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法治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法治只不过是缺左腿还是缺右腿的问题，而两者都是跛瘸政治。中外历史既有无法治的民主带来的阴暗，也有无民主的法治造成的灾难。现代民主不仅仅是多数统治或主权在民，本身包括权力制约和权力结构、权力合法性问题，本身就是价值取向问题。民主核心内容中少不了民众自治和社会自治，而“上无为，则民自宾自化”的民主境界是“权力至上”意识的天敌。
就中国而言，延续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无法完成民主与法治的华丽转身，与中国扭曲的权力本体观也是相辅相成的。
一、权力本体观扭曲了社会价值观
遍览中外哲学史，各种流派关于社会本体论探索中，以权力为本体的思想学说十分罕见。如果说具有“权力本体论”色彩的话，明显沾边的有中国韩非、西方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尼采。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其实也没有明确论述权力是本体，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实际上将权力推到了本体的地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权力在哲学上的本体化”。
由于政治和制度等现实原因，人们往往潜移默化地选择性地接受哲学思想的暗示，继而与社会生活中体验性认知结合起来，构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权力本体观中价值取向的领衔作用不可低估。除了现实生活中权力至上性、集中性，还有权力泛化，即权力阈远远大于权利阈，想不形成“权力本体价值观”都很难。所谓官本位、权本位，即是以权力为核心与导向的价值文化的反映。
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开国元勋之一、美国连任两届的总统、国务卿等官职只字未提。而中国当下，官职是最尖端的称呼，不称官职被视为大不敬。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成了衡量成功的最尖端的标志。知识、智慧、思想、贡献，以及人格、道德、境界等等，在权力面前一概贬值。包括学校、医院、商场、戏院……甚至寺庙在内的组织、社团、机构、群体都要和权力等级联系起来，教授、博士、医生、科研人员……甚至和尚道士都要用权力等级衡量一番。权力度量衡还要追踪到坟墓，冥界鬼魂也要搞清楚享受科级、处级、司局级待遇。
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攀交高官、谄媚权贵已成时尚。民间的、与政治不沾边儿的活动也一定要领导审批、领导到场、领导风光。甚至出现过在大火中“让领导先走”而烧死大批孩子的现象。国内外考察都由领导带队，技术合作的对外谈判专家靠边儿而官员出面，疯狂招待之后项目搞砸了，原因是外方认为中方谈判者全是外行，而且挥金如土，根本不具备合作资格。权力度量衡像称体重的磅秤、量身高的皮尺一样，每个人进行打分定位。其发散型的影响严重而广泛地形成一种文化场，对权力的崇拜、艳羡、谋取和倚重取代了信仰，也取代了人格完善和价值追求，误导人们的人生设计和目标。
二、权力本体观冲击敬畏文化
敬畏之心，是文明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构成，是高尚精神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心理文化基础。一个社会缺乏敬畏之心，或缺乏超越性的、崇高的敬畏对象，将严重地降低道德档次，丧失或扭曲精神信仰，使社会文化惨痛地低俗化。同时，敬与畏是密切联系的。敬而不畏，只能是一种大不敬；畏而不敬，畏的对象就成为宰制的力量，民众就要以失落人权和人格尊严为代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样的信条只对权力系统本身有效。当民众、宪法、规则等等不再成为权力敬畏的对象，民众就得畏惧权力。其实，权力是分等级的，下级对上级一定畏惧，但总体上权力系统在社会系统中无所畏惧，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民众对于权力的畏惧，缺少敬的成分，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令人悲哀的是，这两种可怕的事情均在中国社会经常地发生。
权力的无所畏惧，首先表现在不畏惧民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早已丧失警戒作用。于是，一些官员将上访、反映情况、提出诉求、反映意见的行为看成刁民行为，看成对立行为、毁稳行为。“非正常上访”、“越级上访”、“群体上访”、“敏感上访”等提法，表明对“访”高度敏感和反感，用劝、堵、截、遣、送（送精神病院）、关等等手段对待上访。——如此的维稳模式，已经内化为许多官员的思维模式、心态模式。比如暗箱内定模式：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官员、国企老总、学校校长以及各级管理者、事业单位各级负责人等等，一般都是内定的。但是，这种模式其实在各行各业上行下效，普遍开花。公开竞争上岗、群众评选、民意调查、舆论反映……在“内定”面前基本作废。内定由谁定？当然是上级，所以内定是人治畅通的渠道，是跑官要官、卖官鬻爵、关系后门等等恶劣现象的源泉，是公开公正透明等游戏规则的关隘。又比如一把手钦定模式：“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挂帅”，各级各类权力机构，党、政、法、财、人、文大权集中，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其圈阅、表态、点头、摇头都在钦定。大小决策、提拔任用、奖赏惩罚、钱款财务、职称评定、岗位调动、宣传口径……种种定夺权，促使人与人之间形成很强的依附关系。一把手权力是在缺乏制约，“自律”辅助缺如，于是情妇反腐、照片反腐、人肉反腐、窃贼反腐等等“反腐手段”往往更有作用，就连一些落马贪官自己都怪罪“当初权力太大”。再比如权责分离模式：权不担责、权重责轻的现象已经构成一种模式。监督、评价、追责、惩戒机制等存在严重短缺与漏洞，官位、“政绩”、人情、关系等等都可以“对冲”责任。不举不纠、举而不纠、易地做官、不道歉、不引咎辞职等等，使民众对于权力越来越充满“羡慕忌妒恨”。
权力的无所敬畏，还表现在不敬畏法律。最近网上爆料的土豪、贪官、吊丝、草根、刁民、被小康、被代表、房奴、吐槽、官二代、仇富、仇官……许多词汇的流行，表明民众无奈和忌恨的心理。种种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行模式，不断地强化和凸显了“权力无所畏惧；民众畏惧权力”的怪圈。当对权力的畏惧、忌恨、艳羡等等弱势心态取代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敬畏文化，权力本体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核心文化”，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在精神文明中发挥的决不是正能量。
三、权力本体观导致社会诚信的失落
权力本体观的基点是权力不受监督和权力黑箱操作。权力的良性运行包括权力的规则化、程序化、透明化，被称作“阳光权力”。阳光权力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阳光。当民众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有意愿和热情、有渠道和能力对权力实行种种监督，对政治进行种种参与，对决策作出种种表达的时候，不仅有利于政治的和谐健康，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福音。
权力本体观崇尚权利不受监督，其后果首先流失的是政府的信誉，或曰公信力。如果说诚信机制是骨骼、诚信信念就是血液，在骨骼逐渐塌陷、血液逐渐毒化的过程中，整个肌体的逐渐溃败必然相伴而生。商业欺诈、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腐败……种种现象环环相扣，接踵而至。其中，权力不受制约是核心的、首要的因素。2009年10月13日，人民网上海频道曾经就上海市政协发起的一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调查”进行报道，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该项调查的2000份问卷进一步显示：“受访者为社会诚信程度打分：5.78分，还未达到6分的及格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政府公信力与社会诚信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更多的论证。“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此外，严重缺乏监督表达权利的民众，必定缺乏公民意识。不能充分享受权利的民众，必定缺乏承担义务的责任感。
四、权力本体观使权力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异化
有专家针对法院审判、律师辩护最终都要领导说了算的现象指出：“领导的看法是中国最大的法”，这当然是司法部独立、不公正的表现，但同时也是法院官场化的表现。也有一上海高校的学者说“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今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实际上是学府官场化。
教育部门、医疗部门、司法机构、学术团体、公司企业、交通通讯、能源环保……社会各种领域、机构、部门、群体、社区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官场化。我们承认：官场化是受到一定抵制的。有人靠理性思考，有人靠本性良知，有人靠读书和开放性比较，有人靠传统文化基因，有人靠切身体会和观察……抵制的力量和批判的声音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是，近年来基本情况是官场化以“通吃”的力度和步伐而走向氛围化，走向辐射、渗透与普及。就像雾霭一样时常地、大面积地、难以阻挡地泛起和弥散，官场化已经并正在造成权力体系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异化。敢说真话、勇于批判、善于维权的人格担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筋腱，大幅度地被融化消解于权力本体观中。
以上只是就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几点，进行了挂一漏万的列举和一点粗浅的分析。只要对中国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基本了解，就会看到中国权力观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看到权力与社会全面而充分的互动关系，看到阻碍实现所谓的中国梦最严重的梦魇是什么。权力下的血淋淋的事实无法否认：只有制约权力，改善权力结构，调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制度、规范、信仰上使所有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们敬畏公民、敬畏价值、敬畏法治，才可能真正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