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二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 《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 《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三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四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