，把男子与茅老稍做隔离。不想，茅老拍了一下刘的手说，没事，这就是张维迎刚说的“思想的垄断造成的灾难”，要理解、帮助。这让刘向南顿时觉得“茅老让人起敬！”
说到上面这段话中“张维迎刚说的‘思想的垄断造成的灾难’”，不得不多说两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教授日前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领取“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时，有个演讲或叫感言。可没想到演讲一出，立即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让有些人很不舒服，以至于张的这个演讲在内地官方互联网上被全面封杀，甚至连网易也被迫撤下，而张维迎的新浪微博被销号，凤凰、网易博客全被关。于是有评论指出，“这恰好是张维迎所反对的思想垄断的实证”。
那么张维迎教授在演讲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认为中国“所有反垄断所反的东西很多是真正的竞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反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政府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紧接着张维迎又强调：“我今天要特别讲到一个垄断，我们必须反，这就是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没有办法提出跟它不一样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垄断对人类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碍了新的思想的出现，也就是阻碍了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的星火。”
本人相信，张维迎教授这里所指的“一种思想”，全世界都知道。当然，张维迎不仅提出要反对政府强加给中国人的思想垄断，还指出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大概都说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于是那些人就动用权力：删。现在大陆几乎所有官办网站上找不到张教授这篇演讲。
张维迎这篇“感言”，被外界称作“处处有骨”，这大约也是“导致”有些人“看”不下去或叫“不能容忍”的一个重要原因。读张教授演讲，确实感到精彩，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外，张教授还在演讲中再次提到“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完成教会中国人民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所以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想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要命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个政府几十年来所害怕的就是国民不能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害怕出现包括政府在内中国“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一种思想，就是害怕中国人有“独立精神”并“充满一颗自由的心”。十三亿国民只能团结在政府周围，急为政府所急，想为政府所想。否则，就属大逆不道。
这种情形会在今天的美国发生吗？显然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美国人没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害怕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竟然是绝大多数都认同的陈词滥调，害怕美国人没有独立精神，害怕美国人感到不自由。
那么中美反差如此之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直说，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别。这些年，我们很多人强调中国社会与西方民主社会有这差别那差别，其实根子就在政治差别，很多差别就是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二
除上面所说之外，我特别注意到张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理念提到观点。世界各国是由什么人统治的？当然是由各国政府的官员统治的。但真正统治世界各个国家的，是思想，是观点；是自觉不自觉接受（不排除假装接受）某些思想观点统治的人，又由于简单或较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包括世袭或所谓“红二代”等），让这种人成了统治者，于是，他们就用已经统治了他们思想的思想观点即意识形态来统治国家和人民。
某个国家之所以要用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来统治，说到底，就是主张这种统治的人接受（仍不排除假装接受）了这个思想这种观点。所以张维迎说，“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更是认为：“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可谁都明白，由一些并非由独立思考得出而是稀里糊涂接受的思想观点，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后来统治十几亿人，其实是很荒唐的。你读快要去世一年的邓正来教授生前很多文字，他强调的都是批判，对思想观点包括知识学术的批判，对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的批判，包括对他本人的批判，用他的话说，他就是希望能够听到对他批判的声音。中国普通百姓不说，政府官员更不说，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人也已经不仅难得，可说十分罕见。
我们知道，宇宙中没有一种知识是永远正确的，更没有一种知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什么人跟你这样说，这人一定是疯子，要不就是骗子，有什么不良企图；如果政府跟你这样说，你也千万不要因为它是政府就稀里糊涂地相信。政府也会好心办坏事，甚至政府也会做骗人的勾当。2006年3月17日晚上，邓正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中讲道：“知识最大的特性或者它最内在的特性就是它的限度，它是有限度的，它不会和真理一样，变成普适的、永恒的。什么叫有限度？限度最根本的要害就在于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所从事的知识研究是不能被批判的，是不能被反思的，这就意味着它不是被意识形态化了，就是被真理化了。”
中国几十年来，明明只是一些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事实上，任何一种不能或难以定义为真理的思想观点，按知识二字的本意来讲，最多也都只能作知识看。高于知识的才是真理），却不许批判，甚至不许讨论不许争鸣。可邓正来教授在演讲中告诉我们：“无论这个时代有多么伟大、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考和停止思想的理由。”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如何还称不上“有多么伟大”——即使就算很伟大，也不能垄断思想，让十几亿人停止思考，然后只相信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吧。
三
人世间一切纷争，说到底都是经济利益纷争。即使意识形态的所谓斗争，事实上也还是为了利益，否则，中国当年也就无须作出让步加入WTO了。加入WTO，就是为了让“中国制造”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赚取更多外汇，同时减少国内失业人数。忘记什么人说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但一切政治包括战争最终都还是为了经济利益。1972年春，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下飞机舷梯就说他是为着美国人的利益而来的。
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早早地就有人提出了应该为一切人的利益，而不是只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只为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当我们从17世纪英国的洛克《政府论•下篇》中看到他所讲到的那些，还有，就是他的后辈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的那些论述，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也没有一个党派，包括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代表天下所有人的利益。这大概也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崇尚民主，而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鼓励民间自由组团，自由成立党派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
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全文800多字，其中有这样一句：“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据说这一句是这个“共识”的四名发起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提议加进去的。而“共识”另一名发起人秦晖认为他“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劳苦大众”，但他也不能说自己就代表了谁。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据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同意我代表他们呢？”秦晖还说：“写这个声明的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共识”的第3条说道：“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其实，这种主张就含有普世价值。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还不敢这样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进步。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官员以及执政党也要有这种觉悟：一个社会要想真正进步，不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政党，都需要自由竞争。这是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代表一国之所有人的利益。别说一个政党，一国之所有党派也难以代表一国之所有人的利益。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主要的自由主义者就曾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事实上任何政党都能够统治，但只有民主的政党才有权进行统治。”而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人认为：承认政党的合法性与宪政角色，就要赞同政治分权的原则。这是因为政党可以调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代表一个国家之内的全体人的利益。至于民主的合法性，并不需要一致或共识——简单多数足矣。
2013年12月25日
———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
最近，美国记者、作家弗里德曼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如果你把我们的记者都赶出中国，这将迫使美国驱逐中国的记者，我们不可能让你享受我们的开放，而你却蒙蔽我们。”
不久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非常赞成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所说的批评政府是爱国，并且认为：“我们要创造人人都来为国贡献，人人都自主，大家都自己管好自己，发展社会组织，不让政府操心，等于说社会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要启蒙，要关心国家大事。”像流行歌手魏晨所唱的那样，就是要“为自己代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像二十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所言：“我们不必再保持沉默，我们可以说一些从没被听过的话。”
中国的问题很多，而且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实际上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人对很多问题都保持沉默，对有些问题虽然发了言，但“从没被听过”。因此，我们就是不仅不再沉默，而且坚持说一些有些人从来都没认真听过的话，让有些人不仅要听，更要明白听过之后就要想一想该如何做。
一
几天前，前凤凰网历史频道主编、前《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副主任刘向南发微博：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现场，一30出头的男子在上午论坛结束后追着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谩骂，人群中茅老边走边回头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说这有我的联系方式。然而那男子依旧追骂。刘向南希望安保过来干预一下，把男子与茅老稍做隔离。不想，茅老拍了一下刘的手说，没事，这就是张维迎刚说的“思想的垄断造成的灾难”，要理解、帮助。这让刘向南顿时觉得“茅老让人起敬！”
说到上面这段话中“张维迎刚说的‘思想的垄断造成的灾难’”，不得不多说两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教授日前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领取“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时，有个演讲或叫感言。可没想到演讲一出，立即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让有些人很不舒服，以至于张的这个演讲在内地官方互联网上被全面封杀，甚至连网易也被迫撤下，而张维迎的新浪微博被销号，凤凰、网易博客全被关。于是有评论指出，“这恰好是张维迎所反对的思想垄断的实证”。
那么张维迎教授在演讲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认为中国“所有反垄断所反的东西很多是真正的竞争”，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反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政府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紧接着张维迎又强调：“我今天要特别讲到一个垄断，我们必须反，这就是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没有办法提出跟它不一样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垄断对人类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碍了新的思想的出现，也就是阻碍了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的星火。”
本人相信，张维迎教授这里所指的“一种思想”，全世界都知道。当然，张维迎不仅提出要反对政府强加给中国人的思想垄断，还指出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大概都说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于是那些人就动用权力：删。现在大陆几乎所有官办网站上找不到张教授这篇演讲。
张维迎这篇“感言”，被外界称作“处处有骨”，这大约也是“导致”有些人“看”不下去或叫“不能容忍”的一个重要原因。读张教授演讲，确实感到精彩，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外，张教授还在演讲中再次提到“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完成教会中国人民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所以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想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要命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个政府几十年来所害怕的就是国民不能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害怕出现包括政府在内中国“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一种思想，就是害怕中国人有“独立精神”并“充满一颗自由的心”。十三亿国民只能团结在政府周围，急为政府所急，想为政府所想。否则，就属大逆不道。
这种情形会在今天的美国发生吗？显然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美国人没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害怕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竟然是绝大多数都认同的陈词滥调，害怕美国人没有独立精神，害怕美国人感到不自由。
那么中美反差如此之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直说，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别。这些年，我们很多人强调中国社会与西方民主社会有这差别那差别，其实根子就在政治差别，很多差别就是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二
除上面所说之外，我特别注意到张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理念提到观点。世界各国是由什么人统治的？当然是由各国政府的官员统治的。但真正统治世界各个国家的，是思想，是观点；是自觉不自觉接受（不排除假装接受）某些思想观点统治的人，又由于简单或较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包括世袭或所谓“红二代”等），让这种人成了统治者，于是，他们就用已经统治了他们思想的思想观点即意识形态来统治国家和人民。
某个国家之所以要用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来统治，说到底，就是主张这种统治的人接受（仍不排除假装接受）了这个思想这种观点。所以张维迎说，“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更是认为：“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可谁都明白，由一些并非由独立思考得出而是稀里糊涂接受的思想观点，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后来统治十几亿人，其实是很荒唐的。你读快要去世一年的邓正来教授生前很多文字，他强调的都是批判，对思想观点包括知识学术的批判，对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的批判，包括对他本人的批判，用他的话说，他就是希望能够听到对他批判的声音。中国普通百姓不说，政府官员更不说，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人也已经不仅难得，可说十分罕见。
我们知道，宇宙中没有一种知识是永远正确的，更没有一种知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什么人跟你这样说，这人一定是疯子，要不就是骗子，有什么不良企图；如果政府跟你这样说，你也千万不要因为它是政府就稀里糊涂地相信。政府也会好心办坏事，甚至政府也会做骗人的勾当。2006年3月17日晚上，邓正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中讲道：“知识最大的特性或者它最内在的特性就是它的限度，它是有限度的，它不会和真理一样，变成普适的、永恒的。什么叫有限度？限度最根本的要害就在于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所从事的知识研究是不能被批判的，是不能被反思的，这就意味着它不是被意识形态化了，就是被真理化了。”
中国几十年来，明明只是一些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事实上，任何一种不能或难以定义为真理的思想观点，按知识二字的本意来讲，最多也都只能作知识看。高于知识的才是真理），却不许批判，甚至不许讨论不许争鸣。可邓正来教授在演讲中告诉我们：“无论这个时代有多么伟大、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考和停止思想的理由。”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如何还称不上“有多么伟大”——即使就算很伟大，也不能垄断思想，让十几亿人停止思考，然后只相信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吧。
三
人世间一切纷争，说到底都是经济利益纷争。即使意识形态的所谓斗争，事实上也还是为了利益，否则，中国当年也就无须作出让步加入WTO了。加入WTO，就是为了让“中国制造”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赚取更多外汇，同时减少国内失业人数。忘记什么人说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但一切政治包括战争最终都还是为了经济利益。1972年春，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下飞机舷梯就说他是为着美国人的利益而来的。
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早早地就有人提出了应该为一切人的利益，而不是只为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只为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当我们从17世纪英国的洛克《政府论•下篇》中看到他所讲到的那些，还有，就是他的后辈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的那些论述，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也没有一个党派，包括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代表天下所有人的利益。这大概也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崇尚民主，而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鼓励民间自由组团，自由成立党派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
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全文800多字，其中有这样一句：“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据说这一句是这个“共识”的四名发起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提议加进去的。而“共识”另一名发起人秦晖认为他“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劳苦大众”，但他也不能说自己就代表了谁。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据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同意我代表他们呢？”秦晖还说：“写这个声明的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共识”的第3条说道：“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其实，这种主张就含有普世价值。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还不敢这样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进步。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官员以及执政党也要有这种觉悟：一个社会要想真正进步，不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政党，都需要自由竞争。这是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代表一国之所有人的利益。别说一个政党，一国之所有党派也难以代表一国之所有人的利益。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主要的自由主义者就曾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事实上任何政党都能够统治，但只有民主的政党才有权进行统治。”而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人认为：承认政党的合法性与宪政角色，就要赞同政治分权的原则。这是因为政党可以调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代表一个国家之内的全体人的利益。至于民主的合法性，并不需要一致或共识——简单多数足矣。
2013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