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三）——什么原因促使100年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走向“独立”？

 

 

编者按：西藏问题是中国民主转型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张博树先生新近完成《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系列文章形式将该书核心论点先行公布于此，供读者分享、讨论。           

——《民主中国》编辑部

 

 

 

大背景的变化

 

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那年他19岁。在他之前，四位达赖喇嘛（第九、十、十一、十二世）均短命而亡，而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制度决定了任何一位达赖喇嘛亲政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摄政掌权时间，4个摄政时代加在一起，构成了19世纪西藏政治的基本面貌。总的说，这是一段内部混乱日益加重的历史。而这段时间正好是大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驻藏大臣多昏庸无能之辈，乾隆晚年制定的藏区治理政策很多被搁置而无力执行，这也是藏区政情趋于混乱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大的背景变化是国际因素的介入。西方列强及其代表的全新文明挑战华夏古老文明是19世纪历史中的一出大戏，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场大戏充满了悲剧性。1793年，也就是乾隆帝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那一年，这位老皇帝在北京接待了来自英国的马嘎尔尼外交使团，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常驻使馆，开展贸易活动，被乾隆帝以不合天朝规矩断然拒绝。双方还为英国使节见中国皇帝如何行礼发生争执，中国方面坚持要“三跪九叩”，英国人则认为这有损大英帝国尊严而不从，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英国人单膝下跪才算了事。这个细节极富象征性地预示了两个“世界”即将发生的冲突。20多年后，英国人二度来华提出同样要求，被嘉庆皇帝再次拒绝。又过了20多年，公元1840年，英国人第三次来华，这次是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征服者逻辑开始发威了。

 

其实，大英帝国早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开始征服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开始时只是在印度莫卧儿皇帝的准许下从事贸易活动。18世纪中叶后，印度皇室内乱，各地纷纷独立，英国人借此机会，更深入地介入印度内部事务，到19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对整个印度的殖民化过程，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i] 英国人还先后控制了尼泊尔、缅甸、锡金、不丹等国，冀图向喜马拉雅山以北扩展。这样，西藏开始进入英帝国的视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署，这是清廷衰败背景下接受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一款给英人入藏特权。但让签约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藏人一致反对英人入藏，理由是“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特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佑佛教，断不至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ii]

 

然而，这样的不幸很快就降临了。1888年，英军向隆吐山西藏守军发动进攻，是为第一次侵藏战争，藏军虽装备原始，仍奋力抵抗。清廷软弱退让，撤换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用主和派大臣升泰顶替，并喝令藏军后撤，不得反击英军。这场战争的结果是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的签署，中国承认锡金（当时称哲孟雄）为英国保护国，后来又开放亚东为商埠，为英人从事进藏贸易提供了通道。

 

以上就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时面临的形势。可以说，英帝国因素的加入，不但对藏人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已经开始动摇华夏朝贡体系内中央政权与藩属政权之间的传统秩序。清廷的无能，藏人在受到外部攻击时的无助甚或掣肘，都在逻辑上预示了藏人对原来臣服对象的怀疑乃至疏离化倾向。

 

不过，刚刚亲政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这样的倾向。

 

从上书清廷到“联俄抗英”

 

有材料载，19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书，陈述他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和当下10个重大问题的见解。不妨引证如下，同时列出总理衙门的答复：

 

● 达赖喇嘛认为，1888年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藏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驻藏大臣一再严饬不可用兵﹐致使军心懈怠；而升泰议和又一味妥协示弱﹐致使英国人恣意专横。总理衙门则认为藏人以弱乱强﹐漫无军纪﹐势不能支。朝廷权衡利害﹐煞费苦心议和撤军。事后达赖喇嘛不知自强﹐反称议和使藏军懈怠﹐阻挠胜算﹐事非属实。

● 达赖喇嘛认为锡金应归藏属。总理衙门认为﹐锡金在咸丰年间已立约附英﹐英国在此设官﹑开垦﹑修路﹑造桥之初﹐藏人并未力争﹐今欲收回旧属﹐徒费口舌而已。

● 达赖喇嘛希望阻止印茶入藏。总理衙门答﹕当初议定俟百货免税销藏五年后﹐方准印茶入藏﹐就是为了抑制印茶。如今期限已到﹐自应依约行事。

● 达赖喇嘛指控驻藏大臣移用藏款。传闻朝廷拨赏西藏库银40万两﹐修筑藏印战争中破损之寺庙﹐但藏方所领银两与原数不符。总理衙门驳道﹕前驻藏大臣升泰任内﹐先后拨款12万多﹐修筑靖西内外关卡城垣及各衙署房屋等﹐皆有册可稽﹐并无拨款40万两之事。

● 达赖喇嘛奏报不丹位于藏印交界﹐原与西藏结好﹐请赏给不丹国王爵衔﹐以慰其心。尼泊尔毗连藏地﹐与西藏订有盟约﹐现该国国王﹐兄弟不和﹐弟已附英﹐请降旨施恩劝勉。总理衙门同意此议﹐但如何羁縻不丹与尼泊尔﹐应饬令驻藏大臣查明办理。

● 达赖喇嘛控诉英人越境通商不纳税﹐又假冒委员索取税收。总理衙门辩称﹐按通商章程规定﹐英人可以自由往返贸易。

● 达赖喇嘛申诉﹕亚东分界通商后﹐升泰通告全藏﹐英国所贩杂货﹐如系藏内应用之物﹐即准买卖﹐否则停止互市。现在英商所贩之品﹐多是枪﹑刀﹑火药﹑烟酒﹐与藏人民生不合﹐如今又要求印茶销藏。川茶本有大利﹐原茶税交库﹐地税交藏﹐如让印茶入藏﹐必打击川茶﹐且于税收多所窒碍﹐应一并禁止。总理衙门答﹕印茶入藏是英人力争之款﹐约中规定开埠后五年印茶始准销藏﹐就是为了保护川茶。

● 达赖喇嘛恳请清廷将亚东税收赏给西藏﹐以济军粮﹐并请施恩将驻藏大臣直辖的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归西藏管辖。总理衙门驳道﹕近年来西藏添兵设防﹐用款支绌﹐虽是实情﹐但达赖喇嘛席有全藏﹐于务本为农﹑通商惠工等一切生财致富之道﹐概不讲求﹐乃致贫弱不振。如今又欲兼辖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以为附益﹐真是不识大体。查三十九族及喀拉乌苏八旗归驻藏大臣管辖﹐是清廷控驭边陲的部署﹐用意甚远﹐不可轻易更张。

● 达赖喇嘛又指出﹐西藏兵源充足﹐但器械不足﹐想要制造﹐又无工匠﹐希清廷赏赐大小枪械火药铅丸等﹐或派匠赴藏制造。总理衙门答﹕整军经武﹐必资利器。藏人欲图自强﹐讲求器械制造﹐原所应为。然必俟勘界通商各事办有端绪后﹐由驻藏大臣察度情形﹐奏明核办。若遽设更张﹐恐于界务诸事﹐转多妨碍。

● 达赖喇嘛指控驻藏大臣罔顾西藏情势﹐要求今后遇有紧要事件﹐准由达赖喇嘛直接奏报总理衙门处理﹐并请旨另赏印信。又驻藏大臣处事不公﹐则请朝廷另派京员来藏会办。总理衙门答﹕一切照旧办理﹐勿庸异议。[iii]

 

从以上10个问题看，年轻的达赖喇嘛虽刚刚亲政，但雄心勃勃，对清廷处理对英事务的软弱颇为不满，想重新收回锡金，并计划重整军备，希望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支持，但这些要求多被总理衙门驳回。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尤其不满，提出“今后遇有紧要事件﹐准由达赖喇嘛直接奏报总理衙门处理”，也被回复“一切照旧办理﹐勿庸异议”。达赖喇嘛内心的愤懑可以想见。

 

1899年，达赖喇嘛挫败了一起内部谋反事件。[iv] 身边的威胁解除了，但面对西藏的严峻局势，英人的咄咄进逼，清廷的软弱不给力，达赖喇嘛不得不考虑寻找其他的可能支持。这时，一个重要的新角色出现了，那就是俄国。

 

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已经有了近300年的扩张史，这个扩张使沙俄的版图从乌拉尔山脉一直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获得了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俄国人同时在觊觎亚洲腹地，冀图从那里获取利益。而沙俄的这个企图自然和英帝国从印度北进的政策发生冲撞。西藏成为这种冲撞的焦点。俄国人在争取藏人合作方面采取了比英国人更聪明的办法。一个叫多吉依（汉译名字是德尔智，西藏名字是洛桑阿旺，俄文名字是多吉耶夫）的外蒙古布里亚特人作为俄国的间谍，以佛教出家人的名义获得达赖喇嘛信任，并对达赖喇嘛进言：“中国是您的主人，但它现在变成空了心的禾秸，已被英国所征服，因此不能依赖中国，而英国心狠手毒，又信封耶稣教，因此，不会景仰您的教，甚至会灭除西藏的佛教传承。而俄国的势力天下无敌，如能联俄，不仅能克制英人，俄皇也能改信您的教，全俄人民会拜在观音菩萨门下，成为佛教信徒。”[v] 达赖喇嘛被这番劝诱所打动，甚至准备背着噶厦官员秘密前往俄罗斯。1899-1901年，多吉依作为达赖喇嘛的特使多次赴俄，受到俄皇接见，并草拟了与俄国合作的条约，包括“俄国在藏开发工业，与南边邻国发生争端时俄国将给予帮助，俄国帮助在中亚西亚各国中传播佛教”等内容。据说达赖喇嘛本人已盖印批准，但噶厦政府拒绝接受。[vi]

 

达赖喇嘛的亲俄拒英，自然引起英帝国的强烈不满。为阻止俄国对西藏的渗透，英国人迅速出手，于是就有了1903年10月起兵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

 

达赖喇嘛被迫出逃

 

战事进展很快。英军由上校荣赫鹏率领从亚东出发，攻占帕里，1904年4月抵达江孜，遇到藏军顽强抵抗。江孜失陷后，英军继续向拉萨推进，藏军组织了一系列阻击，均未能阻止英军。眼看拉萨危急，达赖喇嘛不得不在一干人员的保护下，翻越拉萨北面的果拉山，前往蒙古方向避难。这个逃难行为受到清廷指责，用戈尔斯坦的话说就是“清王朝以废黜对他的封号的方式对达赖喇嘛的外逃做出了反应”。[vii]

 

英军于1904年8月占领拉萨，然后与噶厦政府进行谈判，9月4日，噶厦政府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史称《拉萨条约》，条约规定：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偿军费开支；拆除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允许英国在春丕驻兵，直到赔款还清；除非经英国同意，西藏土地不准出卖、转让、租赁给任何外国；西藏事务不准外国干涉；外国不得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西藏；等等。但这个条约，清王朝未予承认，驻藏大臣有泰在清廷严令下也没有签字。英军则在条约签署后撤出拉萨。

 

再来看出逃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一行一路向北，越过唐古拉山，经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嘉峪关等地，于1904年10月抵达外蒙古中心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达赖喇嘛逃亡的目的地是哪里？有各种不同说法。戈尔斯坦的说法是：“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打算离开蒙古到俄国，他在库伦会见了俄国新任驻华公使波科蒂洛夫，并把他的布里亚特蒙古侍从多吉耶夫派遣到圣彼得堡去拜见沙皇，请求‘保护我的生命免遭危险和威胁，如果返回拉萨我将履行自己的职责’。”[viii] 而《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的说法是达赖喇嘛的目的地是去北京，且强调“根据可靠的史料考证，达赖喇嘛住在外蒙古时曾企图前往俄罗斯首都的传闻纯属没有的事”。[ix] 逻辑上，我倾向于认为戈尔斯坦的记载更可信，因为在达赖喇嘛已经被清廷革去封号的情况下，他不太可能把北京作为逃亡的首选目的地，而更可能选择俄罗斯。但这位西藏领袖的俄罗斯逃亡计划没能成行，原因是恰逢俄罗斯和日本开战而且败北，接着俄国又发生1905年革命，俄皇已无力顾及西藏。达赖喇嘛不得不在外蒙古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在这期间，达赖喇嘛和招待他的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之间也渐生矛盾。

 

此时，拉萨的噶厦政府和甘丹寺等各大寺的高僧向驻藏大臣请愿，要求皇帝恢复达赖喇嘛封号，且派出代表去外蒙迎请达赖喇嘛尽快返藏。达赖喇嘛于1906年4月踏上返乡路程，但6月到达青海西宁时被清朝官员所阻，命其暂住青海塔尔寺。关于此事缘由，也有不同解释。《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援引当时正受命办理藏务的清朝官员张荫棠的奏折称：英国进犯西藏之野心变得日益强烈，为了不发生衅端，设法不让达赖喇嘛返藏，拟或迎请到北京留住。[x] 戈尔斯坦则认为张荫棠之所以奏请朝廷延缓达赖喇嘛返藏，是为了争取时间推进藏务改革，巩固清朝在西藏的地位。[xi]

 

无论怎样，事实是达赖喇嘛又在青海消磨了一年时间。戈尔斯坦这样分析道：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便改变其策略，开始寻求两条新的行动路线。既然遭到俄国沙皇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的拒绝，达赖喇嘛便转而寻求同曾于1904年废掉他的封号的清王朝求得和解；同时，达赖喇嘛也认识到了改善同英国所控制的印度的关系的重要性。

 

关于同清朝的关系，达赖喇嘛似曾指派他在西藏的摄政向拉萨的驻藏大臣提出请求，希望满清皇帝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以便他能够向皇帝解释西藏的真实情况。至于与英印的关系，他于1903年以亲英罪名解除职务的夏札、雪康和强基三位噶伦，此时他已恢复了他们的原职，并分别把他们提升为伦钦，凌驾于噶厦之上。1908年，达赖喇嘛带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爵士一个口信说：“达赖喇嘛现在希望与印度友好相处，并完全理解彼此所处的地位，1903年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局面的发生，是由于达赖喇嘛受了其臣下的蒙蔽。”[xii]

 

1908年9月，达赖喇嘛应朝廷邀请来到北京，但历史记录表明这是一次对达赖喇嘛而言屈辱的、对西藏未来走向而言又影响深远的经历。清廷要求达赖喇嘛拜谒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行臣子大礼，达赖喇嘛则希望能像他的前世五世达赖喇嘛见顺治皇帝那样“平等”，为此双方争执不下，朝见时间一推再推，最后还是达赖喇嘛妥协，向太后和皇帝单腿下跪，才被召见。这是臣属地位的象征，尽管年轻的达赖喇嘛对此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

 

达赖喇嘛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出，西藏事务重大，事事都要通过驻藏大臣转报，每每误事，希望今后由达赖喇嘛直接向皇帝上奏，对保护藏地将有裨益。这是他几年前就提出过的要求，但仍然没有得到认可。过后不久，达赖喇嘛就接到理藩部（1907年由理藩院改名而来）的书面通知：

 

奉上谕：达赖喇嘛于万寿节，执礼甚恭，殊堪嘉奖，回藏之后，更望恪守主国典章，所有事务，毋庸直接奏明皇帝，具报驻藏大臣请其代奏，静候圣裁，钦此！[xiii]

 

可以想象达赖喇嘛接到这个通知时的心情，他会感到绝望——假如他原来还有一丝希望的话。虽然朝见太后、皇帝后，达赖喇嘛获得了新的封号并被授予金印，这意味着他和朝廷的关系已经缓和，但这些东西已经挡不住达赖喇嘛内心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乃至分离意向。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会见外国公使馆官员，总会有清朝官员在场，这让达赖喇嘛感到非常不自在。而稍后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驾崩，更让达赖喇嘛深切体会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对于这位渴望自主的年轻西藏领袖来讲，难道这不是一个摆脱臣属关系的机会吗？

 

不过，促使达赖喇嘛“分离”倾向日益强化的，并非仅仅是逃亡路上的颠沛流离和在北京期间的屈辱性的个人感受；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注定要在历史演变中发挥重大作用，那就是清廷在藏区开始推进的改革。

 

框架转换：张荫棠的西藏新政

 

张荫棠（1866到-1937）在西藏推行藏务改革，被认为是晚清治边史上的一件大事，向来为史家所重视。最近有著者提出，应该从“清末民族国家建设”角度重新审视张荫棠西藏新政的意义，[xiv] 我以为颇有见地。

 

重要的是要看到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而言，由于大背景转换而发生的认知与行为框架的转换。中国人过去只有“天下”观念，没有“主权”概念。列强的强势进入，根本改变了传统华夏朝贡体系的原有秩序，也迫使中国人学习、模仿新的规则并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现代主权概念意味着领土疆域的清晰，主权统一，治权明确，还有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接受过西式教育或有过与西方交往经历的新一代晚清官员所认识，并自觉运用到政务活动过程中，成为处理“外交”和“内政”（这一对概念的析分本身就是主权概念明晰化的产物）各方面问题的原则基础。

 

张荫棠本人就是晚清官员中这个新式群体的代表。这位广东籍官员曾以举人员外郎身份在总理衙门管理对英交涉事务，后来还曾两度出使美国。1905-1906年期间，张荫棠协助唐绍仪（1862-1938）与英人谈判，试图抵消《拉萨条约》的不利影响，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唐绍仪也是晚清官员中熟悉现代国际事务的代表人物、著名外交家，后来还做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1905-1906年与英人谈判时，是清廷委任的全权大臣。这次谈判的结果是1906年4月《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英国最终做出让步，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同时把《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明确“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xv] 在英国人看来，这是对中国拥有西藏宗主权的承认；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中国政府确立西藏主权的重大进展。

 

与英人谈判的经历使张荫棠深切体认到，要防止外人染指，必须改变藏区治理的传统思路，变“藩属”为“边疆”，在现代主权框架内重构藏区治理结构。正好因与英人谈判有功，张荫棠被朝廷以“五品京堂候补”派往西藏查办藏务，并“赏副都统衔”，于1906年10月抵拉萨。张到任后不但大刀阔斧，革除旧弊，奏参前任驻藏大臣有泰及汉、藏官员十数人贪污媚外、鱼肉藏民，并奉旨将他们革职查办，而且提出《治藏刍议十九款》，这是一套完整的藏区改革方案，其根本点有二：第一，收回治权，实现中央派员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其达赖班禅等，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第二，“合同而化”，以汉文化为基础，实现藏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整合，使文化同质化。为了落实第一点，张荫棠主张强化国家强制力建设，完善官僚系统，同时振兴工商业，“盖商务旺则其国富，国富然后可以筹饷制械而兵强”。为了落实第二点，张荫棠又主张发展教育，推广汉字，改造藏俗，甚至力主用儒教代替藏传佛教成为藏民信仰的基础。[xvi]

 

张荫棠的藏务改革可谓“硬实力”、“软实力”同时重视，双管齐下，在“框架转换”的历史当口，具有无可置疑的开创性意义。但问题也恰恰由此生发：要使中国完成从前现代朝贡体系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必须面对并处理好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国家制度平台和如何实现多民族文化合理整合、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双重挑战。对单一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其特征表现为某个特定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和文化-历史共同体的统一，完成这个统一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但对于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建构要素和建构过程要远为复杂，因为这里存在着太大的历史张力。忽视文化多样性而强求一律，将给现代国家建构带来巨大阻碍，因为被“同化”的民族势必做出激烈的否定性反应。[xvii] 我们会看到，这正是藏人面对晚清统治者的“同化”（20世纪初）和共产党当政者的“同化”（20世纪50年代后） 所一再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个人以为，对张荫棠新政方案的缺陷，应该报以历史的理解，乃至同情，因为情境的急迫不允许那一代人有更从容的思考、更缜密的设计和更慎重的选择。张荫棠本人的治藏历史很短，新政刚开始实施，张荫棠便被调往印度，处理英印外交中的一些事务。但新政中包含的某些基本原则在同时期另一位清朝官员赵尔丰的藏区改革中以更暴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迫使达赖喇嘛二次出逃。

 

达赖喇嘛的二次出逃

 

赵尔丰（1845~1911）是一个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其人生与最后结局充满了戏剧性。[xviii] 他本来在四川总督锡良手下为官，1905年因“巴塘之乱”发生，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被当地乱众所杀，赵尔丰奉命率军前往“会剿”，在平乱过程中大开杀戒，铲平桑披寺，血染七村沟，批评者称之“赵屠夫”。而后赵尔丰被朝廷委任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滇藏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世袭土司制度改为有任期、可流动的委任官僚制度，这是一项早在雍正年间就推行过的办法，以削弱地方土司势力，加强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管理。

 

除用流官替代土司外，赵尔丰在康区的“改土归流”还涵盖了更广阔的内容，诸如限制喇嘛人数，取消寺院特权，推广汉化教育，改变藏区风俗等。可以想象，这些新政举措势必遭到川滇藏区从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到一般僧俗民众的共同抵制，土司们会因权力流失而抵制，寺院主持们会因特权流失而抵制，所有藏人都会因文化同化而抵制。面对抵制，赵尔丰不惜采取铁血政策，新政的推行几乎一致伴随着战争。

 

1908年，赵尔丰升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冀图在全西藏推行“改土归流”。这引起了卫藏地区上上下下的惊恐。1909年，赵尔丰率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噶厦政府试图武力阻止。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已离开北京，而在从青海返回拉萨的路上。他一方面以遥控方式布置藏人的武力对抗，另一方面分别向北京和英国政府发出呼吁，向北京的呼吁是请求立即召回开往西藏的军队，“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将会带来不幸”，向“大不列颠及欧洲各国公使”发出的呼吁则是请求列强们进行干涉，给予藏人外交上的援助。[xix]

 

这种紧绷的态势也反映在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后和清廷留守这里的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的冲突上。据传，藏历1909年10月30日达赖喇嘛到达拉萨郊外，驻藏大臣联豫及属下前去迎接，“达赖根本没有理睬，目若无见。联豫甚愤，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亲赴布达拉宫搜查未获，复派传人检验达赖的行李，搜检殆遍，也未获一支枪械，而达赖行李中的东西丢失颇多。于是达赖喇嘛下令停止对驻藏大臣提供粮食、柴草等，使双方的关系水火不相容”。[xx]

 

而此时赵尔丰的部队正在向拉萨挺进。1910年2月，清军在工布江达重创在此阻击的藏军，拉萨已近在眼前。率领清军最先进入拉萨的是川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钟颖，此人为皇亲国戚，年方20出头，他带的这支川军纪律极差，进城后便开枪打死几名巡警，还向正在组织法会的僧人射击，甚至抢夺民众财物，一时全城大乱。达赖喇嘛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再次逃亡，而这次，他不再往北方跑，却调转方向，去了大英帝国属下的印度——他曾经最痛恨的地方。

 

小结：促使达赖喇嘛走向“独立”的三层原因

 

到此为止，促使达赖喇嘛走向“独立”的要素已经基本齐备，我们不妨做个总结：

 

第一层原因当然是大背景的转换，列强进入、清廷衰败使传统华夏朝贡体系受到深刻挑战，面临被瓦解的威胁。从清廷方面说，这种局面迫使自己必须做出调整。这个调整一方面表现为对外要学会用新的概念、新的语言应对外来威胁，即用主权概念代替过去的藩属概念，强调原来朝贡体系内的藩属国是大清国主权范围内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内要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开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义上的边疆治理和制度重构。张荫棠、赵尔丰、乃至那个在“巴塘之乱”中被杀死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治藏努力，都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获得更完整的理解。以凤全为例，他之所以被清廷任命在川滇藏区“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招工开矿”，根本原因是清廷受到藏人与英人签署的《拉萨条约》的刺激，深感“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之必要。赵尔丰在康区搞的“改土归流”不过是在继续贯彻这个战略意图而已。

 

而站在藏人立场上，清廷的上述努力无疑在改变西藏与中土政权之间的传统秩序。藏人对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权的臣属，从内心看，本来就具有勉强成分，这不仅仅是因为藏人所理解的“供施关系”中，“神圣”的一方相对于“世俗”的一方所具有的“优势”，而且在于任何掌权者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要受别人掌控，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当臣属对象极其强大、臣属者本身相对弱小时，这种统治-臣属关系是相对牢固的；而当臣属对象走向衰败、不再具有一言九鼎的驾驭力量时，臣属者产生离心倾向则是必然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分家。就目下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尽管藏人已经看到清王朝在走向衰落，但藏人对来自英印的挑战也充满疑虑甚或恐惧，所以达赖喇嘛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向英印靠拢，而是向北京靠拢，希望寻求安全。对藏人而言，这本来是个“理性选择”。只是由于清廷的做法每每让藏人失望，藏人心理的天平才越来越向离心方向倾斜。换言之，藏人并没有开始就想“独立”，但后来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交错和互动，成为激发藏人“独立”意识产生的温床。

 

第二层原因是“新政”内容引发的冲突。有两个问题：首先，“收回治权”中所说的“治权”是指大一统中央集权框架下的治权，其背景则是皇权；这里还没有民权，也没有君主立宪意义上的代议制。张荫棠受命考察藏务、在藏区推行新政时，北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虽已结束，清廷也已开始筹划“预备立宪”，但考虑的核心仍是如何有利于“皇位永固”。在这个前提下，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也自然着眼于如何减轻外患、消弭内乱，而不是培育、彰显民权。当然，就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用说清廷尚无培育民权之识，藏人距此亦相当遥远。新政在“收回治权”层面引发冲突主要肇因于这将触动大大小小统治者们的原有权势和利益。

 

新政的另一个问题更具根本性，也势必引起全藏区的抵制和反抗，那就是强制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无论张荫棠还是赵尔丰，对藏文化这种殊异于中原文化的独特存在，均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强制同化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虽不能完全否定外力的作用，但却不可能在另一种文化的强力逼迫下完成。这个问题，本书后面还要专门讨论。

 

那么，站在藏人立场上，当面临神佛、信仰、语言这些藏文化最核心要素被毁灭的威胁时，藏人的走向“独立”，不是有了更充分的文化学层面的动因么？

 

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提到新政执行者乃至赴藏区执行任务的军事人员的粗暴愚蠢，这是导致藏人走向“独立”的第三个、也是更直接的历史要素。

 

历史从来都是由具体行动者的行动组成的，这种行动往往在不经意间塑造历史本身，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凤全的被杀，固然是因为他的治理政策触动了当地土司和大寺院的利益，但也和凤全本人的为政行为缺陷有关。据载：凤全在晚清被称为“干员”，在川为官20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为人执傲，刚愎自用，即使同僚、上司亦常顶撞，动辄便称“你把凤老子怎样”！平时“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香烟）铜斗击夷目首日：‘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土司头人怨愤难当，而他却 “毫不警惕，亦不设策预防”。[xxi] 这等行为、作风势必激化与土司及边民的关系，形成相互仇视。

 

赵尔丰也存在同样问题。虽然称颂者盛赞赵尔丰治边有功，收疆纳土数千里，为民国西康省的设置创下基础，章士钊甚至作诗曰“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但赵尔丰的残酷、暴虐也是出了名的。有记载称赵尔丰“剿办巴塘七村沟，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凤全”。紧邻乡城人准备支援巴塘，赵尔丰又围剿乡城，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杀。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xxii]

 

那个率军进入拉萨后大打出手的川军将领钟颖更典型。此人应系纨绔子弟一个，不但治军不严，本人似乎也放浪形骸。他率领的川军在拉萨的胡作非为，涤荡了清王朝在藏民中的最后一丝希望。[xxiii]

 

一年后，辛亥革命发生，清王朝覆灭，达赖喇嘛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面对袁世凯的邀请，达赖喇嘛以发表“独立宣言”做出答复。这是前面三重原因结出的共同果实。它饱含了历史的严酷与无奈，也预示着未来的冲突。

 

后续历史的轨迹只能在这个冲突性基点上继续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