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实行民主宪政必须有公民社会作为基础，舍此别无他途。而公民社会又必须由众多的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来组成。这既是真理，也是常识。然而“公民”二字在中国大陆却是个“敏感词”。即官方不喜欢听的、乃至犯“忌讳”的话。已有在大陆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揭露，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对大陆媒体的“内部指示”中，明令媒体不得用“公民”一词，而要称“老百姓”。为什么自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突然对“公民”视若寇仇了呢？说“突然”其实并不突然。早在1949年中共夺鼎上台之初人家就“设计”好了的，从国家、机关到货币名称，从街道名称，到公园、剧院到处都是“人民”二字满天飞。从来就没有“公民”二字的容身之处。那么“人民”究竟是谁？按照中共党文化教条的定义：“人民”是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再说直白点就是要拥护中共的人。而公民或国民却是指一国中所有具有该国国籍的人，与其是否起什么“进步作用”无关。其次，“人民”是个集体概念，是众多人的集合体，因此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称为“人民”，而公民或国民则可用于单独的个人。
这就是人家“文章”中的奥妙。第一，“我党”是要“为人民服务”，但你们任何人也不能自称为“人民”。因而你们任何人也无权要求“我党”为你服务。第二,“我党”只对“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服务，那么谁来定义这个“大多数”？自然是中共。它说你属于“大多数”的“人民”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而“公民”则是“一国中所有具有该国国籍的人”。中共自然无法随意剥夺你的国籍及公民的“资格”。而中共的宪法中又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类的条文，虽然是做样子的，也不能让尔等作为要求权利的“口实”。所以它就要在“内部指示”中命令媒体不得使用公民一词，而要让尔等成为既非“人民”也非“公民”的既无权利、也不必为你“服务”的“老百姓”。所以可怜的中国人最后就被弄成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什么也不是的“老百姓”。
因而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必须要求堂堂正正地作一个具有世界普世价值意义的公民，而不作那个由你中共任意定义的“人民”。不过，要真正成为一个公民，首先得具有清醒的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又叫“纳税人意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里不管是主席、总理、部长等各级官员，以及军队，警察都是我们纳税人用钱（税款）雇佣来给全体公民办事的。就如一个家庭雇佣的保姆，炊事员，司机一样。所以政府官员必须服从多数民众通过一定程序（例如一人一票的选举）所表达出的意志。如果他们不履行竞选时的诺言，不尽职守，平庸无能，当然更不要说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了，民众就有权罢免或撤换他们。他们即使是把事情作得很好，也只是尽到了应尽之责，公民根本无须去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就象我们无须去对自己家的保姆或炊事员说“您一天三顿把饭莱作得又熟又香，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啊”！谁见过这样弱智白痴的主人？
然而现在不少的国人，几乎就是这样的弱智。这种人不是公民，而是臣民、顺民，甚至是自己犯贱的“贱民”。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见这样的情景：一个已被剥夺得家徒四壁，快揭不开锅的人，平时谁理他？快过年了，官员要作秀宣扬“德政”表现“和谐”了，于是拿了件棉衣，一点食品去给他“送温暖”。村干部与官媒记者把他拉到摄像机镜头前，于是他一口一个“感谢党，感谢政府啊”！官员笑了，戏拍成功了。当然也有偶尔演砸了的。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在一场这样的戏演完后一转身便问记者：“刚才那老头说的话你全录下来了吗”？不料记者忘了关话筒，于是杜书记的话也录了下来。人们由此才知道原来“送温暖”就是为了来录音。其实这样的“戏“在中国实在太多，诸如一场矿难后，一场火灾后，一场因“人祸”而造成的天灾过后，被官媒体定性为“情绪稳定”的遇难者家属,面对官员前来“慰问”,我几乎从未听到过要求官方如何追查相关责任者,如何作好善后处理的声音。听到的只是一片“感谢党，感谢政府”的颂德声。如果再遇上表情丰富如温总理那样能洒下几滴温情泪的官员，那遇难者家属不但“情绪稳定”，更要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每见这种情景，我在哀其不幸，恨其不醒之余，更无法理解中国怎么有这么多自我“犯贱”的臣民？
反观美、英等民主国家，人家发生了根本不带人祸因素的如龙卷风，洪水之类的灾害后，人家政府竭尽全力进行救灾，出动国民警卫队帮助灾民，然而民众、媒体不但没人说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的“好话”，更多的则是近乎吹毛求疵般的责难与问责的声音。因而人家的政府，时时处处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哪像我们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成都军区竟敢以气候不佳为“理由”，拒绝出动直升机赴灾区救援。气得温家宝在电视镜头上摔电话。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别，所以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来就不拿你这些臣民当回事。要拆你的房就拆，占你的地就占，叫你“下岗”你就滚，增税，收费，罚款，涨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官员吃饱、喝足、发财之余，还要打你漂亮老婆甚至未成年女儿的歪主意。甚至你老婆生孩子都先要党同意了才行，否则叫你倾家荡产，弄不好还会出人命。正如有人指出的，什么样的百姓，便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大家长期甘当臣民，就只配有这样的政府。
因此如果不唤醒国人心中的公民意识，一个充斥着大批臣民的中国，就必然会有一大批敢于放手欺负、作践“主人”的“公仆”。民主宪政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其实从臣民跨越到公民，既不是什么遥不可及、也不是什么“难于上青天”的事。更不要相信御用文人骗你的至少还要等30年，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这类屁话。有句话说得好：官员们之所以“高大”，只因为你自己还跪着。你只要一站起来一定比他还高。怎么“站”起来？首先敢作个叫板恶法，叫板当局恶行的“刁民”。
所谓“刁民”，笔者并不是要你去打人骂人，诬赖撒泼，杀人放火，而是要敢于并善于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敢于并善于动员和利用一切舆论，必要时还可使用某些超限手段（如接过当局的口号，利用当局的号召，上访民众集会唱红歌，去向总理拜年等等），综合上述各种方法与那些恶官、恶警进行合法的抗争与周旋。纵然条件有限，一时无法取胜，也要让当局头痛，难堪。使对方的作恶难以轻易得手，尽可能给对方制造尴尬、难堪，让其付出更多“维稳”的成本与代价。迫使对方在“维稳”成本与实现目的之间进行权衡，进而最大限度使你自己的利益获得保全。
现在有的人只一味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还说这是甘地的精神,却刻意忽略甘地“不合作”的主张。什么叫“不合作”?就是以各种方法，不配合当局的意图，使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或大打折扣。有人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说的是当年有—位东德的青年，想翻越柏林墙逃往西柏林去投奔自由。在柏林墙边界上一个值勤的东德士兵见状开枪击中其头部，致使这个青年当场毙命。不久柏林墙倒塌，东德政权灭亡。这个前东德士兵被以杀人罪受到审判。但这个兵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见翻越柏林墙者一律开枪射杀，我若不开枪必受军法惩处。因而我不是有意要杀人，而是迫不得已的举动，我是无罪的”。但法官却对他说，“我承认你无法违抗军命，不敢不开枪。但你可以打不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几公分，子弹就从他头顶上飞过去了。这并未违反军令”，这就叫“不合作”。这个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不敢肯定。但这可以作为与当局“不合作”的经典教材。又如六.四惨案后，央视著名主播杜宪女士满脸泪光地出现在荧屏上，声音哽咽地报告“有关新闻”。而薛飞，在播报所谓“平息反革命暴乱公告”时，一袭黑色西服，一脸愁云，以读悼词的语调，照“本”宣“告”。这些都是巧妙的反抗，也是最成功的“不合作”的典型例子。他们身在官场尚能如此与当局不合作，给当局以难堪。我等草民身在江湖，在“不合作”上自然有更多的回旋空间。
“不合作”的另一要点，就是敢于及时戳穿当局的洗脑说教，指出他们的说谎造假。指出当今社会只是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困，所谓“美丽中国”、“和谐社会”其实是虚假繁荣之景象。又如本来是民众自己创造了财富，不但养活了自己，更养肥了大批官员。当局反说是中共“解决了十三亿人吃饭的问题”，是因为“党的政策好”，要民众“感党恩”，“谢政府”。诸如此类贪天之功为己功的谎言都必须利用互联网，微博以及日常交谈等一切手段毫不留情的加以揭穿，加以嘲讽。再如对贪官、恶警、流氓城管，骄横官员的各种恶行，应及时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敢于、并善于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加以揭露。特别是能抓拍到现场的视频，传到网上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性骚扰少女又骂民众为“屁民”的林嘉祥，车祸现场戴着高档名表得意微笑的“表哥”杨达才，都是这样被网民搞臭、击倒的。又如当一个弱者遭受侵害，在场目睹的人决不可熟视无睹，认为与我无关。须知下一个受害者也许就是你。因此须要群起支持受害者。比如城管要强行抢走摊贩的财物，警察要出手打人，你在现场切勿保持沉默。可以大声高喊“要文明执法”！“警察打人啦”！或者摸出手机作拍照状，哪怕是个“假动作”也对作恶者是一分震慑。这样围观的人越多，发声的人越多，越可抑制作恶者的嚣张。敢作这样的“刁民”，就是不与专制当局合作，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事蔚然成风了，臣民、顺民就会越来越少，公民社会便会逐渐成形。
至于当民众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受到刁难时，更不可一味忍气吞声，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臣民、顺民。而要据理力争，做到有理不饶有权者。这些年来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十分巨大的。特别在反对强拆迁、强征地、强迫下岗失业，警察、城管施暴等抗争中，各地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抗争，每年高达十万起以上被当局称之为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大量消耗了党国“维稳”的资源（党国每年用于对付民众的“维稳费”竟超过了国防预算。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观），而且弄得当局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这对催生公民社会更是十分有利的因素。而中国的上访民众更是一个伟大的群体。不仅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尤其是他们往往使用的一些超限手段，更是非同凡响。如去北京外国使领馆“告洋状”；到联合国门前“上访”等等，即使未能取得多少实际效益。也让他们站上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令当局颜面尽失。最近“习总”在北京庆丰包子铺用餐展现亲民姿态，官媒体正欲大做“正能量”文章。谁知北京访民便捷足先登，把庆丰包子铺变成了“上访圣地”。庆丰包子铺一夜间变成了宋代的“包公府”，肉包子变成了“黑包公”，不但妙趣横生，更令人感到今日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不但早已告别了毛年代的愚昧盲从，更不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沉默的“羔羊”。有了这些不断觉醒拒当臣民、顺民的民众，他们就是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中坚成员。只要中国这样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是一个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冉冉升起的朝阳！
2014年1月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