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李慎之给许良英写了一封长信(此信为李去世前两个月所写),信中提出了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一些想法。认为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直到1949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内涵,李慎之的意见是,“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其含义值得重视:中国近代史就是民主化史,也即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由专制主义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开端是1840年,完成这一社会转型大约需200年左右(与历史学家唐德刚估计相同)。

现代化主要不是指物质生产。如钢产量有多少?GDP增长到多少?高铁、高公修建了多少?航母有多少?等等。过去曾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四化”也没有抓住现代化的根本。

记得美国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出处我找不到了),美国不怕中国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怕的是学习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中国人渴望祖国复兴强盛,但前提是卸掉两个历史包袱:一个是两千余年的传统专制主义,一个是从俄国输入的共产极权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

两百年(1840—2040)三个阶段

1840—2040这两百年的历史,根据李慎之在信中所表述的意思,我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20),现代化之开局阶段

这一阶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逊位,民国初建,再至1920年新文化运动分裂、中共建立。共八十年。

这一时期,传统的专制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各个领域出现了西方式的变化。开始是洋务运动,兴办实业,引进西方式教育。直到晚清20年间,这种变化深入到政治这个最重要的领域。突出的亊件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由于慈禧太后的镇压迅速失败;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至1916年为预备立宪时期,由于立宪派的施压,又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这个“新政”计划由于“错时”而被蜂拥而起的辛亥革命所淹没;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专制统治,奠基民国,谓“亚洲第一共和国”,但共和根基是脆弱的;1919年前后以“民主与科学”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可称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变化和重大事件,都是在欧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尽管它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毕竟是踉踉跄跄地在向立宪民主方向前行。这八十年我称之为是现代化之开局阶段。

第二阶段(1920—1949),西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博弈之相持阶段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进中国人的视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我称之为“俄系文化”。

这时候的中国,除了欧系文化,又出现了俄系文化。“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都来自西方,都是外来文化,然而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体系。

欧系文化是欧洲近代以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历经三百年反中世纪专制主义的文化积累中所凝聚的文化体系。其主要内涵是体现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它使人类社会演进到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现代人和现代化阶段。

俄系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古典资本主义中所创立的文化体系。后经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移植到了俄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后来扩展到东欧、中国等地区。其主要内涵是体现党国至上的暴力、共产、专政的极权文化形态。俄系文化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一种文化变异,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的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是欧系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将中国引入现代化航道的正确纲领。孙中山领导的政党以及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1920年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是这个党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曾倡导“民主与科学”,是欧系文化的鼓吹者。但到1920年他改信马列的共产主义了。此时的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创立共产党,说明共产主义已成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但是,无论是陈独秀或当时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朦胧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制定的纲领证明,这个纲领完全是对俄系文化的抄袭。不像三民主义那样既吸取欧系文化的精粹,又接中国的地气。可见这个党先天不足。但共产主义的鼓吹颇能蛊惑一部分青年人,成为这个党的信徒;加之共产国际的“无私援助”,使之迅速壮大。当它亮相政治舞台后,立即掀起共产革命。

这样,从1920年起,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以不同的文化为本党之圭臬,自然各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两党争斗势不可免。现在,西方文化的对手主要不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仍有着长远影响),而是共产极权主义了。

两党在三十年的较量中,曾有过两度合作。一次是1924—1927年;一次是1937—1946年。不过,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为目的,因此,这种“合作”乃是斗争的另一种形式,也因此,合作的破裂乃是必然的事。第一次破裂(1927)迫使共产党转入地下,退到农村,并遭国民党十年中五次军事围剿,最后于1934年撤离江西根据地,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后到达西北边陲。1927年至1936年共产党在重挫中陷入低谷,到达陕甘宁边区时30万红军只剩2万余人了。可称是奄奄一息了。但是,八、九年之后奇迹般地壮大起来了。到1946年国共第二次破裂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次破裂经过三年(1947—1949)内战的血拼,共产党竟打败国民党而夺得了大陆政权。从此,共产党成了大陆的主宰者。

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其实,共产党胜出之原因,主要的不是在主观方面。如共产党深得民心呀,毛泽东指挥英明呀,等等。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外因是主要的。这方面,事实真相已一一露出水面,为我们提供了依据。

如,红军到达陕北,元气大伤。此时,蒋介石派张学良去剿灭中共、收拾残部,并非难事。可张学良不去剿共,反掌一击,抓捕了蒋介石,搞了个“西安事变”,要除蒋。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由反共灭共转变为联共抗日,共产党由非法政党成为合法政党。命运从此改变。

如,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实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一面通过饶漱石指派潘汉年与日军谈判,不与日军发生冲突(解放后,毛泽东为了封口,将绕、潘监禁入囚致死);一面迅速扩大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仅军队数量由抗战初期的三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增加到正规军一百余万人,民兵两百余万人,根据地拥有一亿人口。所以,毛泽东以后多次感谢日军侵华。

如,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一周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将缴获日军的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全部供给了中共。其中有:火炮、迫击炮、火箭筒37000余门,机关枪12000挺,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汽车2000辆等。(《苏联军事百科全书》1976年版)。这些武器可以武装五、六十万人的军队。而后,苏联又向中共提供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从而使共军获得了武器装备的优势。哪里是“小米加步枪”啊!另一方面,美方马歇尔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国军停火。蒋被迫无奈屈从,于1946年6月初答应停火15天。这一停战,使得原本兵败如山倒的林彪部队起死回生。另外,1946年8月至1948年11月(也就是内战最关键时刻),美国停止向中央政府提供武器。上述种种因素,遂使中共得手东北。而东北之得失,又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共内战的成败。

三年内战对国共双方是一大转折。但纵观1920—1949年 的三十年间,国民党以及秉持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主流文化。此阶段,两种政治势力与两种文化尚处于相持状态。至于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种政治力量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之彼岸,则还远是个未知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