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六）——从争取“独立”到寻求“自治”：流亡藏人“中间道路”的确定

编者按：西藏问题是中国民主转型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张博树先生新近完成《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系列文章形式将该书核心论点先行公布于此，供读者分享、讨论。           

——《民主中国》编辑部

 

 

 

被逼走的达赖喇嘛

 

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他是被逼走的，这一点，前文的叙述已足以证明。据达赖喇嘛本人回忆，得到理塘寺被轰炸的消息后，年轻的藏人领袖痛哭一场。[i] 他大概很难理解新中国的当政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同胞。1954年北京之行的美好印象犹存，康巴藏区却已经烽火连天。在北京期间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知识不足以让这位藏人领袖领会共产党改造藏区的初衷和“好意”，血淋淋的“平叛”事实却足以激发民族仇恨和本来已经被深埋在精神深处的藏民族独立意识——达赖喇嘛当然知道他的前世已经为此奋斗了一生。

 

然而，也必须看到，接受《十七条协议》对藏人而言虽属不得已，但年轻的达赖喇嘛确曾对毛泽东产生好感，并已经准备与共产党合作。康区、安多发生的“叛乱”和“平叛”把达赖喇嘛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曾三次致信毛泽东，希望制止共产党在藏区的“倒行逆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ii] 他也曾经想一走了之。利用1956年底受邀到印度参加释迦摩尼2500年诞辰纪念的机会，达赖喇嘛直接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希望留在印度，却碰了一鼻子灰。1954年刚刚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过联合声明，表示要恪守“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中国人配合得不错的尼赫鲁，当然不愿意在西藏问题上惹麻烦，得罪中国。尼赫鲁对达赖喇嘛明确表示：“印度不能支持你”，“你必须返回你的国家，以十七条协议为基础，试着和中国共事。”[iii]

 

可以想象这位年轻藏人领袖此时的沮丧。而当1957年4月回到拉萨时，达赖喇嘛发现局势比以前更加糟糕，“全西藏的情形不但已不受中共控制，连我也控制不住了”。此时的达赖喇嘛名义上仍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他想辞职，但又担心“如果我辞职，或正面反抗中共，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iv] 这种内心的自相矛盾也影响到达赖喇嘛对藏区“自由斗士”的态度。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噶厦政府、特别是达赖喇嘛本人，和“四水六岗护国卫教军”等藏人反叛组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v] 中共官方的有关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但在严重的局势面前，西藏上层确实在迅速分化，那些本来对接受《十七条协议》就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自然变得更为“反共”，其中一些人也保持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

 

达赖喇嘛已经很难在拉萨待下去了，无论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压力使然，均如此。1959年3月10日的“看戏”之争，不过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积蓄已久的矛盾突然迸发出来。前来保卫达赖喇嘛、把罗布林卡团团围住的数千藏民和驻拉萨解放军部队之间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达赖喇嘛不得不请示“神谕”，并最终决定逃走。“我相信，只有我离开，人群才会散去；我不在宫内，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留下。因此我决定服从神的旨意。”[vi]经过十几天颠沛流离的逃亡，1959年3月底，达赖喇嘛终于进入印度。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穆索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公开发表声明，声讨中国当政者，不再承认《十七条协议》，要求“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所享有的自主和独立地位”。[vii]

 

1960年3月，在印度举行的流亡藏人第一次“3.10”纪念仪式上，达赖喇嘛发表讲演说：

 

中国人起初宣称汉藏是兄弟民族，说汉族是来帮助藏族，说了许多好话，抬着笑脸来到西藏，中间施展阴谋，花费大量金钱，利诱无知藏人，挑拨仇恨，最后显露狂暴狰狞面目，从而使西藏人不分贵贱积累的怨恨在拉萨爆发，阻止我去中国军营看戏，并以和平方式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从而书写了西藏历史上悲壮的一幕。[viii]

 

这已经完全是“翻脸”的语言；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当政者的指责已经表达为对“中国人”的指责。这样的表述和认知显然包含着对历史的简单化甚或曲解，但这种情绪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却又显得如此自然，如此易于理解，甚至如此值得同情。此时的达赖喇嘛完全回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912年的立场上，只不过他现在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远为强大、又在红色背景下显得生机勃勃的中国。

 

而中国国务院也在1964年12月17日第151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做走狗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叛国分子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ix]

 

这当然也是完全“翻脸”了的语言，夸张，恶毒，同样包含着对历史的曲解甚至故意歪曲。达赖喇嘛既然被宣布为“反革命叛乱”的“发动”者，从此被打入另册，成了“敌我矛盾”乃至“敌对势力”。双方均已势如水火。

 

达兰萨拉的民主改制

 

达兰萨拉是藏人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比较接近藏人原来生活环境的小地方。

 

初到印度，流亡藏人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印度虽然收留了达赖喇嘛和数万流亡藏人，专门划出地域供流亡藏人定居，却拒绝承认达赖喇嘛到达印度不久即组建的流亡政府，只称之“达赖喇嘛秘书处”。联合国虽曾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分别通过关注西藏人权的三个决议（联合国大会第1353号决议、第 1723号决议和第2079号决议），但这三个决议都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也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用达赖喇嘛的话讲，这是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x]

 

但流亡藏人经受了考验。他们甚至做出了令人刮目的成绩。这个成绩不仅是指流亡藏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大体解决了在新的环境下自我生存的问题，更是指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居然勇敢、大胆地进行了民主改制的酝酿和实验。

 

鉴于中国大陆的当政者至今还在说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无非是为了回到过去的旧西藏、继续保留农奴制从而享受特权，本文用一点篇幅介绍一下流亡藏人的民主努力应该是必要的。

 

藏人流亡社区的民主改革几乎是和流亡生活同时开始的，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改革包括建构符合现代民主规则的“西藏人民议会”，颁布《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3）和《流亡藏人宪章》（1991），推动噶厦政府的改革，等等。在议会改革方面，流亡社区的“西藏人民议会”已经不同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民众大会”，议员不再由官员、各大寺的高级僧人组成，而是由各个定居点的藏民选举产生。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还通过决议，宣布收回旧西藏时期的所有封爵。噶厦政府的改革则经历了从达赖喇嘛直接任命噶厦官员，到由达赖喇嘛提出14名以上候选人名单，而由“西藏人民议会”投票选出其中7人组成，再到内阁首席部长（现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候选人和当选者均由全体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等三个发展阶段。[xi] 从建构意图看，这些改革（至少在其开始阶段）本来含有明确的为西藏“独立建国”做准备的意味；而从建构原则看，所有这些努力又的确符合制度现代化的现代民主建构原则。

 

当然，正如可以想象的，由于藏人社会的特殊传统，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推动民主建设的，只能、也确实是达赖喇嘛本人。事实上，早在《十七条协议》签署不久，年轻的达赖喇嘛就已经有对传统西藏社会进行变革的计划，并于1952年组建了由50个人组成的改革局。经达赖喇嘛批准，1954年1月17日噶厦政府颁布《关于根据“协议”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布告》，宣布要对税收、农事、乌拉差役等做出改革，还要限制贵族和寺院的权力。[xii] 不好说当时的达赖喇嘛已经有多少现代民主概念，因为上述改革虽然是噶厦政府自动提出的，但仍在《十七条协议》框架内。困境中和流亡后的达赖喇嘛肯定对民主问题有了更多思考，这包括尼赫鲁给他的启发。[xiii] 理念层面，达赖喇嘛已经认识到“国际大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顺应这一潮流，向这一方向发展”；[xiv] 操作层面，即便出于获得自由世界同情、接受自由世界帮助的考虑，也需要流亡社区自身的民主改革。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据有关研究，藏人流亡社区改革进程中，旧的贵族势力曾竭力抵制改革，还发生过13个藏人定居点拒绝流亡政府领导的现象。[xv] 甚至有人跑到台湾另立“噶厦政府”（时为1969年），流亡藏人认为此系台湾蒙藏委员会策动，故多年来一直拒绝与该机构往来。[xvi]

 

改革的更大阻力来自普通藏人的认知与心理层面。1961年10月，在达赖喇嘛强力推动下，藏人流亡政府公布《宪法草案（讨论稿）》，其中有“如果需要罢免达赖喇嘛，则根据宪法和议会的章程决定之”的内容。达赖喇嘛自己的回忆是：“为了正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人民议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地坚持保留这项条款。”[xvii] 但流亡社区的藏人仍然无法接受。除了传统政教合一的观念根深蒂固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由于很多百姓并不能区分达赖喇嘛所倡导的民主化与稍早中共在西藏开始推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之不同，因而甚至有抵制的强烈负面情绪”。[xviii]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只好同意取消这一条文。

 

总之，改革是艰难的。在经历巨大的苦难、背井离乡又寄人篱下的情形下，流亡藏人不灰心，不气馁，居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政治现代化的摸索之路，令人肃然起敬。

 

多少年后，达赖喇嘛这样总结说：我们当初成立流亡政府，不仅仅是为了流亡藏人的生计或前途，而是基于西藏整体的政教利益。当时，流亡藏人的定居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些争取民族自由的流亡藏人能够在自由世界立足。我们不知道流亡将持续多久，也许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建立西藏流亡政府，是为了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创造一个哪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可以坚持下去的西藏社会。[xix]

 

恢复接触：1979-1984

 

自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后的近20年时间里，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当政者继续忙于“革命”，而远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则忙于“安家”，流亡藏人与北京之间除相互指责外，没有任何正式接触。

 

文革结束后，北京的政治气候出现重大变化。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一方面用“现代化”口号取代了“阶级斗争”，以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也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希望在台湾和西藏这两个领域有所突破。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拉开新时期对台统战的序幕。而在此之前的1978年夏，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部署和流亡藏人的接触，派人到香港找到在那里定居的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1979年2月底，嘉乐顿珠到访北京，很快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对客人讲：“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他还对嘉乐顿珠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xx]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独立”不能谈。3月12日，邓“针对嘉乐顿珠等人的两面思想”再次强调：第一，1959年西藏的叛乱是不好的。第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流亡藏人回来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xxi]

 

邓一方面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立场，完全排除“西藏独立”选项，另一方面也对中共在藏区犯过的错误做了有限度的承认。比如，邓承认文革造成重大破坏，包括西藏，但邓仍然坚持1959年的“叛乱”定性不变。这符合邓的秉性和行为特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邓也承认“扩大化”了，但反右运动本身还是“对的”，哪怕被迫害者的99%已经被平反。强调“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乃是中共当政者承认错误的一种不失面子的方式。就邓而言，做出这样的表示已经很难得。

 

对于北京发出的和解信号，达赖喇嘛给出谨慎的试探性回应。1979年5月，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参观团，5名成员中包括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三旦。参观团到了拉萨、那曲、日喀则、江孜、泽当、林芝、昌都等许多地方，其结果很出人意料。据说，由于“这是访问藏地的第一个流亡藏人代表团，政府希望确保他们有正面的体验，于是向受访地区下达指令，要求当地领导通知当地干部和群众热情欢迎代表团（统战部相信藏族群众仍旧对旧社会耿耿于怀，担心他们会无礼对待流亡藏人代表，并且视他们为阶级敌人和分裂分子）。在拉萨，当地官员甚至开了街坊会议，告诫人民不要向代表团扔石头或吐口水。”而结果证明，“政府对西藏人的感受和想法的揣测错得很彻底。代表团抵达西藏后，受到当地人民非同寻常的热情欢迎与支持。在1959年骚乱之后和文革期间，那些看上去坚定谴责和憎恨‘剥削阶级’的同一批西藏群众，现在却把代表们当成归来英雄一般地欢迎。拉萨有数千民众向代表团献上哈达，很多人拥抱了他们，流下激动的泪水。人们从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三旦的腰带上撕下碎片当护身符，许多普通西藏老百姓高喊着‘西藏自由！’以及‘达赖喇嘛万岁！’”[xxii]

 

藏人的热烈给北京和达兰萨拉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记警钟，说明他们自己已经被多年的宣传所愚弄。胡耀邦进藏提出“六字新政”，不能说和这个背景无关。而对流亡藏人来说，这则是个鼓舞。从故乡民众的热烈反映中，流亡藏人看到了达赖喇嘛仍然在“被占领”的藏区享有巨大声望，这似乎印证了“独立”追求的正确。大概和这种心理有关，达兰萨拉方面对参观团带回来的大量材料的解读，显得不够客观，被迫害心结在发挥作用，以至对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缺乏应有的估价。[xxiii]

 

这种经历对双方而言都是微妙的。而达兰萨拉接着派出的第二个参观团政治上的不成熟，加大了双方的相互猜忌。[xxiv]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双方立场的原则性差异：北京方面只想谈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胡耀邦提出的“5条方针”中，包括：1，达赖喇嘛应该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迎来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发展的新时期；2，不再纠缠1959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3，诚心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4，回来后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一切不变，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5，何时回来均可，届时可以向报界发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达赖喇嘛自己定。[xxv] 内容可谓极其温和、善意，但背景是历史旧账不能翻，国家主权不容讨论。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一方则自命代表600万藏民利益，而不仅仅是10余万流亡藏人的利益，更不仅仅是达赖喇嘛自己。背景则是“独立”诉求。在这个认知前提下，流亡藏人既没有深入考量北京政坛的复杂，抓住转瞬即逝的和解机会，也听不进平措汪杰这样的“红色”藏人的意见。[xxvi] 双方立场相差如此之大，接触自然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

 

1982年、1984年，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两个正式的三人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均无结果，达赖喇嘛本人亦放弃本来已在计划中的中国之行。用这位藏人领袖的说法：“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xxvii]

 

这样，双方见面的机会与历史擦肩而过。

 

从“5点和平计划”到“斯特拉斯堡建议”

 

达赖喇嘛决定向国际社会求助。在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年，达赖喇嘛没有离开过印度。1967年到日本、泰国旅行，是这位藏人领袖第一次出境。1973年，达赖喇嘛首度访问欧洲；1979年首度赴美——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的年头。

 

走向国际社会的达赖喇嘛，其影响也日益增大。和北京接触遭遇的挫折，使达赖喇嘛自然冀图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干预。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5点和平计划”讲演，是达赖喇嘛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个行动在中国藏区引起的后果，上一节已经述及）。那么，何为“5点和平计划”？它包括如下5项建议：

 

一、将整个西藏转型成为和平地区。

二、中共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

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

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共利用西藏作为生产核子武器并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

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xxviii]

 

讲演中，达赖喇嘛重申历史上西藏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并着力强调西藏这种独立位置对缓冲中、印、俄各大国的冲突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我建议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区和安多地区在内，转型成为‘阿含沙区（Ahimsa）’，这在印度语的意思就是一种和平而没有暴力的境界。这个和平区的建立符合西藏的历史性角色，就是一个和平而中立的佛教国家，在这块大陆上的强权之间作为缓冲区”。而“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将需要中共将军队和军事设施从国内迁走，这也将使印度得以将其驻在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军队撤走。”要求中共撤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要改善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要求就是营造互信。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一百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外至少还有约一百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大量的占领部队在西藏，每天提醒西藏人他们所身受的迫害和苦难。撤军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在未来或可与汉人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

 

关于“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达赖喇嘛指责“北京政府进行将汉人迁移入藏，以使藏人在西藏成为不重要而且权利被剥夺的少数民族，并进而寻求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我国的东部，汉人的数目现在远远超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

 

在讲演的最后，达赖喇嘛呼吁“有关西藏未来地位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的谈判应该立即开始。我们希望以合理而务实的方式和坦诚及和解的精神找出一个符合西藏人、中国人及所有其他相关的人的解决方案之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藏人和汉人都是独特的民族，各有其国家、历史、文化、语文和生活方式。人与人间的歧见必须找出来，并予以尊重。这些歧见不应该构成真正合作的障碍。我诚挚地相信，如果相关各方能齐集一堂，以开放的胸襟和真切的愿望考虑他们的未来，找出一个满意而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达成突破。”[xxix]

 

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阐述他的观点。呼吁展开谈判表明了某种建设性姿态，但基本立论前提是把“中国”当作外在于西藏的另一个国家。讲演中对中共的指责不乏夸张、不实之处。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一百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外至少还有约一百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藏族总人口至2000年统计不过541万人，[xxx] 这还是经过了较快人口增长后达到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万人被监禁，即便这是一个数十年的累计数字。[xxxi] 关于移民问题，说“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亦与事实不符。就以达赖喇嘛发表讲演的1987年为例，中国官方资料给出的当年西藏自治区人口统计数字是：总人口207.95万，藏族人口198.38万，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xxxii] 这个数字大体上是可信的，因为仅就西藏的高海拔自然环境这一天然限制，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很多汉人在那里移民定居，这个情况与新疆、内蒙古完全不同。显然，同中共一样，达赖喇嘛也被自己的宣传机器所愚弄。至于故意使用“大屠杀”和“最终解决”之类字眼，以影射中共行为与纳粹无异，更禁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我们当然要老实承认、深刻反省共产党的乌托邦改造工程给藏区带来的巨大灾难，但这毕竟和纳粹有预谋地、系统地屠杀犹太人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当中共把达赖喇嘛妖魔化的同时，达赖喇嘛也把中共妖魔化，目的则是为了争取西方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如实地指出这一点，对理解历史同样是重要的。

 

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的6月，达赖喇嘛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就达兰萨拉和中国政府谈判的立场及具体主张做出进一步说明。由于这次演说地点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所以又称“斯特拉斯堡建议”。该建议最重要的内容是：整个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同意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联盟关系）。中国政府可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政府确保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并且保护环境。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和西藏人民有关的事务。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xxxiii]

 

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讲，这是一个相比较而言更加“温和”的建议，这样的建议甚至让不少藏人感到“失望”。[xxxiv] 的确，提出要和迫害过自己的对手“联盟”而不是“分离”，这是对以往“独立”立场的重要修正。同意由中国负责西藏的外交、且有限度地同意中国保留一部分军事设施，直到西藏成为和平的中立地区为止，也算是对中国政府的某种“让步”。达赖喇嘛宣称，这些建议“是重新建立西藏的特有身份，并在兼顾中国利益情况下恢复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最切实际的方法”。这位藏人领袖还谈到：“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愈来愈多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很关心我们的情况，这使我们受到鼓舞。中国最近有一批更务实、更开明的领袖上台，也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和领导阶层严肃而认真地考虑我的提议。只有对话和愿意诚恳而透彻地考虑西藏的现实才可能达成可行的解决方案。”[xxxv] 达赖喇嘛这里所说的中国“一批更务实、更开明的领袖上台”，应该是指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据达赖喇嘛讲，1988年秋，北京曾表示愿意讨论“西藏的未来”。“他们第一次承认，不仅愿意讨论达赖喇嘛的地位，也愿意讨论西藏本身。”[xxxvi] 笔者没有在中国官方文件或体制内学者的著述中发现类似的记载，所以无从佐证藏人领袖的说法是否准确。从逻辑上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赵紫阳本来继续了胡耀邦的开明政策，在西藏坚持继续“纠左”就是证明。赵虽然不会同意在主权上做任何讨论，也不会认可流亡藏人的“联盟”主张，但以更灵活的形式试图推进接触则是完全可能的。可惜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

 

1990年代初重回“独立”立场

 

历史场景的突然变化，使西藏问题再生变数。1989年4月-6月，北京爆发学运和市民维宪爱国运动，赵紫阳被废黜，接着发生六四天安门铁血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一夜间变得声名狼藉。几乎与此同时，苏东各国相继发生巨变，共产专制体制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前苏联一批保守派官员发动“8.19”事变，试图挽救“社会主义”，却被觉醒了的苏联军人和莫斯科民众拒绝。不久，存在了70年的苏联红色帝国最终解体。这一切，促使达赖喇嘛做出新的判断，并重新调整了对中国的立场。

 

1991年，达赖喇嘛宣布，鉴于中国当局一直未能就他的谈判建议作出回应，“斯特拉斯堡声明”不再有效。[xxxvii] 而在1992年达兰萨拉纪念“3.10”事件33周年的例行演说中，这位藏人领袖更明确地表明他已经重新回到原来的“独立”立场。达赖喇嘛上来就表示：今天，我们在纪念西藏独立抗暴33周年的时候，我对西藏的未来，已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充满希望。这是西藏境内全体僧俗人民和流亡在外人民的坚定意志，以及世界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发生巨变所导致的。我觉得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内，中国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关于“独立”，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在西藏境内，我们的人民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决心是我们行动的力量。我们斗争的唯一特征是非暴力的本性，当我们为了继续争取合法的权利时，我们必须要不脱离非暴力的范围。我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的人民和蒙古、东土耳其斯坦(现称新疆) 都要完全自由地重新回到各自的国家。[xxxviii]

 

认为“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撑不了多久，很快就会垮台，这不但是达赖喇嘛的判断，也是当时很多中国民主人士的判断。然而，与中国汉人反对派关注的重心不同，流亡藏人虽然也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但更多把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视为西藏独立的天赐良机。1992年2月，达赖喇嘛特别撰写了《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一方面再次表示“汉藏两族的纠结争端，素来中共固执地不愿依循和平理性原则妥善解决，反而一直坚持极权暴力相向，此不但不能挽救红色共产政权于既倒，更会使问题愈趋复杂恶化，加速其全面溃败解体而已。我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种种因素辐凑下，中国将不得不交出西藏，彻底还政于全藏人民，收复故土自由重光的梦想已见端倪”，另一方面已开始强调“值此之际，对未来西藏政体的组织、形态及架构原则等的未雨绸缪深细构思实属必要”。[xxxix] 这篇文章详细探讨了一旦中国“撤离西藏”后，西藏如何组建过渡政府、如何制定宪法、未来西藏民主政府的构建原则及施政方针、乃至未来西藏政府将如何秉持“超然中立”的外交政策等等，文章甚至呼吁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特别是在原共产党体制内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者）“务请冰释疑团，打破隔阂，竭诚为重建家园、复兴祖国而齐心努力”，[xl] 似乎中国“交出西藏主权”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然而，后来的演变证明，达赖喇嘛是过于乐观了。

 

 

“中间道路”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许多反对者预见的那样迅速垮台。它当然经历了深刻的危机，但却挺了过来。这个红色党国政权和党国体制何以能够绝处逢生、平安闯过六四镇压带来的最严峻挑战、还保留了经济改革的势头、甚至奇迹般地实现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从而使党国重获信心，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这里不可能详论。我们还是谈流亡藏人。事实上，在对中国演变趋势的预估上，达赖喇嘛虽曾显得过分乐观，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暗暗修正自己的观点。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变化都是达赖喇嘛判断形势的重要依据。[xli] 经过几十年的历练，这位藏族智者毕竟越来越老练、成熟了。

 

1995年的纪念“3.10”例行演说，达赖喇嘛表示：“在过去15年来，我放下对中国人民仇视的情感，以真挚的友谊和合作的精神试图解决中国与西藏的问题，我持续诚恳尝试经由与中国的谈判来讨论西藏的未来。令人遗憾地，中国政府拒绝本人的提议，并设下协商的前提条件，要我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国的历史关联，留给历史学家客观去研究。我同时也鼓励其他学者专家，如国际法理学家及其机构，能着手研究西藏的历史，得到无谬的结论。”[xlii] 让历史学家“客观地”去研究“西藏和中国的历史关联”，看起来是在反驳中国政府，但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那就是这段历史仍需要“去研究”，藏人讲的或汉人讲的都未必是定论。这个话由过去一直主张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达赖喇嘛自己讲出来，显然包含潜在的积极意义。

 

而在1996年的纪念“3.10”例行演说中，达赖喇嘛的立场更加和缓化。他一方面继续批评“中共政府的铁血政策”，比如“在这紧绷的政治氛围中，北京当局曾试图借由再次指定班禅喇嘛，来强加意志在西藏人民身上”，但同时也强调“我对美好未来即将到来的强烈信念仍在。大陆正处于关键时刻：其社会正经历深层的转变，国家领导也面临新世代的变迁。很显然的，天安门事件无法压制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声音。此外，台湾海峡那感人的民主化运动鼓舞了中国人的民主渴望”。“我总是关注在将北京带入世界民主主流的需求上，并反对任何隔离和控制中国的想法”，而且，“身为西藏人，我承认我国和人民的未来倚靠在中国往后几年间的情势发展上”。这个口气，和1992年已经全然不同。藏人领袖接着讲：“为了找出相容的解决之道，我采取‘中间’路线。这也是回应邓先生‘除了独立，任何事都可商讨解决’架构中的声明保证。不幸地，中国政府对我许多的提议仍是一概否定。但我仍自信于他的继任者将会了解，透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乃明智之举。”“我承诺秉持‘中间路线’的精神。我们希望与中国在互尊、互益和互友的基础上建立永续关系。为此，我们将思考有关西藏人民的基本权益，也慎重考虑中国的安全考量和经济上的利益。”[xliii]

 

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藏人领袖以“中间路线”来界定他的新立场，那就是，不再刻意追求“独立”，而是既要“思考有关西藏人民的基本权益”，也要“慎重考虑中国的安全考量和经济上的利益”。这个思路，已经为后来更加明确的“不寻求独立，只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之“中间道路”的标准表述奠定了基础。

 

2010年8月15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布小册子《“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结果》，其中把“不追求政治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内定政策”上溯到1974年。该文件还把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解释为是对“中间道路”政策的第一次具体阐述。笔者没有看到关于1974年有这个“内定政策”的其他佐证；如果这是事实，则可能是受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改善关系这一事态的影响。至于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据我理解已经有“中间道路”主张的萌芽，但因为它只是要求与中国“结盟”，故仍与后来的“不寻求独立，只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有别。我以为，从根本上说，“中间道路”乃是流亡藏人根据199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形势确定的新政策，它与流亡政府以前政策的主要区别就是不再以“独立”、“复国”作为追求的目标。

 

小册子对流亡藏人为什么要采行“中间道路”政策做出如下解释：

 

●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任何政策都要适应实际情况，不得不遵从现实主义的时代。

● 现实是，只考虑本国权益的时代正在终结，正如欧洲国家为加入欧盟等以共同利益为主导的共同体而舍弃许多主权权益一样，现代世界无法孤立生存，必须相互依存的情势是至为明显的。

● 很多国家都有根据民族、语言、文化等因素而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生存状态良好，而且对国家版图的统一和稳定发挥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 西藏民族人口不过600余万，历史上康区和安多的不少地区因遭蚕食而脱离甘丹颇章政权的有效管辖范围；1951年西藏丧失独立之时，西藏政府的控制区只限于目前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因此，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仍有50%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之外。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

● 西藏地处内陆，经济与物质发展、提高现代文明等都需要依赖周边强国。因此，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具有外在物质的利益。[xliv]

 

总的说，这是一个相当诚实、中肯的解释，虽然它没有提及1990年代以来中国形势变化对达兰萨拉决策的影响。[xlv] 该文件还反复强调“中间道路”是流亡藏人通过民主程序确立的政策。近10余年的历史证明，达兰萨拉确实将这个政策作为与北京展开新的谈判的基础。

 

那么，被藏人所期待的谈判或对话实际进行得如何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