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来，深得人心的教授们，往往是治学严谨或是风度翩翩又或是朴素、幽默等等。到今天，大多数学校评选十佳教授之类的奖项往往都是绩效、学术上来考核了。您认为该如何衡量一名教授优秀与否？他最大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您备受学生爱戴的原因，我想也不在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言传身教，对学生思想、价值体系的影响吧？
袁伟时：在我看来，一个优秀教授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1.学术造诣深。没有人会尊敬草包、肤浅、人云亦云之辈。
2.为人正派。坦诚、善良、不陷害别人，是正派人不可缺少的内涵。而潜伏在大小单位中看风使舵、拉帮结派、打小报告的人物，神憎鬼厌！
传承和更新文化是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基本职责。仅仅传承是不够的，还要创新，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文化（包括科技、人文和社会科学）更新的中心。因此，大学的灵魂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学完成不了肩负的任务。
至于学生对我的评价，应该请学生回答。
《旅伴》：在您的学生时代，有没有特别喜欢、尊崇的教授？在您的历史文化研究中，您会推荐哪些教授作为大家学习的楷模？为什么？
袁伟时：令我终身受益的是初中时教我们语文的黎昔非老师。他不但给我严格的语文训练，而且培育了我的自信和对少年叛逆的宽容。后来才知道，他是胡适办《独立评论》的重要助手；战争迫使他从西南联大回到家乡，使我幸运地得沾教泽。
我认为当代教授中有两位楷模，也许年轻的朋友也会喜欢他们。
一位是已故的杨小凯教授。他在两个方面赢得我衷心尊敬：
1.顽强地学习、研究。一个十来岁少年，文革中无辜被投入监狱，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求知，那么深入地思考问题，出狱后通过刻苦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不愧是人杰。
2.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提出好些震撼性的问题，角度和结论都是与众不同的，论证却那么严密，背后是一颗对祖国和人类命运高度关怀的心。
另一位是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至今仍在拼命干活的艾晓明。
简单说来，她是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同行敬佩的卓越学者，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她是时代的良知，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艾晓明的身影，世界就会读到她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看到她拍下的让人寝食不安的图景。与此同时，她是孝女、贤妻、慈母。好几年了，父母老病，丈夫重病，平日超负荷工作，周末飞奔异地照顾亲人，学生、朋友都为之心痛。一个女学者，那么勇敢，那么坚强，那么博学，对家人的照顾又那么周到、体贴！在她高大身影下，真该问问：男子汉，你到哪里去了？
《旅伴》：您是哲学系教授，但著作和研究领域却多为历史、文化，知识结构很丰富，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知识贫乏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通病，那是切断思想文化交流渠道的恶果。我不甘沉沦，反抗宿命，读书，探索，从未止息，不知老之已至，就是冀图补救于万一。
《旅伴》：有什么格言和价值观是您一生信奉的？
袁伟时：我深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论断：“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是现代国家盛衰的奥秘所在，也关乎人们的生命意义。
《旅伴》：以您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他们的教育有什么特点，是否更讲自由，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影响？
袁伟时：2007、2008年两次赴斯坦福大学，都沉迷在该校胡佛研究院档案室阅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档案，对这个著名大学的其他情况不太关心。在有限的接触中，有些事情留下深刻的印象：
1.研究生教育很严格。一个教授通常一年就招一两个研究生，甚至两三年才招一个。这些研究生每门课每周要阅读三五百页书是常事，不读完无法在讨论班上发言。但条件也很优裕。招进来后，除少数自费生以外，一般每年都能拿到18000——300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或报酬（助教或研究助理的报酬），生活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可以养活老婆孩子。与此同时，有足够的经费到世界各地去收集资料和交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自然不低。
2.非常注意收集和利用档案。以中国部分来说，《蒋介石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档案全在胡佛研究院。国民党的全部档案被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在这里。此外，国民党不少军政要员和美国有关人物如史迪威、黄郛等人的档案也在这里。阅读也非常方便，任何国家的公民，凭身份证件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阅读，大部分可以复印。
不少史学研究者私下谈话都认为，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史非到美国不可，许多重要档案都保存在美国各大学或国会图书馆、档案馆。这是不幸，也是幸事，因为那里可以自由利用。
《旅伴》：您一向倡导人文精神，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也属于人文精神的一种？是否可以视作人们捡起历史和传统？近年来，您一直在批判国学热，写过不少文章。
袁伟时：对人文精神应该有比较准确的界定。不要把它与人文学科混同起来。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价值、尊严及其保障，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核心。离开这一条去谈人文精神，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和歪曲。
“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研究、保护、传承；但是其基本精神按照陈寅恪教授的概括是“三纲六纪（六亲）”，讲的是等级，尊长，服从，与人文精神不搭界。多年来，不少学者在其中努力挖掘，寻找其中的人文因素。多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系，在稀缺资源中寻找两者的切合点，用心良苦，也弥足珍贵。至于有些国学派把中国传统文化夸大为独一无二的救世丹方，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否可信，则请时光老人去鉴别吧。
历史和传统是割不断的。攻击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是哄骗中国人不要吸收外来现代文化的藉口。祝愿中国知识阶层清醒地看到，历史无法躐等，我们尚在清还历史积欠，千万别被虚假的民族自尊遮蔽自己的视线。
《旅伴》：您一直很爱和年轻人打交道，可谓身老心不老，那么在和学生们接触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到当下的教育存在问题？
袁伟时：这恐怕是个误解。各个年龄段我都有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老一辈的李慎之、任仲夷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和朋友。坦诚是人们融洽相处的首要条件，年龄不是问题。
顺便说说，多年来全国各地不少朋友给我来信，99%都没有回复。不是蓄意傲慢，实在是精力有限。自己懂的太少，要学、要做的东西太多，忙不过来，几乎从不主动与人交往；找到头上，也只能有所选择回应；敬请朋友们原谅！
《旅伴》：在学习、成长和为人上，您能给学生们一些建议和告诫吗？
袁伟时：力求少说蠢话，少做蠢事。为此，记住几个要点也许对有些人有点用处：
1.不要盲信、盲从。自己的脑袋和良知才是上帝。
2.不要忘记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多读书，了解主要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避免说违反常识的蠢话。
3.避免与自己的健康作对。养成三个良好的习惯：定时作息，健康饮食，经常锻炼。
2009年7月5日星期日
原载《旅伴》月刊2009年第8期第54—57页。
附记：这篇闲话呈请朋友们指正后，邵燕祥兄发来邮件，指出其中一处错误。现将来信附在下面，以资补救：
伟时先生：您好！大作拜读，乃知很深刻的道理和体悟，是完全可以用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读故作艰深的“学术腔”太多，您和一些真正学者的文章，总是带来清新之气。这都是心里话，非有意奉承也。
文中关于“牛奶路”一点，依稀记得是赵景琛教授闹出的小笑话，他主攻元明散曲，于洋典故不熟，亦无足怪。鲁迅批梁，主要围绕阶级问题，虽争论间亦曾涉及译法问题，却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乡下，手边无书，仅凭记忆，或不确切，供您参考。此颂
冬安
邵燕祥上
倒是有另一例，鲁迅先生早年“战友”刘半农先生，三十年代曾有一次对一写了别字（或用错典）的大学生，以打油诗嘲之，为鲁迅所不满，并曾为文刺之。刘去世后，鲁迅写了忆念文章，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但也指出，失之于“浅”。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