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一、“江山”情结
中国仍然活在自己的历史循环中，所以“江山”的提法甚至“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都带有和历史上历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类比的因素。当政者及其后代仍然沉醉于把国家看成集团私产，把红色文化看成革命贵族文化的心态，就连所谓红歌合唱团也要规定按父辈的级别加入，可谓荒唐透顶。如果说, 官二代是闷声发大财的代表,那么, 红二代在鄙视官二代的贪婪，伪装精神洁癖的外表下隐藏的仍然是老红卫兵根深蒂固而又臭名昭著的封建血统观念。两个集团共同享受着古代中国的封荫和世袭制度化，这种对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以及对贵族优越感的拼死维护,是中国民主化的一大障碍，使体制内变革不再可能。
二、强国情结
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把民族复兴和强大作为优先的价值选项，导致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似乎不具有紧迫性。中国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区别在于有自成体系的文明史，没有完全成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可能象印度那样移植英式法律和政治体系，而中国历史上的强大和近代的屈辱（或者说是屈辱“感”）之间的强烈反差，中国知识人对国家的依附，自身对“治国”的向往刺激中国自清末以来所有的仁人志士对于国家“富强”的追求都远强于对自由民主价值和个人权利的认识和追求。这种“强国”（strong state）梦在中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宰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强国”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弱化对公民个体人权和法制的追求，甚至造成一种把民主和强国对立的错误认知。这种观念有意无意地灌输给人们，民主宪政梦和强国梦之间是不相容的，民主会弱化国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多民族国家解体。同时,长期的强国情结已经和反美反日宣传结合起来，使一般民众逐渐接受民主会弱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和安全环境中不利的假设。
三、反宪政的宪法
除了文化历史在意识层面上的制约，中国现有的宪法框架与来自民间的宪政诉求存在根本冲突。固然，已经有人在推动落实现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权利，但根本上带有现代民主色彩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在中国宪法中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民主运动无法从现行的党权至上的宪法中获得合法性，而执政党则可以利用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地位打压民主诉求，并认为民间的宪政诉求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冲突。从1970年代到1080年代，韩国以大学生为主导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在多方搏弈后把韩国带入到全面，尽管并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中。韩国学生反对军事独裁者的理论依据正是其宪法。1948年的韩国宪法以一战后德国魏玛宪法为蓝本，1962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后修订的宪法和美国宪法相近。尽管经历多次修改，韩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是明文肯定多党制，议会制和总统直选的。军事独裁者尽管可以以国家利益，经济发展为借口打压民主运动，迫害反对党领导人，延长总统任期，但都是作为一种特殊政策，而非从法理根除反对党存在的宪法依据和否定公民政治权利。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运动是在前仆后继地争取宪法已经规定而迟迟没有落实的权力，并使独裁者在道义上始终处于下风，而中国的民主化却在争取宪法所不容许的权力。
海外学者如Edmund Fung（冯兆基）曾在一篇论文重批评当代中国自由派学者如秦晖不倡导多党制，可能是没有想到，假如秦晖这么做，就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挑战宪法权威。官方宣传中把宪政作为西方阴谋来论证，实际上是借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来继续对宪政民主进行釜底抽薪的打击。在有一个进步和民主的宪法作为底线的情况下的韩国式“权威主义”最终会为宪法所驯服而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在缺少这些因素的中共宪法框架内追求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不可能完成向民主的过渡，这也就是有识之士必须反对在中国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原因。
四、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 在社会分化，碎化，娱乐化的同时,国家的政治理论层出不穷，治理技巧日臻圆熟，镇压手段更加丰富和有力，财政能力也空前强大。市场经济非但没有削弱国家，反而加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对于涣散的社会而言，国家有效地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投入巨资维持稳定，使得任何挑战其权威的努力都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曾亲耳听到乡镇一级官员说：“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可见其对执政“技巧”的琢磨。国家领导经济的能力不仅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准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也因为对金融危机的宏观应对获得了西方的肯定，成为西方政治学家所称的“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和“调适型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 ，毕竟，中国人对于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是鲜明的，对于任何有效改善生活质量的政府都会怀着一份好感：比如农民对于免除农业税。这种对国家政治稳定，生活水平提升的正面感受，对中国以外社会的疑惧也必然迟滞绝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缺少批判性思考的民众对民主化的要求。这部分人很容易因对现实的不满转向对毛泽东时代“平等”和“廉洁”的怀念，但这只是因为毛泽东是他们在一个半封闭的社会里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替代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的党-国体制有远较苏联为高的灵活性和民间性，从战争年代开始到毛邓时代经济政策，其实都含有发动民众参与，注重 “群众”的成分，也大量研究和吸取了苏共败亡在内政,外交，战略方面的种种教训，在经济政策上一直试图找到一条既非斯大林，又非西方的道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强调四个方面：1， 国家的强大和统一；2， 政治稳定；3 经济发展；4，持续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放在近代中国积弱的背景下，这三个层面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自由派也难以从根本上否定这几条，因而它们和自由民主宪政追求之间的纠缠与和解将是未来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
五、知识阶层
这一阶层中一部分人因为对八九年激进主义的反思，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善，或曰收买，其激进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不仅在思想和学理层面温和保守之风兴起，也有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人士愿意和政府合作，以自身的见解影响政府朝更温和理性的方向施政，而非传播带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思想。也就是说，一些知识份子毫不隐晦地把自身看成政府的谋士和诤臣，而非激烈的挑战者，激进自由民主思潮已经被边缘化。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尽管有一些私下的独立见解，但现实中出于利益考虑，通常会选择入党以获取在体制内的地位，或者讨论只限于学理意义，而非现实中的民主化。
六、社会
西方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每年日益增长的群体事件，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群体事件的意义不能过高估计，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地方性的、小型的、碎片化的，都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和冲击力，也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以种种手段摆平。中国民间纵然有种种不满，但都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因为形成这种合力所需要的制度：反对党并不存在，有个人魅力的民间领袖也不可能产生。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北京大学生”这个称号中所含有的理想主义色彩，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对全社会形成的一种聚合作用，也因为它所针对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运动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高潮是在学生绝食以后，以声援绝食学生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一个没有政治反对派组织和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下，少数学生领袖一夜之间跃上潮头，在自身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成为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允许象金大中那样成熟、有毅力、有智慧的中年职业政治反对派存在，只能由一群20岁左右的大学生走在运动的前列。人们需要反思这一状况，而不是嘲弄这些学生领袖。在今天，即便这样一场运动也不再可能，因为大学生这个自五四运动以来走在民族启蒙和救亡前列的群体也因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日益世俗化，和扩招引起的就业焦虑，自我期待降低而不复存在（“屌丝”一词的流行就是青年在精神上自我矮化，因无力而沮丧，自嘲的绝好例子）。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群体有引领全国的号召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具有号召力的人往往是娱乐明星和企业家，即所谓“成功”的榜样。他们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引导年轻人追求“成功”或者众人的注目，同时因为成功的机遇性，偶然性和快速性，大众偶像在网络和大众媒体社会里也催生浮躁，投机的文化氛围。学者通常关注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增长，因为理论上，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稳定剂，也是民主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力量。但是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尚未形成统一的自我认同（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弱势”），更没有自信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和见解，甚至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供他们表达意见—请注意在这里，形成政治性舆论和媒体的作用远比在咖啡馆里聚会的意义要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很容易出现政治冷漠感和消极态度。他们对现状的态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移民海外——以逃避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江山”情结
中国仍然活在自己的历史循环中，所以“江山”的提法甚至“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都带有和历史上历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类比的因素。当政者及其后代仍然沉醉于把国家看成集团私产，把红色文化看成革命贵族文化的心态，就连所谓红歌合唱团也要规定按父辈的级别加入，可谓荒唐透顶。如果说, 官二代是闷声发大财的代表,那么, 红二代在鄙视官二代的贪婪，伪装精神洁癖的外表下隐藏的仍然是老红卫兵根深蒂固而又臭名昭著的封建血统观念。两个集团共同享受着古代中国的封荫和世袭制度化，这种对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以及对贵族优越感的拼死维护,是中国民主化的一大障碍，使体制内变革不再可能。
二、强国情结
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把民族复兴和强大作为优先的价值选项，导致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似乎不具有紧迫性。中国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区别在于有自成体系的文明史，没有完全成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可能象印度那样移植英式法律和政治体系，而中国历史上的强大和近代的屈辱（或者说是屈辱“感”）之间的强烈反差，中国知识人对国家的依附，自身对“治国”的向往刺激中国自清末以来所有的仁人志士对于国家“富强”的追求都远强于对自由民主价值和个人权利的认识和追求。这种“强国”（strong state）梦在中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宰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强国”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弱化对公民个体人权和法制的追求，甚至造成一种把民主和强国对立的错误认知。这种观念有意无意地灌输给人们，民主宪政梦和强国梦之间是不相容的，民主会弱化国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多民族国家解体。同时,长期的强国情结已经和反美反日宣传结合起来，使一般民众逐渐接受民主会弱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和安全环境中不利的假设。
三、反宪政的宪法
除了文化历史在意识层面上的制约，中国现有的宪法框架与来自民间的宪政诉求存在根本冲突。固然，已经有人在推动落实现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权利，但根本上带有现代民主色彩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在中国宪法中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民主运动无法从现行的党权至上的宪法中获得合法性，而执政党则可以利用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地位打压民主诉求，并认为民间的宪政诉求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冲突。从1970年代到1080年代，韩国以大学生为主导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在多方搏弈后把韩国带入到全面，尽管并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中。韩国学生反对军事独裁者的理论依据正是其宪法。1948年的韩国宪法以一战后德国魏玛宪法为蓝本，1962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后修订的宪法和美国宪法相近。尽管经历多次修改，韩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是明文肯定多党制，议会制和总统直选的。军事独裁者尽管可以以国家利益，经济发展为借口打压民主运动，迫害反对党领导人，延长总统任期，但都是作为一种特殊政策，而非从法理根除反对党存在的宪法依据和否定公民政治权利。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运动是在前仆后继地争取宪法已经规定而迟迟没有落实的权力，并使独裁者在道义上始终处于下风，而中国的民主化却在争取宪法所不容许的权力。
海外学者如Edmund Fung（冯兆基）曾在一篇论文重批评当代中国自由派学者如秦晖不倡导多党制，可能是没有想到，假如秦晖这么做，就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挑战宪法权威。官方宣传中把宪政作为西方阴谋来论证，实际上是借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来继续对宪政民主进行釜底抽薪的打击。在有一个进步和民主的宪法作为底线的情况下的韩国式“权威主义”最终会为宪法所驯服而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在缺少这些因素的中共宪法框架内追求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不可能完成向民主的过渡，这也就是有识之士必须反对在中国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原因。
四、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 在社会分化，碎化，娱乐化的同时,国家的政治理论层出不穷，治理技巧日臻圆熟，镇压手段更加丰富和有力，财政能力也空前强大。市场经济非但没有削弱国家，反而加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对于涣散的社会而言，国家有效地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投入巨资维持稳定，使得任何挑战其权威的努力都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曾亲耳听到乡镇一级官员说：“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可见其对执政“技巧”的琢磨。国家领导经济的能力不仅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准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也因为对金融危机的宏观应对获得了西方的肯定，成为西方政治学家所称的“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和“调适型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 ，毕竟，中国人对于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是鲜明的，对于任何有效改善生活质量的政府都会怀着一份好感：比如农民对于免除农业税。这种对国家政治稳定，生活水平提升的正面感受，对中国以外社会的疑惧也必然迟滞绝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缺少批判性思考的民众对民主化的要求。这部分人很容易因对现实的不满转向对毛泽东时代“平等”和“廉洁”的怀念，但这只是因为毛泽东是他们在一个半封闭的社会里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替代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的党-国体制有远较苏联为高的灵活性和民间性，从战争年代开始到毛邓时代经济政策，其实都含有发动民众参与，注重 “群众”的成分，也大量研究和吸取了苏共败亡在内政,外交，战略方面的种种教训，在经济政策上一直试图找到一条既非斯大林，又非西方的道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强调四个方面：1， 国家的强大和统一；2， 政治稳定；3 经济发展；4，持续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放在近代中国积弱的背景下，这三个层面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自由派也难以从根本上否定这几条，因而它们和自由民主宪政追求之间的纠缠与和解将是未来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
五、知识阶层
这一阶层中一部分人因为对八九年激进主义的反思，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善，或曰收买，其激进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不仅在思想和学理层面温和保守之风兴起，也有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人士愿意和政府合作，以自身的见解影响政府朝更温和理性的方向施政，而非传播带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民主化思想。也就是说，一些知识份子毫不隐晦地把自身看成政府的谋士和诤臣，而非激烈的挑战者，激进自由民主思潮已经被边缘化。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尽管有一些私下的独立见解，但现实中出于利益考虑，通常会选择入党以获取在体制内的地位，或者讨论只限于学理意义，而非现实中的民主化。
六、社会
西方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每年日益增长的群体事件，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群体事件的意义不能过高估计，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地方性的、小型的、碎片化的，都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和冲击力，也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以种种手段摆平。中国民间纵然有种种不满，但都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因为形成这种合力所需要的制度：反对党并不存在，有个人魅力的民间领袖也不可能产生。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北京大学生”这个称号中所含有的理想主义色彩，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对全社会形成的一种聚合作用，也因为它所针对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运动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高潮是在学生绝食以后，以声援绝食学生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一个没有政治反对派组织和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下，少数学生领袖一夜之间跃上潮头，在自身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成为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允许象金大中那样成熟、有毅力、有智慧的中年职业政治反对派存在，只能由一群20岁左右的大学生走在运动的前列。人们需要反思这一状况，而不是嘲弄这些学生领袖。在今天，即便这样一场运动也不再可能，因为大学生这个自五四运动以来走在民族启蒙和救亡前列的群体也因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日益世俗化，和扩招引起的就业焦虑，自我期待降低而不复存在（“屌丝”一词的流行就是青年在精神上自我矮化，因无力而沮丧，自嘲的绝好例子）。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群体有引领全国的号召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具有号召力的人往往是娱乐明星和企业家，即所谓“成功”的榜样。他们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引导年轻人追求“成功”或者众人的注目，同时因为成功的机遇性，偶然性和快速性，大众偶像在网络和大众媒体社会里也催生浮躁，投机的文化氛围。学者通常关注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增长，因为理论上，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稳定剂，也是民主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力量。但是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尚未形成统一的自我认同（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弱势”），更没有自信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和见解，甚至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供他们表达意见—请注意在这里，形成政治性舆论和媒体的作用远比在咖啡馆里聚会的意义要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很容易出现政治冷漠感和消极态度。他们对现状的态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移民海外——以逃避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