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随着中共新旧领导人换届交班的完成，当局在各地开展了新一波对政治异己的抓捕。本轮抓捕和指控的对象，主要是各地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包括北京的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王功权，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安徽合肥的张林、李化平、周维林等人。而素来以改革和开放成就自诩的广州，则对2013年初南周事件参与者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刘远东等人进行了秋后算账式的抓捕。这一系列政治性抓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新一轮毫无法律根据的政治性抓捕，与人们对中共十八大后的改革期待，可谓背道而驰。一些原本对新政持乐观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深感失望。当局在实施抓捕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公共舆论的压制力度，特别是对社交媒体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管制措施，以降低这一轮抓捕活动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从这种抓捕异己和压制舆论双管齐下的做法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政治路线：对具有政治反对意味的社会活动保持绝对的高压态势，任何有政治集结与制度变革意味的呼吁，都视为对中共专政体制的直接挑战，必须予以镇压，即使这将损害中共当局在国内外的道义形象也在所不惜。显然，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已把这当作施行新经济路线的政治保证。

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在红色体制国家常见的政治迫害，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司法事件。无论是依照现代的法治精神，还是依照中国的现行法律，那些被捕者的行为都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中共当局对他们的抓捕和指控，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运作，而只是利用司法工具对行使民权者所进行的打击。因此，无论是那些被捕者的言论和作为，还是中国公众对他们展现出的支持与敬意，都是直接针对专政权力的政治较量。众多执业律师为他们提供的辩护，也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辩护，而是一种旨在彰显政治反对正当性的政治辩护。围绕着那些被捕者所进行是审判与辩护，与台湾美丽岛时代的军法大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这些政治案件所进行的辩护，不同于以往维权律师在一般维权案件中所进行的辩护。过去几年，以斯伟江、杨金柱、陈光武、袁裕来、周泽、迟夙生等为代表的所谓死磕派维权律师，在许多颇具代表性的维权案件中，进行了极富专业水准的法律辩护，对一些受侵害的个体提供了有效的救助，并通过这些富于勇气的法律实践，在全社会范围内极大地普及了现代法理和法律知识。但是，这些法律辩护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辩护的法理前提，是假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可以解决权力对权利的侵害问题。

实际上，肆意侵害民权与社会利益的专制权力，与它所赖以为工具的法制体系并非二物，而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中共与布尔什维克的法理学本身就公开宣称，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一般的维权活动即使在一些个案中偶有所成，也难以改变中国法治缺失的基本现实。这些维权活动之所以有时能够成功，绝不是法治精神和法律本身的胜利，而只是当权者为保护专政体制的全局利益，所实行的弃卒保车的战术让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人们给予诸多维权律师莫大的信任和支持，并不是在法治社会里，公众给予法律专业人士的信任；而是在专政社会里，公众对抵抗专横权力的举动的支持，也就是对包含政治反对意义的局部抗争的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毫无疑问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与这些维权律师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水准，并无特别密切的关系。

司法维权的政治维度

去年大规模的政治性抓捕表明，当局试图直接利用司法工具，对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人进行打击，以遏制普遍弥漫的政治反对风潮。在这一系列政治案件中，一般的维权辩护策略，就必然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法理困境：单纯以现行法制规则去辩护，自始至终都不能脱离权力当局的掌控，这犹如无辜者要为自己到底盗窃了多少钱而申辩。但这种困境的观照下，人们也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现象，那就是张雪忠等人进行的聚焦政治的辩护活动。

在先后接受赵常青、刘萍、李化平、郭飞雄等人的辩护委托后，张雪忠律师就相关案件公开发布了一系列辩护意见。这些辩护意见最有意义的突破在于，针对当局将政治案件去政治化的企图，辩护人除了在法律上驳斥当局的指控，还力图还原和凸显这些案件的政治迫害本质，并通过对现代法治和政治原理的阐述，使这些案件重获社会政治斗争的本来面目。辩护人不再在当局利用权力划定的界限内，坐等一个侥幸的结果，而是致力于揭橥这些案件实质上的政治意义，直接把这些案件的政治迫害性质，向社会与时代揭示出来，并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获知受难者长期以来的正当追求和巨大付出。这样一来，就把本来可能徒劳无功的法律辩护，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性质的政治实践，并迫使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维权活动的政治辩护的崛起。许多此前的死磕派维权律师，也已不断加入这种政治辩护活动中来，从而形成对专横权力的有力阻击。

政治辩护的要旨，就在于阐发和伸张那些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基本人权：人民有权以个体或团体的名义，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即使这些表达构成对权力的批评和冒犯，当权者也必须予以容忍；政府强力必须止步于公民的自由表达，枪杆子必须对人们的自由表达保持沉默。另外，政治辩护还要特别阐明，人民作为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完全具有采取政治行动的权利，而一旦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权利，人们必将沦为任凭权力欺凌和宰割的羔羊。辩护人的政治辩护行为，和受难者原先的政治抗争行为，在理念和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是为了向公众表明，专政体制及其导致的恶果，必须通过人们共同的政治行动，来加以对抗和消除。政治辩护就是反对专政体制的社会动员。

围绕众多受难者所进行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辩护，使得人们更容易看出：公民权利的伸张、争取和行使，永远都不可能回避其本身具有的政治属性；而在专政体制下，对公民权利的践行，就是对专政体制的反对。那些因践行公民权利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以及那些为受迫害者进行政治辩护的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与专政统治者相抗衡的政治共同体。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这些人必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正如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一样，现代法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人类在政治方面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哪怕只是法治进程的开启，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前提。在一个实行专政体制的国家，人们甚至无法迈出通往法治社会的第一步。因此，在为创造通向法治社会的政治前提而进行的抗争中，法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和责任都是一样的：在专政体制之下，不可能凭空出现法治的理想国；严肃和明确的政治抉择，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专业诉求予以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