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当日，隔着半个地球，我接到飞雄信息：“肖律师，您在哪儿？”朴素平白，却最是让我感动。山雨欲来的险恶环境下，他担心我“出事”。
我又何尝不担心他？
我对他说：“多保重，飞雄，具体说，尽量不要进去。”
飞雄回复我说：“我是把命和民主融在一起的。我的妻子和儿女都知。我的命运只在此地。准备迎接任何挑战。”
我苦笑回答：“我发现我们这些人啊，有一个共同点：非常热爱生活，所以不能忍受不自由，不能忍受奴役。”
飞雄说：“理想，谁都不会放弃的。”
美东时间8月9日晚。波士顿。我忧心忡忡地对一位好友说，在常青、家喜、志永诸友被捕之后，最担心郭飞雄与李化平两人，请朋友们保持密切关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我说这句话的随后三个小时之内，李化平被拘捕；而飞雄，已经被捕两天，而秘密警察的行为，当时不为世人所知。
（二）
与飞雄的合作，始于去年6月李旺阳被自杀一案。
飞雄知道我在持续关注该案，遂主动与我联系：“我想请教您，成立法律后援团的宣言文本如何来写？需要言及哪些法律要素，提出哪些法律要求？请问您对公布时的文本格式有何建议？”
6月30日，早晨八点起，飞雄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告诉我：不能通话，原因是“我家楼下有高技术设备。我实际上被严密监控着，近身跟踪着”，只能通过比较保密的渠道沟通。我说：“现在要紧的是：一、文书出台；二、联络签名……我们现在都在电脑边工作，随时联系啊。一个小时内交稿。好吗？若有需要商量的，就在此处沟通。”
十一点，飞雄的文本过来了，他向来才思敏捷。同时，他说：“请高度注意安全！！！我们最在乎的，第一是参与的维权律师不被撤牌。谢谢，和您合作感觉非常舒畅，我们有着高度的共识。”
我说：“您说得对，把已免牌律师作为发言人；其他律师作为联署人。好处至少有二：一、已免牌律师不会有免牌之虞，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二、让当局知道：免牌只会让被免牌律师更坚定地走向维权。因而，此种方式不具有威慑性，从长期减少免牌的发生。”
当天是周六，正是北京公民约定饭醉的日子，文本定稿后，我考虑将打印稿带到现场，找密友审阅与联署，结果，没有征集新的签名，原因可见于次日我给飞雄的邮件：“昨日有国保在我们之先赶到饭店。至少两车跟踪。包间里正常情况下装有窃听。因他们先到而后走……我会发动更多的同道参加签署”。
7月2日，法律与公民后援团文本公布，飞雄告诉我：“海外网站发表这个签名信，需要考虑著作权而署名。我原来没有署名，结果参与网站就直接署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就把最新稿件署名为‘郭飞雄等’。其实作者是我们两人。但我为了防止对您的牌照产生困扰，就署成这样了。请理解。这封信也可作为一个记录，将来可以载入我们小小的历史……希望能每晚如此，做简单商议。”
7月6日，因签名联署，我被警察传唤。飞雄不断给我电话。我出来后，他问我：“情况如何？请直言。相信真挚的朋友。”
我告诉他：“我完全没有问题，从胆量到策略。您放心好了。且我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朋友。我自己一力担当。”
飞雄说：“早日将经历写成文字”。飞雄的鼓励，促使我克服懒惰，写出了《我这二十四小时》，该文前言提到：“今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此次我被传唤，是公权力机关与律师的一次‘交流’，有必要写出来。”这位朋友，就是飞雄。飞雄读过后，说：“您的文字非常有价值，不仅为后援团造势，而且给全国国保以一种正面宣示，我们是有信念的，他们读到文字，将会受到灵魂的震撼。”
（三）
与飞雄总共只见过几次面：去年7月底，飞雄来京，我们几乎天天相见。
难得的见面，短短的几天，故事连台。应飞雄之约，我与他一起参加各种餐聚。
公民聚餐。前排左起：郭飞雄、杨子立、肖国珍、许志永
7月28日晚上九点半，曾金燕开车，胡佳、许志永、赵常青和我，五人正好一车，前往北师大。飞雄已先期与胡石根老师在那里等我们。刚到聚会点，与当局较量多年的胡佳，发现了国保机动侦察的车辆和便衣守在道边。我们视若无睹。飞雄谈的主题是多合作、多联系。我想，这应当是飞雄北京之行的初衷吧。他长期致力于打破职业、地域等所有的樊篱，以构建公民共同体。临走时，胡佳为掩护飞雄，站在国保的车前方阻挡，飞雄迅速乘坐出租车调头、拐弯，消失在夜色中。由此，我们确知：飞雄到京，被当局充分“重视”。
7月29日晚，飞雄与我、胡佳、金燕四人，一起从七九八艺术区出来，胡佳又发现国保开车秘密跟踪，飞雄既警惕，又做好了被随时绑架的心理准备。我们在将台路和大山子等地与国保的途安商务车周旋，最后看准一个红绿灯处其他车辆挡着国保的机会，加速离开、拐弯，让飞雄立即下车，避于公交站广告牌之后。胡佳的车，则把后面跟上来的国保车辆引开。
7月30日晚，与知名民主人士餐聚；7月31日晚，与诸维权律师饭醉。多为有价值的交流。
与胡石根、查建国等老师相聚。后排右一：郭飞雄；后排居中为笔者。
对飞雄在京频繁会见各届人士，国保终于不能容忍，最终还是把飞雄绑架了。
8月2日，原定晚六点与飞雄、胡佳诸友在团结湖见面。中午，赵常青突然紧急告知我，飞雄已被警方带走；因飞雄在京期间住胡石根老师家，胡老师亦被问话；估计飞雄被强行押往广州。我不断打飞雄电话，未通，显示关机。以此推断飞雄失去自由。当晚，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我，我严厉谴责当局的非法行径。
8月3日7:28，打飞雄电话，终于通了。飞雄述说：他被经历了北太平庄派出所、北京国保、广州国保、广州某派出所（我没听清）四次“易手”；当局未出具任何手续；他被限制人身自由13.5小时、被扣押电脑与手机数小时，估计电脑被他们装了软件，因而不能用。我即给飞雄发飞信：“记录历史。要点有二：一、承办单位与承办人；二、其违法事实要点。”发完后找历史纪录，全部不在电脑上了——此种情形，前所未有。也不知飞雄收到没有。随后再发给他，还是一条条自动失踪。当时是上午，对着电脑，我有一种大白天碰到鬼的感觉。我立即找其他朋友（多为“敏感”人士）的飞信记录，全在。可见飞信失踪，是因为飞雄“敏感”程度已达最高级，移动公司被当局胁迫。
8月3日，飞雄从警方一脱身，便再次坐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9月18日，收到飞雄邮件：“第二次进军北京之后，在长城上的照片，请路过游人帮助拍摄的。转发各位，是为了防止近几月又被刑拘或者治安拘留后，没有近照。”并照片三张。照片上，他身后是逶迤的群山、起伏的长城，似有深意，正是——
八达岭上人如织，
何人挥毫墨最浓？
寻常一样长城照，
才有飞雄便不同。
2012年8月初，郭飞雄于八达岭长城。
（四）
对点滴交往中体会到的飞雄卓越的人品与才华，我并不惊异，由于对他的了解与理解。飞雄无疑是国内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十年以来，他一直站在中国维权运动的前列：他先后介入广东南海三山的民间维权、蔡卓华“非法”印刷圣经案、陕北石油案、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乌坎选举；飞雄因维权被当局殴打,胡佳、高智晟等发起全国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政府对维权人士的迫害；飞雄为独立参选人刘萍发起签名，并曾亲赴江西新余；他发起城市公民社会活动；他走上街头，公开发表演说和相关文章，力倡言论自由。
即使身陷牢狱，他也不惜一己之身，为举报监狱中的人命案和保护另一位囚犯的生命，而遭到当局持续暴力殴打。
对受害者们遭受的苦难，他感同身受、深切关怀、高度关注。以下是他得知有人被迫害时发给我的几封邮件——
“挪威森林那里太孤单，如果我们能将全国维权的朋友联络一部分，就对挪威森林有所支援” ；
“刘萍女士今日因为到公安局申请游行，遭到警察暴打。她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两位律师出面”；
“请帮助被抓捕的北京举牌四英雄组建刑辩律师团”；
“六四前后，南方有十几人被刑拘，请问肖律师方便参加律师团，为这些民主人士提供法律辩护吗？”
今年5月5日，他著《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一文，为被捕的良心犯呼吁。
从飞雄关于营救高智晟的一段话，大体可见飞雄对维权的定位、他义无反顾的决心、他对维权运动精神价值的昭示——
“我建议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要坚决地、非常强硬的投入到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中去。我们营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的民气、人气。帮助的是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它不仅具有个性而且具有全局的意义。
“这个专制的统治者他不相信，他认为它们能够把我们控制住，扼杀住。我们现在得用我们的明确行动告诉他们，不可能！
“我呼吁那些为了中国、为了人民，现在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站出来的最佳的时机，我们欢迎你们和我们沟通，和我们站在一起。就国内人们的判断，抓高智晟不是一个结束，如果他们要把高智晟下黑狱，他后面还要抓几十个人。我们都做好了精神准备，一点也不惧怕他们，前面进去了后面还不断地有人跟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