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际遇各不相同。上帝会给每一个人出不同的考题；撒旦会对人做出种种试探。
好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对人鼻孔中吹的那口灵气，乃是人之为人的共同特性，这就是良知、公义、爱等美好品质。它引导着人与人类前进的方向，哪怕道路崎岖。
神为人所做的奇妙安排，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回忆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轨道弯曲而清晰可辨。
祖父是儒雅的老中医，被当局定性阶级成份为“工商业地主”。在毛时代，这对于一家三代人而言，都是原罪。父亲精于琴棋书画，且略通武艺，却因“家庭出身”而做了一辈子农民。在我还刚会走路时，曾亲眼看见祖父与父亲在台上挨批斗，那是严重缺乏娱乐的乡亲们的保留节目。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场景：父亲被双手反绑身后，渴了却无法自助，看守他的民兵用粗瓷碗给他喂水。这一幕，一再重现在我记忆中，如同刀刻。
年幼的我，被骂做“地主崽子”，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只有理所当然地自认低人一等。
在幼时的我的周围，父亲是唯一认识到暴政之恶的人。他对毛政权的批判，入木三分：“人民公社那扇大门，就是吃人的口；那窗户，就是魔鬼的眼睛。”
自小接受红色教育的我，曾真心地热爱“党”——在红色中国，“党”，就是指共产党，再无其他党派——对父亲批判当局，我认为是“愤世嫉俗”，因而颇不以为然。那时，我根本没有能够去思考：为什么要热爱党？为什么要忠于党？如果说因为党是人民的党，那么直接忠于人民不就行了吗？何必绕一个弯？如果说，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夺取了政权，因而伟大光荣正确，因而“万岁”，那么，历代帝王，不是也曾获得了政权吗，为何无一例外，都成荒冢一堆、灰飞烟灭？
那时我所处的环境，等级分明，排序分别是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这不只是体现在社会待遇上，同时也扎根在人们心里——后者才是真正可怕的，因为人们自然地认同了这种层级，而没有细究背后的根源和改善的路径。各等级的人们，前者歧视后者，后者羡慕前者；人们追求的梦想是将自己与子女的层级往前挪，而不是去将此种制度改造为公平。父亲曾形像地说：“中共的体制，是扩大了的世袭制。”干部的子弟是干部，教师的子弟是教师，工人的子弟是工人，农民的孩子是农民——其中又可细分，如清洁工的孩子还是当清洁工。
时运不济，父亲受强权辖制；恃才傲物，又让父亲藐视强权——父亲大半生的穷困潦倒，自是必然。
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在升学、找工作上遭受不公平亦是常事。没有选择余地，我接受了这副牌；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打出最好的牌局。除此无他。
弟兄姐妹多，家庭经济多年来都是困窘。艰辛的劳作，无补于改善之。除了拉牛耕田外，南方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尤其辛苦的是每年的双抢。所谓“双抢”，指的是每年的8月1日前，得把早稻抢收完毕且把晚稻的秧苗抢插下去，否则就误了农事。7月，正值南方高温，暑气逼人。头顶烈日炎炎，脚下水田热到发烫；更可怕的是，在湿热的环境下各种咬人的虫子与飞蛾肆虐，让我经常用满是泥巴的手，在头上身上乱抓。
在共产专制之下的农村生活，绝非诗人们笔下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斥着经济的剥削与政治的压迫。剪刀差价，让农人无法走向富裕；户籍制度，让农人难有出头之日。我身边的乡亲，固然有淳朴的一面，更有愚昧的一面。愚昧，乃是落后的教育与当局有意为之的洗脑所致。
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理解底层人民的痛苦与忧愁，对他们满怀悲悯与恻隐之心。
与同村孩子稍有不同的是，我家可能是当时全村藏书最多的。在多数人是文盲或半文盲的环境里，别的人家除了毛选就差不多没书了；而我家，虽经多次“运动”，被抄走很多藏书与财产，父亲还是设法留下和陆续寻得了一些古书，其中甚至有清朝出版的《康熙字典》。当我的兄弟们在外撒欢时，年幼的我，沉浸在故纸堆里。这些书，成了孤独的我童年生活唯一的安慰与寄托。它们给我美的感受，给我与现实不同的虚幻世界，它们奠定了我的国学基础、给我文学素养与传统文化的陶冶。“三国”、“水浒”、“红楼”，让我从小思考安邦定国、济世救民。多年后，想起过去的我——那个自身难保却心忧天下的农村小女孩——不免感慨良多。
还有一类书，是万马齐喑专政政治下的单一“文化”产物——对共产党“英雄人物”宣
传。那些后来才知道是夸张甚至虚构的英雄故事，常常让我热血沸腾。中共一定没想到，正是中共的英雄主义教育，让我在洞穿一党专政的罪恶后，最终坚定地走向了摧毁共产专制、建设宪政民主之路。
“八九六四”，当局用坦克与机枪，向人民宣战。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我的眼光，穿越历史：中共此举，继以往镇压异己之旧例，开此后暴力维稳之滥觞。自此，对中共，我心如死灰：和平已不复存在。
大学毕业后，我曾作为市里派出的干部，到乡镇蹲点一年，其中包括参加“计划生育”工作。一次开会，我听到乡领导下达罚款指标，如同山大王交待抢劫任务，记得当时计生办主任抱怨说：“计生办又不是企业，怎么能定指标？”乡镇工作人员进村，有组织地扒屋牵牛、夜半搜捕、任意抓人、株连九族，但见“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犬不得宁焉”。我心中老大不忍，能做的，只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包括，听任一位被抓的待产孕妇在黑夜中逃走而让自己挨批。
无巧不成书。当年，我的家乡——湖南省涟源市，市长名叫高超群，市委书记名叫陆家康，我看到街道边的墙上有一句话：“干部生活高超群，人民生活陆家康”。这类似于当代的微博，又像是古代《诗经》中的“国风”，生动地反映了民间的不满与民间的智慧。
1996年，老家的数千农民在杰出领袖黄国卿带领下，依法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未果，愤怒的农民持锄头扁担，攻入市政府，冲进市委书记家抄家，据说连书记家有几只乌龟王八也数清楚了。当局一方面为了平息事态，被迫减负，另一方面，秋后算帐，将农民领袖数人处刑，其中黄国卿被判13年；庭审时，当局如临大敌。我目睹了以农民起义起家的共产党是如何镇压农民起义的，这对我触动极大。（十六年后，乌坎事件发生，有朋友说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我答“非也”；接着我会讲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故乡的农民起义。由于当年网络不发达，致其虽然震惊国务院，却因人为封锁而几乎不为世人所知。在此写上一笔，表纪念之意。）
一路走来，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度过我的一生？如何奉献社会？
后来我总结自己的历程：“我往前跑，是因为，后面有老虎在追赶我，前面有金子在吸引我。”等级歧视导致的精神痛苦，让我对社会不公产生思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天性，使我对未来抱着梦想：重塑命运、帮助他人——这让我始终保有前进的动力。
改变我人生的一次偶然事件是，一近亲属涉嫌犯罪。为此，我决定立即报考律师。我有意不读旧的律考书，以免新旧法律混淆。七月份，律师资格考试的指定用书出来，数了一下，6032页；十月份第二个周末考试。拿到指定用书后，我疯狂攻读，日以继夜。就是这三个月时间，我从法盲变成了律师。那段悬梁刺股的苦读，堪称非人的经历。
从此，我的思维与思想有了一个飞跃：由感性而理性，由混沌而清晰。律师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律师职业是了解社会的极好的窗口。律师实践，使我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认知；法学素养，又有助于我用“法眼”看天下。
由于只有三个月的法学功底，深感自己浅薄无知，我决定进入法学院深造，上研究生。同时，我清醒地认识到，应当去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中国之大者，莫过于北京。目标非常明确。分数还没出来，我就离开湖南来到北京，临走前，我悄悄对一密友说：“我一定考上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到北京没几天，得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报考该校，只是听说该校相对公平，会按笔试成绩从前往后录取。事实上，以我的考试成绩，我可以上国内任何一所高校。为了多年的报国之志，我选了相对冷门的国际法方向，选了当时资历不深但年轻、正直、博学而有国际视野的边永民老师作为导师，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人权方面的内容。而我的同学，多从事研究和很赚钱的专业与行业。
说到毕业论文，还有一个典故。
治学严谨的导师，对我的论文赞赏有加。我答辩前，她的原话是“肖国珍，你的论文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答辩时，按照规则，需要有一位非本校的“专家”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正好有一位海南省检察院的高官，名叫李燕兵，在我校读在职博士（知道中国国情的人，都会明白做高官后拿高学位的个中原因），于是为了凑数，他被临时拉来当“主席”。这位李先生很有意思，当他坐在主席席位上，就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学识足以俯视答辩委员会专家和正在答辩的我；同时，作为专政党成员和官员的他，在我答辩时，把对人权的憎恨直接化为对我个人的攻击，甚至作为对整个民盟的攻击（答辩会秘书介绍我时，提到过我的民盟成员身份），他充分发挥了检察官审问犯人的架式和方式，以政治标准，对我的学术研究进行评判——当然，他的“评判”，符合标准的共党习惯，那就是：打棍子扣帽子，没有道理，不讲逻辑。他的做法，让答辩委员会其他老师面面相觑，让我惊讶而且愤怒。要不是熟知我性格的导师事先对我有过善意的预防性警告“肖国珍，请你记住一点：答辩时不要犟嘴”，我早就与之激辩了。我克制住了自己，加上其他答辩老师对我的相当高的认可，我的论文才得以通过。导师知情后，对我说：“我想起你这事就想笑——你说过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不惜坐牢，现在只谈了个观点就被棒打，也好，借此你明白中国的人权状况了吧。”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中国式的“学术自由”：政治挂帅——只有服从权威与专政党，才能学术合格。
与很多从校门到校门的同学不同的是，我是做过律师后带着实践中的问题来上学的，这让我有明确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在中国，如何改善人权、如何完善法治、如何实现宪政。因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密切关注社会。其间注意到胡星斗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引起我的共鸣。胡老师很开明，他把家里的电话直接公布在网上，有一次我想与他交流，便打了电话。他告诉我，“阳光宪政”（“公盟”）于某日在华清嘉园某房聚会，他去不了，建议我去，我便前往。当时约有二十人在场，贺卫方、萧瀚、王克勤等先生都在，大家各抒己见。有这样一群热心公益与社会正义的人，是多么让人开心而满怀期待。
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某次，作为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的我，依法举报不法法官，找该区人大常委会，要求提供人大代表名单，以促其罢免该法官，却遭无理拒绝。作为中国公民，我无法得知我所在区基层人大代表是谁，却能于其后不久面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官员。两相对比，反差之大，唯余苦笑。
作为法律人的我，始终对社会问题保持着警醒。我努力突破当局严密的新闻管制与网络封锁，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真相一一呈现。
我认识到：我的经历，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在专制统治之下，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专制魔掌的迫害——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身体的、心灵的。
我认识到：一党专制之下，腐败乃是必然而非偶然，是普遍而非个别，是表象更是实质。
我认识到：中共的发家史与发展史，血腥、卑劣、丑恶，不可见人。它欺骗中国人民与外国政府，发动内战用暴力颠覆中华民国；它对内打压异见，对外穷兵黩武又丧权辱国；它摧毁一切真善美；它将中华民族最有良知、最杰出的人士关进监狱、送上断头台、放逐海外；它打断中华民族的脊梁，有计划地将“知识分子”阉割成叭儿狗；它视民众为草芥、为寇仇，盘剥人民的血汗作为经费，以镇压和愚弄人民。它的罪恶，罄竹难书，神人共愤。
中共践踏法治、践踏人权的行径，造成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这让我扼腕痛心；仁人志士们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前赴后继，让我预见中国光明的未来、听见宪政民主滚滚而来的潮声。
——我与维权律师朋友们沟通时，大家虽极少提到个人经历，但前述认识，是何等惊人相似。本有的良知与求真的天性，必然走向以普世价值为最后的依归。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异彩纷呈。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在廉价劳力基础上高速发展，使中共政府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官方对民间的盘剥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互联网的日益发达，打破了官方对民间的信息垄断；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宪政民主启蒙基本完成并逐渐成为全民共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公民运动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当局的强力维稳走向制度化网格化。
我从家庭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后，毅然投入到公民运动。
少时的辛勤劳作、多年辗转反侧的求索，锤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使我在认定的人生道路上，虽所为什少，但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我坚信：上帝之光，必如云上太阳，普照大地。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