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句话太绝对：没有伟人的民族——全等于——可悲的民族。
这句话对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小民族并没有他们的“伟人”。蒙古人的伟人是成吉思汗，藏族人的伟人是松赞干布，满族人的伟人是努尔哈赤——苗族人、黎族人、阿佤人、傣族人——他们的伟人是哪一个？至少不为人们所广知吧！难道这些中小民族就不伟大吗？
话不能那样说吧？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生存下来都是不容易的，都有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他们都是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伟大，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伟人”。他们的“伟人”有的是实实在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有的不过是一个图腾。
二、中华民族从来都是有伟人的。
最早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后来变成了成汤周武。进入了春秋，出了老子与孔子，中华民族有了思想界的伟人，战国时期，齐桓公九合中原也是政治界的伟人啊？
战国时期的屈原也是伟人啊，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爱国主义的一面旌旗，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伟人。
自从元明清以降，《三国演义》广泛流传，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圣经”，我十分同意这种说法。自此，诸葛亮就成为中华民族朝野共识的伟人了。政治的伟人、智慧的伟人、道德的伟人。
中华民族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个全面的，为全民族共识的伟人。而且这个伟人得到东亚文化的共同承认。据说日本的中学语文课本，有一个时期就曾经开篇是“风雪卧龙岗”，收篇则是“秋风五丈原”。
可见中华民族的这一伟人多么为亚洲各国人民所共同拥戴啊。
三、当代中国也是有伟人的。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
当代中国第一个伟人就是胡耀邦，因为他将亿万贱民的人权还给了他们，他的历史功绩堪比解放黑奴的林肯。而且当年美国的黑奴才400万，而中国的黑五类加上黑五类的子女上了亿。中国的黑五类的生存环境也要比美国的黑奴差。
第二个伟人，我认为是蒋经国，他在中国的一个省实现了民主政体。当时有人就曾经告诫他：一旦实行民主制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可能不保险了。他回答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为了还政于民，他毅然放弃了独裁与专制，做到了大公舍已、大公舍蒋、大公舍党。
第三邓小平，评价邓小平，要看到留给他的摊子太烂这一点；不仅仅是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他对手下人说中央没有钱，给政策，你们自己闯出一条血路来。其实这句话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他是在自己给自己鼓劲。
闯血路的带头人就是邓小平。
由于他的决心大，腕子铁，又快又好地见了成效。十亿中国人全都吃上了饱饭，
虚无飘渺的远大理想，永远以这一代人为牺牲的“远大理想”被搁置了，走上了“小康”实实在在的路，无论它叫什么，叫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总之饿死人的大跃进不再有了，人咬人人吃人的阶级斗争不再有了。
中国也不再是世界孤儿，不再被骂邪恶，不再被骂流氓，
甚至也有人称赞我们也是负责任的大国了。
当然邓后来也有不可原谅的错误，邓的改革的不彻底性造成了今日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正如王蒙所说今日的社会仍然比毛的时代好得多。
有胡、蒋、邓三公在前，
余下衮衮诸公，只好名落孙山。
至于毛，无论是三七开，一九开，还是倒着“开”，他的分数没有达到“伟人”的及格线。
142楼XXX列举了毛泽东的六条功绩。
对于这六条“功绩”，我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及学养，没有能力加以系统评点，仅谈谈粗浅的看法如下：
第一条：建立新中国，结束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内战历史，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并开启和平建设的新篇章！
我认为这一条的前半句是对的：建立新中国，结束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内战历史，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
中国历史上那个开国皇帝也都是打了大胜仗，结束内战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王朝的。汉高祖刘邦结束了数十年的秦末大乱、楚汉相争的历史；唐高宗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结束了隋末纷争（正如旧小说所说的十八路诸侯六十四路烟尘）的历史；宋太祖则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结束了蒙古人入侵中原长达九十年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就像刘邦打败了项羽，李世民打败了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一样，其功绩并没有超过唐宗宋祖，比起康熙的镇三藩、收台湾等似乎还要差一点，其性质也只是政权的更迭。
这一条的后半句就与事实不符了。
新中国伊始，全中国各个阶层，上上下下，大家也都满怀希望“开启和平建设的新篇章”，刚开始的几年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是毛仅仅只给了三年休养生息的时间，就急匆匆地开始了“三改一化”（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国有化），与此同时则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从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大家静下心来，一心去开创“和平建设的新篇章”。反右以后，好不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从二线回到一线，反“反盲进”，却搞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从建国后，毛泽东的全部所为，与其说什么“和平建设的新篇章”，还不如说是“阶级斗争的新篇章”更确切。
第二条：毛泽东挥师进军西藏、新疆和马家回军统治的宁、甘、青，并在这些民族边陲之地进行了彻底的“改土归流”，完成了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末成之大业！
这一条我也说不清楚。总觉得他的民族政策有点问题，他如果处理得好一点，不至于发生达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叛逃。
解放后，大陆是统一了，但台湾没有收回，所以也不能说中国统一了。更由于抗美援朝，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失去了收复台湾的良机。
承认外蒙独立这件事，主要是蒋介石的责任。毛泽东还在延安时，有人曾经问过他怎样看待外蒙的独立，他说等中国革命胜利了，外蒙也就回来了。但是当革命胜利后，他基本上也就不再提这件事，相反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正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令人不解的是，1960年派周恩来访问朝鲜，满足了金日成的无理要求，将半个长白山半个天池送给了朝鲜。签约后的第二天，朝鲜就将白头山改名为“将军峰”。这并不是战争年代，中国更不是战败国，就无端白白地将大片国土赠送予邻邦，这在世界历史上几无先例。
更令人惊奇的是没有通过任何讨论，就决定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不仅如此，还多次当着日本人的面感谢皇军侵略中国。
当然，如果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共产党不可能利用抗战，迅速的扩大武装，从二万五千人扩展成120万，也就不可能取得内战的胜利。但这只能是心照不宣的事。为了一已一党之利益，当着侵略者的面感谢侵略者，这样的事谁能做得出来。
就凭这样的表现，不说他“卖国”就已经很客气了。
第三条：建国之初，毛泽东亲自下令枪毙张、刘两个身居高位的贪官，表明了反贪的决心！毛泽东又果断把各个野战军的领导全部调离岗位，并采取种种措施阻死了封疆大吏拥兵据藩之路，完全实现中央集权，这是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未曾做到过之事！
关于建国之初毛泽东下令枪毙刘张两个贪官，彰显了反贪决心，对于这一点一般人都没有异议。
但是在今天我们总结历史教训时，更应该看到正是从这一案例开创了“人治”之恶政先河。
毛的治国方略不是靠法治，而是靠“吏治”和“人治”，靠“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这一类极低级的治国方略。这种方法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一样会用，例如朱元璋时代，对贪官“剥皮充草”，贪官照样前赴后继。
毛泽东甚至还说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如果将毛泽东看作一个封建皇帝，那么他的“腐败”确实也不能算多。虽然有“文工团员”，也有众多的“行宫”，但他毕竟没有公开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没有搞“三跪九叩”的参朝大礼，但作为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亲自增加“毛主席万岁”的“五一节”口号，到三个“万寿无疆”响彻云霄，难道不是“权力的腐败”吗！此外，坊间所间或不断的议论他的稿费，他的专制烟，他的专烧瓷，困难时期指令地方为他修建“滴水洞”，无论你怎么辩护，终究也不能列为“清廉”之举吧。
过去我们对他的这些事情不知情，只知道他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一条毛巾被有多少个洞洞眼，只知道他睡的不是“席梦思”，而是木板床，最喜欢吃的也不是“鱼翅、燕窝”、“法国大餐”，而不过是一碗红烧肉补脑子。但今天我们在综合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能掩耳盗铃了。
毛泽东的“反腐”是没有标准的，所谓的标准都是由他心血来潮随机而定，一人说了算，甚至与政治局的常委们都不讨论，更谈不上什么定量分析，科学依据。有时也搞试点，更多的时候连搞试点也没有耐心。
文革后期，特权阶层的“走后门”已经成为贪腐的一种重要表现，然而毛泽东却不让批，而且自己还带头走后门，送了几个文工团员去上学。
有人曾经详细分析过刘张案例，犯罪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量刑过重，罪不致死。
毛时代，成天搞阶级斗争，官员们的经济贪腐现象确实也并不严重，贫富差距的绝对值确实也并不大，但相对值却也不可小视。当农民一天的劳动仅为三分钱时，毛的工资虽然也只有400多元，却也是农民收入的一百多倍了。何况有的农民一天的工分值是负数，相对比值就是无穷大了。
毛时代官员的整体贪腐现象主要是以另一种形式顽强的表现着，干部照常做官当老爷，人与人的关系极度扭曲，官员能随意处置人命关天的事。但像他这样将自己的老婆堂而皇之的放出来，当中央文革副组长，继而又塞进中央政治局，将自己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去当《解放军报》总编辑，当“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将侄儿毛远新安排去当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难道这一切不是最大的贪腐吗！李纳与毛远新都是我们同时代人，当我们“四个面向”时，他们面向的是“权力高峰”。
至于“中央集权”，他确实是实现了，而且不仅是实现，而且是超额完成了，他实现的不仅仅是“中央集权”，而且是“个人独裁”。
有学者曾指出毛时代是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封建复辟。我十分赞成这种说法。
“中央集权”好不好？这是一个政治学说问题，我对此没有研究，但也有基本常识及理解。
所谓的“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应该包含两个概念：一是专制；二是中央集权。显然这种制度是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的。
中共建政的1949年，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早就实行了民主政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而中央集权的这一部分又有“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与监督。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建政之初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且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对全国人民许下过承诺，但毛一旦走进了紫禁城，就立即背弃了“联合政府”的承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权制，选择了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说什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说什么“进京赶考”要及格。事实上，“窑洞对”不过是他一时的巧言令色，而“进京赶考”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不及格了。
中央集权，这绝不是他的历史功绩，相反是他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正是有“中央集权”，他才进一步实现了“个人专制独裁”。
正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实现了“中央集权”、“个人专制独裁”，一旦干起坏事来，就是全国性的，没有任何制约、抗衡的力量。“反右”、“大跃进”、“文革”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的原因，是“中央集权”与“个人专制独裁”造成的，而这个体制是毛选择并一手建立的。
第四条：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穷苦百姓翻身解放，大大改善了生活，住房、就业、上学的权力有了保障，成千上万的穷人子弟走进了大学校门，并用政府的助学金完成学业，这等事情，历朝历代何曾有过？
解放初，穷苦百姓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翻身解放”，分了田，分了房，说是“大大改善”也可以，但从根本上并没有“脱贫”的实际状况，还不如说是“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之所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并不是由于社会的民主、公平、公正，而是由于当局的暴力政策所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所以不是可持续的。
在三年恢复期，虽然有抗美援朝这样的外部事件，但总的来讲社会生产力的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全社会过上了几年太平日子。
但是对于百年来的积贫积弱，三年时间太短了，只够老百姓喘了三口气，从1953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预示着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物资短缺时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三改一化”，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了，所以这种改善很快就难以为继了。统购统销开始，短缺经济开始；合作化开始，饿饭开始；大跃进开始，饿死人开始；所谓的“大跃进”仅仅是饿死人的大跃进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大大改善了生活、住房、就业”等这种说法就完全没有根据了。到了58年以后，全体中国人都进入了饿饭时代。“统购统销”刚开始的也只限于粮，不久就扩展成布、油、肉、蛋——到最后连火柴、肥皂、擦屁股的卫生纸也全部统购统销了，历朝历代何曾有过？
“成千上万的穷人子弟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并用政府的助学金完成了学业”，这也是事实。但是：
第一、这是一个和平年代正常社会的任何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助学金这件事，一方面是国家的正常教育投资，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贫困。比如在下，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就不享受助学金，到了大学，家中人口多了，弟妹们都长大了，生活求学的开支大了，然而父母亲的工资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一分钱也没有加过，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申请助学金。
第二、一方面给了成千上万穷人子弟升学的机会，另一方面却也剥夺了成千上万四类分子子弟升学的机会。所谓的“历朝历代何曾有过”是两个方面的。我的成份其实也不错，我也享受过助学金，我也感谢过共产党和毛主席。没有共与毛，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上清华，也可能能，也可能不能。无论能与不能，这早就不再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评判毛与文革这样大事的立场。
有一句诗“休被浮云遮望眼”，用在这里比较恰当。
第五条：毛泽东挥师战朝鲜、惩印度，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使列强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
关于抗美援朝的历史定位，至今学术界争论颇多。有人认为是正确的，有人认为是错误的，有人甚至认为是建国以后最大的失误。
我个人认为抗美援朝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大的错误，是不是最大错误则另当别论。
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代价，中国人民刚刚摆脱内战的经济负担，随之又被加上抗美援朝的沉重的物质负担，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全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大延迟了建设和开放的脚步，大大提前了物资短缺时代的到来，遗留下了台湾问题至今不能解决，被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长达三十多年。
总之，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当年在决策过程中，中央领导层是有过激烈争论，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以外，总理和各位副总理、九位元帅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全都不赞成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林彪、粟裕则以有病为由婉辞帅印。
事后看来，不出兵的意见才是正确的。
就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
至于，你说的“使列强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刮目相看”什么呢？
不该出兵也要出兵，牺牲成百万也不在乎，穷得要命也不在乎，补给线没有保障也不在乎，没有大炮坦克也不在乎，没有飞机没有制空权也不在乎——总之就是二个字“敢打”。没理由也敢打，没条件也敢打，打不过也敢打。穿鞋的遇到一个光脚的，不要脸的遇到一个不要命的，你说谁怕谁？真够美帝国主义喝一壶的了。
“刮目相看”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称赞你佩服你还是尊重你？
结果长期封锁你，孤立你，不让你进联合国，长期被国际社会视为流氓国家，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
结果你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却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就连阿尔巴尼亚也看不起我们，毛泽东在世时就敢与毛泽东叫板，毛泽东一死，那个屁大的国家也要充当世界革命的老大了。
第六条：新中国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并挤身于核大国，向世界宣告：中国过去那种被列强欺压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正是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期盼的吗？
无数仁人志士们期盼的到底是什么？最根本的期盼：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是最根本的八个字，而且前面四个字和后面四个字不能颠倒。
有人会反驳：没有国家的富强哪里还会有人民的幸福。这句话貌似有理，但这种说法容易被某些人可乘之机，打着“国家富强”的幌子，牺牲人民的幸福；打着追求“长远幸福”的幌子，牺牲当代人或是几代人的幸福。所以说“人民幸福”永远是第一位的。
确实，原子弹是造成了，卫星也上了天，中国早就挤身于“核大国”了，然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
但当时正是由于毛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制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为此奠基的却是数千万普通中国人的生命。
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现在的朝鲜也是走的这条路。 
更令人发指的是，毛为摆脱孤立状态，一心想充当世界领袖，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谁要是有点犹豫，就扣上“三和一少”的大帽子。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恩泽的小国后来几乎全都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与阿尔巴尼亚搞到破口大骂的程度，与古巴的关系几乎好了不过两、三年。
陈毅有一句豪言：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大意）。
问题是不是勒紧裤腰带的问题，而是勒脖子。能不能说即使中国人民勒脖子，也要造原子弹？
诚然，中国这样的大国得有原子弹。不仅得有原子弹，也要有卫星，也要有核潜艇，还得有大飞机，还要有航母。中国人也希望有这些东西，中国人也会我们的国家有这样东西而自豪。
问题是搞这些东西能根据自己的国力，逐步来。
当三年大饥荒时期，如果将原子弹的工程暂时停下来，先买粮食解决饿死人的问题这才是唯一正确的。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成百上千万的人面临饿死的危险，却要卖粮食买制造原子弹的材料与设备，这不是混账吗？
原子弹晚三年五载再造，有什么不可以？
五、关键在于你的价值观
正如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万个中国人的心中有一万个毛泽东，这很正常。
但作为个人的认识，不管你有怎样的个人经历，也不管你有怎样的家庭、家族、阶层的考虑，也不管你的文化程度如何，总之你得将方向搞对了。三七，二八、一九不重要，重要的正的还是负的。
方向搞得对不对？关键在于你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你以什么为标准？
他做的事大不大？大；他打的胜仗多不多？多；他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无人能比，他的人物的魅力也无人能及，他能让天安门广场上受他接见的青年男女眼睛哭肿了像桃子，他能让红卫兵小将们泪飞如雨，广场就像下了一场春雨，他死后那么多年，的哥的姐们将他的像挂在汽车里，当着财神爷及驱魔避邪的神仙那么供着，连那个咬人耳朵的拳王泰森也在胳膊上文身上他的图像——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广场上的红卫兵，我们更不是脑残者泰森。
我们是经过文革洗礼，经过改革开放，能够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价值观与时俱进了，我们有了思考的基本材料，我们也已经有了比较的参照物，我们知道了一些最根本的道理：
1、人的角度。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就是“人权思想”，也就是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得看他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幸福还是灾难？他的心中究竟有没有人民？是真有还是假有？他为人民的幸福究竟做了什么？一事当前，他首先想到是什么？
毛泽东时代几十年，他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了什么呢？吃不饱、穿不暖，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
2、文化的角度。
他对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贡献了什么？
毛泽东贡献了什么呢？礼义之邦的大中国变成了角斗场，温良恭谦让的吾国吾民变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孔孟之道、王朱之学，都被弃之秕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本好书，只剩下他毛泽东一个好人，他一个人的书是好书。
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过如此大的破坏。
如果不是以人的立场为根本出发点，如果不是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为第二出发点，而以任何其它什么角度，比如马列主义的传承、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的立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你就不容易说得清。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不容易说得清的东西。
六、思想方法上的差别
除了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外，还有一个就是思想方法上的差别。
有一位外校的自称是业余文革研究者在批评唐伟文章时说：“笔者反问，钱学森和李四光是不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们关爱备至。毛泽东在自己生日小宴上特别请钱学森坐在自己一桌，怎么能笼统地说毛泽东对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呢？”
举这样的例子来批评别人的观点，论证自己的观点，恰恰说明其本人思想方法的极端片面。
其文仅举了钱学森、李四光两个人。其实还可以多举几个人，例如、王季范、章士钊，毛泽东每年要给这两位老知识分子送2000元人民币；也包括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啊，毛泽东破格提拔他们当政治局常委。如果再深挖细查的话，还可以举出福建的中学教师李庆霖的例子，毛泽东送给他300元，并亲笔写信给他说是聊解无米之炊，毛泽东还通过江青关心并改善了大数学家陈景润的生活及工作条件。
这样的例子，估计不会超过两位数。
可是与此同时，全国有几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如果要举例的话，花点小功夫开出一个四位数的单子大概不成问题，甚至可以达到五位数。
但是这位仁兄只看到个位数、两位数的知识分子偶然受恩宠，看不到五位数、六位数的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受迫害。
这种方法叫什么方法呢？
这就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说她是“以偏概全”太客气了，说她是“鼠目寸光”都算是好的评价了，说她的说法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昧心之论”、“诛心之论”，实不为过。
所以本人一再提出分析历史，必须要用到一些理工科的基本方法：
1、数量级的概念；
2、无穷大与无穷小的概念；
3、实验误差及计算误差的概念，对误差的要求；小数点后精确到几位数的基本方法；
4、没有参考价值及忽略不计的概念；
个位数或是两位数的个别特例与万位数、十万位数之间是四、五个数量级的差别，在对历史人物作整体评价时，面对万位数、十万位数，个位数与十位数没有参考价值，必须对其进行忽略不计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