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于2006年出售《信报》股权后，仍定时在该报撰文，他前天(5日)起一连两天以「新闻自由 代价不菲」为题指出，作为传媒收入两大财源之一的广告，常是有权势者企图影响新闻报道的手段之一，《信报》过往广告不多的原因之一，是报方严守市务与编务分流，令一些不愿看到某些新闻和评论的企业和中共人士因该报不卖账而「抽广告」(取消已承诺出资购买的广告位)。他更透露，烟草公司从不在该报刊登广告，是因为当年有专栏强调香烟害人。而物业发展商亦常以抽广告作为企图消灭或减少不中听的报道的「利器」。
不过，他指出，资本家虽然财大气粗，但由于存在竞争，极少在针对一份报章上「攻守同盟」，甲公司不在某一传媒刊登广告，乙公司仍有可能刊登，让传媒仍有生存空间。但现在的广告问题远较回归前复杂和严峻，因为「如今香港（和全中国）只有一个大老板。大老板稍为不满、略有暗示（不必开腔遑论拍案大骂），观颜察色希旨承风之辈便会全面配合，甚且『超额完成任务』，令广告全线失踪！」他续称，加上媒介增加，印刷传媒广告难求，目的在有形和无形利益的传媒，为广告作出「交换」，在所难免，这自然会让新闻自由逐步失色！
在逾五千字的文章中，林行止又不点名地指中共故意忘却马克思「不应因报章有报道和评论不为人喜欢而限制新闻自由」的言论，让盘据中国内地的新闻检查幽灵在港澳传媒之间徘徊！
他指出，虽然香港的法律和制度未变，但回归以来，与新闻有关的各种自由的确正在萎缩，因为摆布新闻令其渐渐质变的人愈来愈多，这些人包括报业东主、以为公理在我而不顾后果的「恶造新闻」业界，当然亦包括「西环」(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所在地，以此谑称北京政府在港官员)和港府不尊重事实进而干扰新闻工作，例如行政长官梁振英便因不喜欢该报评论员练乙铮的文章扬言兴讼，便突显港府领导人「稍欠自省涵养及对言论自由容忍度急速下降，且其打压言论自由的意向甚为明显。」总而言之，九七以来，新闻自由空间的窒息感，「源于有关各色人等失去恪守职份、彼此尊重的社会规范！」
林行止指出，当权者当然想传媒隐恶扬善，而专制国家往往会假借和谐、维稳之名来要求传媒按他们的意旨报道新闻和评论时事！由于中国正在崛起，自我感觉良好，铁腕箝制言论亦更觉理直气壮，故在香港保持中共所不容许的新闻自由，尤如向一党专政的北京争取「真普选」，「难度不比攀梯登月低，危险度则甚于与虎谋皮！…成仁的机会远高于成功！」
但他明言，没有新闻自由是愚昧之始，中国领导人铁腕箝制言论，「既错误亦短视」，他以美国成功取代英国晋身世界第一强权为例指出，新闻自由可监察港府，令它不敢以「下有对策」扭曲中国的香港政策以遂己意或追逐私利；又可监督资本家有否勾结官府鱼肉消费者！
他希望北京以香港为试点，观察新闻自由对社会带来的贡献，「对中国站在道德高地跻身世界大国强国之列，必有莫大帮助。」
他总结，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社会人自由，需靠各方人等遵循规范、行止有度，但现时很多港人为回归中国而露骨谄媚，有人忧虑昔日光辉不再而暴跳如雷，新闻自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大家都想摆布别人，争取全面操控的恶势力逼人而来，自由的空间便如此这般萎顿而难堪。
《信报》在2006年易手前曾在民调中被公认为最具公信力的报章，创办人林行止长期在该报撰写评论文章，并曾把评论结集成书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