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求独立？记得多年前在国内时无论是学还是教世界史，都有一大套理论，无非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具体到北美当时的情况，这三大时代潮流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对英国强加在北美的各种新税收(印花税，糖税，茶税等等)的不满。换句话说，那些税收不过是一个更深更大的历史矛盾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那些税收，这个历史矛盾也会以其它形式反映出来。
但是如果你问美国学生这个问题，我敢保证十个中有九个会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地说“税太多”。当我开始和美国学生打交道时，我期待的是上面那个更高屋建瓴的回答。在我的下意识中，这样的回答不但表示你有理论思维，而且作为美国人，这样回答才显示出美国革命伟大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正象当时如果美国人问我中国1949年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时，我会从鸦片战争说起，向他解释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怎么回事，再从五四运动一路说下来，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如何苦难深重，所以非革命不可，而且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从中不但看出中国革命是必然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是了不起的。
但在这一点上美国学生似乎就是让人失望。在我记忆所及，几乎没有人以“独立”、“革命”、“主权“这些大话开头，更没有“历史潮流”之类。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税那个税，琐碎得让人心焦。实在逼急了，他们才冒出一句听上去深奥一点的引文，叫“没有代表权就没不纳税”。再逼一逼，有些人会说“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就是暴政”。
这就是了。问了半天才把“革命”引出来，因为有“暴政”在这里，总算和“有压迫就有反抗”联系上了。但为什么美国学生不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经济剥削”的框架，然后把“税太多”放在这个“压迫引起革命”的框架中分析，而是把“代表权”看作是更深的根源呢？
原来，美国人其实认为纳税并不错，那怕多交一点，那怕交了以后政府有滥用，这些都是难免的，不一定构成革命的理由。真正有问题的不是多交了一点税，而是在决定征税这件事上人民没有参与权，而人民没有参与权是因为人民没有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国会中参与征税问题的讨论和投票。因此，即使税是合理的，只要征税的决定过程没有经过选民那怕是间接的同意，那就是非法的。
北美人民的这个“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观念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而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英国人本来也是基本遵守这个规矩的。17世纪下半期英国之所以发生革命，就是因为国王随意征税。而革命后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其重要制度之一就是把征税权交给国会下院，而下院议员基本上是由各选区选出的。因此，民主制度和征税就联系上了。
但问题是北美作为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并没有代表，而北美殖民地的治理又主 要是由殖民地当地选出的地方议会来进行的，并没有耗费英国政府的财政。英国政府对这个情况本来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在1756年以前没有在北美以帝国名义征收谈得上是负担的税收。殖民地如果要征税，由各殖民地的议会决定，用于本殖民地的开销。英国在殖民地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控制北美的进出口贸易，规定北美的进出口都只能通过英国港口，英国从中收取关税。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此当然不满，但英国的理由是这笔钱收了是用来保护殖民地对抗外部殖民强权(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这是站得住的。此外，北美殖民地也还可以通过走私偷税，所以双方相安无事。
但从1756到1763年，英国和法国打了著名的7年战争，主要战场在印度和北美。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取胜，建立了海上霸权，开始了所谓英帝国。但战争也掏空了英国的财政，所以战后英国就打破了规矩，以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的形式在北美大额征税。在英国看来，7年战争保护了北美殖民地的海上商业，极大地扩展了殖民地的领土，北美臣民多付一点税又算什么。但北美人民说他们也参与了战争，为英国作了贡献，因此不仅仅是受惠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说自己和英国本土居民不一样，他们在英国国会中没有代表，而英帝国的征税权就在英国国会下院由选民选出的代表手中，所以根据英国法律，他们没有对英国纳税的义务。殖民地人民只对本殖民地有纳税义务，这个纳税决定是殖民地议会作出的，而殖民地议会又是各殖民地人民选出的。 那么对于这个根据英国法律提出来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挑战英国是怎么回答的呢？当我一看到这两个英文词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代表”说。英国的回答是“virtual representation”。它的意思是说，殖民地人民不一定非要有选出来的代表在英国下院参与讨论和投票，大英帝国本土选出的议员已经把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给代表了。“virtual”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或者“可以说”。 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殖民地人民拒绝了这个虚无缥缈的“被代表”的荣耀。他们用更朴实的英文指出了民主的程序和技术问题：他们说他们要的是“actual representation”，即所谓“名符其实”的代表–由殖民地人民直接选出、坐在议会里参与讨论和投票的代表。
美国革命前的这个宪制争议，实际上是美国革命之合法性的最终根源。当时北美人民并不像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对大英帝国有深仇大恨，一定要独立不可。相反，他们不想独立。他们的生存依赖国际贸易，但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上他们连一艘炮艇都没有，一向就是英国保护了他们。他们想继续依赖世界头号海上强国，更不用说文化上那种无法割断的联系和尊敬：殖民地的整个精英在英帝国面前都把自己视为乡下人。很多美国国父对大英帝国都感情深厚，富兰克林长驻英国，一直到最后关头都试图力挽狂澜，避免殖民地和宗主国刀兵相见(这样的人，要是在中国文化下独立后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无论什么感情和现实的考虑，放在“virtual representation”和“actual representation”这个宪制争议面前都失去了份量。殖民地人民知道，如果接受“virtual representation”，放弃“actual representation”，那就意味着伦敦从此可以越过自己选出的殖民地议会为所欲为。尽管和世界其它地方相比，这种为所欲为很可能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暴政，而不过更像一个专制的父皇。
今天看来，当年英国国会的语言实在贫乏，想象力实在可怜。北美殖民地的代表权何等重要，但伦敦竟然只想得出“实际上”和“可以说”这样含含糊糊的话，轻而易举地就把话语权拱手交给了“名符其实”的代表说。 它怎么不说自己代表了北美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吗，没有我大英帝国哪有你北美殖民地？离开了我谁又来保护你？
它怎么不提自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君不见，工业革命不正在我英伦三岛蓬蓬勃勃地开展？
它为什么不讲自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牛顿这些大科学家不用说了，就连你北美乡下佬奉若神明的那些民主和权利观念，不也是拾我的牙慧？
如果伦敦这么说了，历史会如何演变呢？这个问题听上去假定成分太大，但我们起码可以推测，世界上通行的那些和政府合法性有关的概念、术语、思维和逻辑，一定会比现在混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