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中纪委公布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李东生是中共十八大后被调查的第二个中央委员、第十六个省部级官员。李东升落马后，权威反腐专家指出，2013年是“习近平年”，“习近平的反腐力度为近三十年来最大”，“彰显‘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坚强决心”。很多网民欢呼雀跃，倍受鼓舞：“习近平好样的，我党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梦有希望了！”笔者估计，要是习近平真的把“康师傅”这个沙皇1号人物下架了，中国臣民也会像朝鲜臣民那样高唱《我们除了他谁都不认》。一旦臣民们沉浸在“红歌”的希望里，就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人类的基本常识——反腐力度大小不在于打虎多少。
一、在中国历朝，朱元璋打老虎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习近平登基后查处的贪官数量确实够大，但绝不是前无古人。在中国朝廷历史上，朱元璋的打虎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学者估算，在他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但他的反腐成效不断回潮和反弹，贪官前“捕”后继，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到洪武元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没有一人做到任期满不是“异地交流”了，而是因贪腐被砍头了。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在诏书里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作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说：”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
那时的大明也是一个所谓的“法制国家”，其法律是很健全的。朱元璋为了反腐，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对官吏索贿行贿也定了严厉的处罚。那时的明朝也有类似纪委、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巡视组的机构。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的廉政情况。二是运用特务机构“检校”监督在京大小衙门官吏，设立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专门负责侦察百官臣民的言行以及审问、判刑等活动，形成上下左右交错的监督网络。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对待那些文臣武将们，他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权为皇帝所赋、权为民所用。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吸取教训。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苍蝇老虎一起打”。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被朱元璋发现后，户部官员及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三年后，又查处户部侍郎郭桓侵吞税粮团伙案，中央六部涉案贪官统统被处死，各省、府、县被牵连的几万贪官人头落地。洪武十六年查处刑部尚书“替死鬼案”，洪武十八年查处工部侍郎韩铎克扣工匠工资案、兵部侍郎王志征兵受贿案，洪武十九年查处刑部郎中私放死囚案、礼部侍郎章祥侵吞公主婚礼银两案、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吃了原告吃被告”案，洪武二十五年查处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案，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更狠的是，在查处“中原茶叶走私案”时，朱元璋大义灭亲，处死了驸马欧阳伦。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安德罗波夫打老虎数量无与伦比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苏共政权，表面看很自信、很稳定，实际却是摇摇欲坠，四面楚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濒临崩溃；东欧“离心离德”，不在听大哥的话；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特权阶层腐败问题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
早在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在“九评苏共”的文章里对苏共描写到：“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允许适度腐败”，勃列日涅夫本人带头腐败，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摆弄他的那枚钻戒的镜头。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每次“深入基层”，他的妻子公开接受“贡品”，满载而归。他的家人及一些亲属都参与了倒卖公共资源的公文批件及购买稀缺商品的“条子”。上行下效，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70年代后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卡什卡达尔音州，在州党委第一书记加伊波夫的直接领导下，区、市和州一级的职位被出卖了。
苏联的“黑手党”（相当中国的太子党）一边煽动臣民骂美国，一边高出国内小麦一倍多的价格走私美国小麦。苏联的金刚石开采量占世界1/4份额，但苏联没有钻石加工企业，只能出口原料，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团极力反对阻止加工金刚石出口钻石的提案，通过倒卖金刚石赢取巨额利润。中央政府各部委官员贪污盗窃国有资产的现象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不仅反映在实权部委，在“清水衙门”都有出现。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挪用装修大剧院的材料为孙子建造别墅，被告发后，当政治局开会就这件事批评她时，她火冒三丈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
面对“无官不贪”的苏联，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三把火”没有任何新意，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精神病院建设之外，只能走“先皇”的老路——禁止和限制商店卖烈酒，整顿劳动纪律、改进党的作风，用查处贪官数量代替反腐力度，消化怨气，换取人心，为党赢得苟延残喘的时间。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做了15个月的总书记，但他“打虎”的数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无与伦比。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下令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安德罗波夫查处了一系列贪腐大案。如“乌兹别克案”，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个核心人物几乎全部卷入腐败案，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尔巴诺夫为保护该共和国领导人的腐败活动，收受了巨额贿赂。如“棉花案”，苏联国家财政为虚报的棉花产量支付了30亿卢布的补贴，其中14亿卢布被腐败分子窃为己有。如“梅杜诺夫案”，他在担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第一书记时，把所管辖的地区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控制了以旅游业闻名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放建筑许可证的大权，大搞权力寻租。
由于安德罗波夫死得太早，这些贪腐大案只是处在曝光阶段，涉案的一些“老虎”也只是受到了党纪处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契尔年科接班后，停止了反腐败，仅执政一年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戈尔巴乔夫接班后继续禁酒、转变作风和“打虎”，有人说他的“打虎”数量比安德罗波夫多，其实，他只是把安德罗波夫时期没有处理完的案件捡了起来。戈尔巴乔夫把安德罗波夫死前没有来得及施刑的老虎绳之以法，但此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早已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他进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时，这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资本家。戈尔巴乔夫已经明白，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苏共的腐败，于是他把多数刑期未满的腐败分子释放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最后宣布解体苏联并解散苏共。但他给叶利钦留下了“红色寡头”垄断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正义转型难题，直到普京当总统后用宪政这个真正的“反腐力度”才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明朝和苏联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了谁的希望
我们知道，运动式的打老虎，历来是皇权社会和独裁国家的臣民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朝蒙古皇帝的“前臣民”，对“老虎”的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已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毁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贪污腐败是人性恶的一面的表现，改变这种人性比打江山还难，腐败在专制制度下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他的诸多努力，都在取得短暂效果之后，就如同石子入水荡起一圈圈涟漪后渐渐消失，最终变得毫无用处。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臣民为之欢欣鼓舞，欢呼朱元璋是“明君英主”，但这些所谓的“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而已。在每一次打虎运动的背后，都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与反颠覆的名义，遭受苦难的，永远都是那些一直被愚弄着的一般干部和底层臣民。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荆棘多刺，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可想而知，朱元璋的许多做法，明里是反腐，暗里却是铲除异己、打压反动派，以维系保障他皇权的绝对地位和世袭统治。如此的反腐，亲疏立见，肯定难以真正公平公正。当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打老虎，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及政府中的“保护伞”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欢呼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年薄熙来在“打黑”和“深挖保护伞”中，也是像纳粹那样把“打老虎”作为超级动员工具，把“打黑”变成“黑打”。最后，民营企业家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都变成了“老虎”和“保护伞”，而自己及亲信成为真正的“黑社会”。
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安德罗波夫“打虎”那年，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同时也是“明君英主”。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官员取而代之，继承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安德罗波夫不仅要求干部转变作风，还要求工人整顿劳动纪律，采取了驾轻就熟的克格勃办法: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和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莫斯科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带证件的公民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职人员，上班时为何闲逛？看电影的人是否占用了工作时间？
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剧了对国内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继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对犹太人进行了第二次迫害。克格勃对犹太人实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不能被派往国外工作；不允许他们参加机密工作；禁止他们参加国防工程的工作；年轻的犹太人在高等院校经常无立足之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苏联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从而维护苏联的国家制度。这些活动比斯大林逝世以来的任何时期进行得更为系统、有效和彻底。正如安德罗波夫自己所说：“我们竭力帮助那些思想混乱的人，竭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消除他们的混乱思想。”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法外施刑的屡次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这种数量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光明网专题《朱元璋“重典反腐”为何失败》论述了程序正义大于实体正义：“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朱元璋并无意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更多的是着重制衡官僚集团，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会让其存在。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于是，派系的斗争与博弈，往往会利用吏治作为幌子打压对手打击敌人。朱元璋作为权谋高手，当然成为各派系斗争的佼佼者与获益者。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
在程序违法之下，反腐或多或少带有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更为让人恐惧，因为，你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朱元璋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直接送京治罪，且路上各种检查站必须放行。若有人胆敢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积极捉拿贪官韦栋，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在恐惧之下，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大义灭亲地送到京师。
从朱元璋到安德罗波夫，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反腐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什么是真正的“反腐力度”？看看世界上还有几个没有“走邪路”的独裁国家就知道答案了。习近平坚持走“打虎”这条“正路”，如同安德罗波夫讳疾忌医。1983年夏，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其家属和身边人都建议请西方名医来会诊。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制度优越，现在最高领导人生病，反倒要求助于西方医师，我宁死也不干。”他不走“邪路”，很快就走上“天路”，向斯大林汇报打虎战果去了。
明朝、苏联和中国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无数个希望，唯独没有看到个人的希望。你看到了党的希望，但这个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党，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党，你若是一个农民工党员，红色江山代代传也传不到你儿子孙子的头上；你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爱国的基本前题是你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才有资格去爱国，臣民和奴隶无国家，国家是“美国籍孩子中国籍家长”的国家；你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当年康熙“打老虎”是爱新觉罗民族自家的事，与奴才没有关系；你看到了中国梦的希望，但中国梦要靠一群“美国鬼子”和“加拿大人的爷爷”带领你去实现。
一、在中国历朝，朱元璋打老虎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习近平登基后查处的贪官数量确实够大，但绝不是前无古人。在中国朝廷历史上，朱元璋的打虎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学者估算，在他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但他的反腐成效不断回潮和反弹，贪官前“捕”后继，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到洪武元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没有一人做到任期满不是“异地交流”了，而是因贪腐被砍头了。从洪武十八年开始，朱元璋在诏书里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作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说：”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他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
那时的大明也是一个所谓的“法制国家”，其法律是很健全的。朱元璋为了反腐，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对官吏索贿行贿也定了严厉的处罚。那时的明朝也有类似纪委、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巡视组的机构。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的廉政情况。二是运用特务机构“检校”监督在京大小衙门官吏，设立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专门负责侦察百官臣民的言行以及审问、判刑等活动，形成上下左右交错的监督网络。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对待那些文臣武将们，他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权为皇帝所赋、权为民所用。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吸取教训。
那时的朱元璋也是“苍蝇老虎一起打”。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被朱元璋发现后，户部官员及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三年后，又查处户部侍郎郭桓侵吞税粮团伙案，中央六部涉案贪官统统被处死，各省、府、县被牵连的几万贪官人头落地。洪武十六年查处刑部尚书“替死鬼案”，洪武十八年查处工部侍郎韩铎克扣工匠工资案、兵部侍郎王志征兵受贿案，洪武十九年查处刑部郎中私放死囚案、礼部侍郎章祥侵吞公主婚礼银两案、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吃了原告吃被告”案，洪武二十五年查处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案，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更狠的是，在查处“中原茶叶走私案”时，朱元璋大义灭亲，处死了驸马欧阳伦。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安德罗波夫打老虎数量无与伦比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苏共政权，表面看很自信、很稳定，实际却是摇摇欲坠，四面楚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濒临崩溃；东欧“离心离德”，不在听大哥的话；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特权阶层腐败问题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
早在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在“九评苏共”的文章里对苏共描写到：“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允许适度腐败”，勃列日涅夫本人带头腐败，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摆弄他的那枚钻戒的镜头。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每次“深入基层”，他的妻子公开接受“贡品”，满载而归。他的家人及一些亲属都参与了倒卖公共资源的公文批件及购买稀缺商品的“条子”。上行下效，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70年代后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卡什卡达尔音州，在州党委第一书记加伊波夫的直接领导下，区、市和州一级的职位被出卖了。
苏联的“黑手党”（相当中国的太子党）一边煽动臣民骂美国，一边高出国内小麦一倍多的价格走私美国小麦。苏联的金刚石开采量占世界1/4份额，但苏联没有钻石加工企业，只能出口原料，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团极力反对阻止加工金刚石出口钻石的提案，通过倒卖金刚石赢取巨额利润。中央政府各部委官员贪污盗窃国有资产的现象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不仅反映在实权部委，在“清水衙门”都有出现。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挪用装修大剧院的材料为孙子建造别墅，被告发后，当政治局开会就这件事批评她时，她火冒三丈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
面对“无官不贪”的苏联，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三把火”没有任何新意，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精神病院建设之外，只能走“先皇”的老路——禁止和限制商店卖烈酒，整顿劳动纪律、改进党的作风，用查处贪官数量代替反腐力度，消化怨气，换取人心，为党赢得苟延残喘的时间。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做了15个月的总书记，但他“打虎”的数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无与伦比。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下令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安德罗波夫查处了一系列贪腐大案。如“乌兹别克案”，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个核心人物几乎全部卷入腐败案，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尔巴诺夫为保护该共和国领导人的腐败活动，收受了巨额贿赂。如“棉花案”，苏联国家财政为虚报的棉花产量支付了30亿卢布的补贴，其中14亿卢布被腐败分子窃为己有。如“梅杜诺夫案”，他在担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第一书记时，把所管辖的地区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控制了以旅游业闻名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放建筑许可证的大权，大搞权力寻租。
由于安德罗波夫死得太早，这些贪腐大案只是处在曝光阶段，涉案的一些“老虎”也只是受到了党纪处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契尔年科接班后，停止了反腐败，仅执政一年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戈尔巴乔夫接班后继续禁酒、转变作风和“打虎”，有人说他的“打虎”数量比安德罗波夫多，其实，他只是把安德罗波夫时期没有处理完的案件捡了起来。戈尔巴乔夫把安德罗波夫死前没有来得及施刑的老虎绳之以法，但此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早已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他进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时，这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资本家。戈尔巴乔夫已经明白，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苏共的腐败，于是他把多数刑期未满的腐败分子释放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最后宣布解体苏联并解散苏共。但他给叶利钦留下了“红色寡头”垄断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正义转型难题，直到普京当总统后用宪政这个真正的“反腐力度”才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明朝和苏联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了谁的希望
我们知道，运动式的打老虎，历来是皇权社会和独裁国家的臣民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朝蒙古皇帝的“前臣民”，对“老虎”的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已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毁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贪污腐败是人性恶的一面的表现，改变这种人性比打江山还难，腐败在专制制度下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他的诸多努力，都在取得短暂效果之后，就如同石子入水荡起一圈圈涟漪后渐渐消失，最终变得毫无用处。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臣民为之欢欣鼓舞，欢呼朱元璋是“明君英主”，但这些所谓的“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而已。在每一次打虎运动的背后，都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与反颠覆的名义，遭受苦难的，永远都是那些一直被愚弄着的一般干部和底层臣民。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荆棘多刺，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可想而知，朱元璋的许多做法，明里是反腐，暗里却是铲除异己、打压反动派，以维系保障他皇权的绝对地位和世袭统治。如此的反腐，亲疏立见，肯定难以真正公平公正。当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打老虎，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及政府中的“保护伞”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欢呼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年薄熙来在“打黑”和“深挖保护伞”中，也是像纳粹那样把“打老虎”作为超级动员工具，把“打黑”变成“黑打”。最后，民营企业家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都变成了“老虎”和“保护伞”，而自己及亲信成为真正的“黑社会”。
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安德罗波夫“打虎”那年，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同时也是“明君英主”。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官员取而代之，继承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安德罗波夫不仅要求干部转变作风，还要求工人整顿劳动纪律，采取了驾轻就熟的克格勃办法: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和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莫斯科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带证件的公民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如系在职人员，上班时为何闲逛？看电影的人是否占用了工作时间？
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剧了对国内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继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对犹太人进行了第二次迫害。克格勃对犹太人实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不能被派往国外工作；不允许他们参加机密工作；禁止他们参加国防工程的工作；年轻的犹太人在高等院校经常无立足之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苏联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从而维护苏联的国家制度。这些活动比斯大林逝世以来的任何时期进行得更为系统、有效和彻底。正如安德罗波夫自己所说：“我们竭力帮助那些思想混乱的人，竭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消除他们的混乱思想。”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法外施刑的屡次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这种数量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光明网专题《朱元璋“重典反腐”为何失败》论述了程序正义大于实体正义：“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朱元璋并无意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更多的是着重制衡官僚集团，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会让其存在。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于是，派系的斗争与博弈，往往会利用吏治作为幌子打压对手打击敌人。朱元璋作为权谋高手，当然成为各派系斗争的佼佼者与获益者。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
在程序违法之下，反腐或多或少带有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更为让人恐惧，因为，你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朱元璋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直接送京治罪，且路上各种检查站必须放行。若有人胆敢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积极捉拿贪官韦栋，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在恐惧之下，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大义灭亲地送到京师。
从朱元璋到安德罗波夫，由皇权独揽到高度集权，真正起反腐作用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什么是真正的“反腐力度”？看看世界上还有几个没有“走邪路”的独裁国家就知道答案了。习近平坚持走“打虎”这条“正路”，如同安德罗波夫讳疾忌医。1983年夏，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其家属和身边人都建议请西方名医来会诊。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制度优越，现在最高领导人生病，反倒要求助于西方医师，我宁死也不干。”他不走“邪路”，很快就走上“天路”，向斯大林汇报打虎战果去了。
明朝、苏联和中国的臣民从打老虎数量上看到无数个希望，唯独没有看到个人的希望。你看到了党的希望，但这个党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党，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党，你若是一个农民工党员，红色江山代代传也传不到你儿子孙子的头上；你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爱国的基本前题是你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才有资格去爱国，臣民和奴隶无国家，国家是“美国籍孩子中国籍家长”的国家；你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当年康熙“打老虎”是爱新觉罗民族自家的事，与奴才没有关系；你看到了中国梦的希望，但中国梦要靠一群“美国鬼子”和“加拿大人的爷爷”带领你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