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思想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你的思想自由到底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难道你可以在自己家里若干平方米大的地方实现你的思想自由吗？不是这样的，思想自由一定要通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思想自由只能在“斗室”里才算有，才算“自我实现”，那么监狱被囚人员在昏暗牢房里“享有”的思想自由比谁都多，而且比谁都“安全”，但这不能叫思想自由，这叫“文字狱”，这叫“思想犯”、“良心犯”的“集中营”，而且中国在这方面集全世界之大成，往往最享有思想自由的人多被关进监狱，近有刘晓波、许志永等人，远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部近代史，多半是专制社会的黑暗史，黑暗不曾随着科技进步而减弱，而且越来越强大，刘晓波的多半文章都是随着互联网传播的，但却因为互联网的影响大，他因言获罪的刑期就越长，十一年刑期至今已近过半，却仍被囚禁在辽宁锦州的监狱里，一个无罪的良心犯、思想犯，从1989年6月开始至今近25年，他不是在狱中，就是在被监视、软禁中，这莫不是中国思想自由享有者的真实写照？
作家们并无真正的思想自由
在中国，最司空见惯的人权被侵犯事件不仅包括禁止上街拉横幅，还包括剥夺你的思想自由，甚至禁言、禁书等等。专制者的存在，正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一样，它实为思想自由之大敌，它的存在一直持续进行压制和试图消灭思想自由，持续进行侵犯你的基本人权。
今天，我们会经常面对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现在难道进步得还不够吗？你的思想还不够自由吗？我想回应的是，现在是真的进步，还是进步不曾来过？难道禁一本书比禁两本书是进步？难道禁一个作家的作品比禁两个作家的作品有进步？难道现在不是更加退步？专制王朝的存在，何曾有过真正的进步？难道刘宾雁、王蒙、王若望、许良英、方励之、郑义、包遵信、刘晓波、陈子明等作家、学者在近六十年的“新时代”享有过真正不受压制的思想自由吗？其实，专制之下，文化一元化，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思想自由？就连普世价值他们就不容公开提及。我们不妨看看一个中宣部的作家禁言名单，其中就有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他曾因写信给江泽民任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要求给“六四”平反，江气得拍桌子，龙颜大怒；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博士，也被指言论“犯罪”，封杀其言，禁止其出书，已经出版的要收回。当局指控他们言论过火，忌恨他们倡导并争取思想自由，其实他们并没有上街号召民众反共，他们只是告诉人们当前亟待需要恢复的那失去六十多年的思想自由，以及思想自由是普世价值，人人当享有，而不是指望专制者恩赐才能得到。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因与江泽民唱反调被禁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由李慎之先生作序、刘军宁博士主编的一本新书《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由国务院人事部属下的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问世，就遭到来自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的围追堵截与围剿打压。如今事过十多年后，当年的出版人站出来还原了当年该书被禁的真相，反映出当年中共宣传文化部门不仅仅是禁一本书，让一个作家、学者闭嘴，而是想让人人都如惊弓之鸟，想让人人都死了争取思想自由的念头。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禁言、禁书、禁思想自由，真是无耻之尤！
事过十五年后，《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的责任编辑——中国人事出版社原编辑室主任、退休编辑石中元先生近期介绍，他责任编辑的这本书的书名原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是专门献给北大百年校庆的作品，但为绕开中宣部及新闻出版部门的审查审读关，还为了避免审读而尽量赶在北大校庆百年前出版，才无奈改了一个中性的书名《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副题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以免给当局留下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把柄。那时的中宣部由丁关根把持，审读图书和严把政治关几乎可以判一本书的“死刑”，再说“守土有责”令出版社拒绝所有倡导西方政治民主、自由、宪政等政治类型和多元思想文化类型的图书出版。可见，当局政治审查连一个起书名的自由都没有，奢谈思想自由？
该书出版后，媒体几乎一致称赞，享誉有加，上了各种畅销新书的排行榜，但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看到后，立即要求出版社向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各报送五本新书审读，随后这些部门的审读专家指责该书是与江泽民唱反调，是有问题的“有害图书”，“定点清除”。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在北大校庆上作“重要讲话”，为北大传统定性，称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这本书却说北大传统是“思想自由”，为当局所不容。这时，江泽民已经走出邓小平长达多年的垂帘听政的阴影，开始独揽大权，据说他特别对为本书作序的李慎之十分恼怒，李慎之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智库顾问，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复出后还曾陪同邓小平访美，“六四”后因“思想自由”而被免职，江泽民虽然忌恨他，但却奈何不了他，只能禁书“消除其影响”。因《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封面颜色是黑色，为此，人事出版社内部为制造紧张气氛，四处传播“石中元出了一本‘黑书’”、“这一下麻烦可大了，出版社要关闭了”。1999年3月3日，人事出版社的顶头上司、人事部副部长徐颂陶把人事出版社副总编谢树自叫到部长办公室谈话，正式调他到中国人事人才研究所下属的《中国人才》杂志社工作，《中国人才》负责人李志远调至人事出版社接替他的工作。调动的理由是：一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有政治导向性的出版错误。谢树自当场申辩说，此书评上全国图书奖了，徐颂陶不容置疑地说，反正北大传统不是自由主义，与江泽民的讲话不一致。二是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套书《鲁迅全集》（由蔡元培主编的1938年版本）被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审读“点杀”，被查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惹了大麻烦，现在新闻出版总署盯着此事不放。除了分管的副总编辑被调离，第二编辑室主任兼责任编辑石中元也被要求写出深刻检讨、认错书，以及接受处分。由于石中元认为自己无错，于是出版社办公室代石中元先生起草和打印认错检查书，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一共送交了15份，先后报送中国人事出版社的上级国家人事部，理由是“让人事出版社过关”，并与中宣部“周旋”，但是石中元本人坚持无错，拒不接收他们的好意，拒不检讨编辑书稿中有政治性的错误，不但不写检讨，还撰写了推荐此书的“编后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为此惹恼了出版社负责人，时任副社长的贾忠杰在会议上指着石中元的鼻子指责：“石中元你有没有党性，你说的话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你要是在1957年你就是一个大右派！”
1999年正是江泽民时代“三讲整风教育”运动关键之年，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首次大施淫威，思想文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宣部贯彻江泽民讲话提出要“守土有责”，出版社日子开始不好过，当局不禁书，就禁人、禁言，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三讲”期间，出版社内部以此为把柄，检举揭发石中元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此后三年多时间，石中元无一时不在被检讨中度过。2000年2月22日，人事出版社正式下令处分石中元：经人事部主管领导徐颂陶副部长的批准，石中元由正主任降为副主任、正处级降为副处级，从二编室调至一编室做马艾林主任的副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指在这次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中，民意测验不过半。二是指内部闹不团结，与社领导班子及二编室副手戴宗济工作不一致。三是指编辑出版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在政治上有“自由化”的导向错误，没有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未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其实，第三条“政治导向错误”才是真正的关键。至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都不敢公开其对该书的书面审读报告，他们做事多是通过电话和开会传达，担心留下证据将来被历史审判。
从1999年到2001年，该书的责任编辑石中元还因出版了这本“坏书”被停止发稿权，出版社高级编审职称评审被故意延误了6年，出版社还曾多次试压令其写检讨，后不堪忍受出版社的责难，提前四年退休回家其间。其间，2000年2月，中宣部正式下内部命令禁止出版李慎之、刘军宁月、茅于轼等人的作品，他们遂被列入禁言禁书黑名单，实际这是压制他们的思想自由。
1999年，这本书却被由席殊读书俱乐部主持并召集的五十名文化思想界学者、名流评选列入“1998年中国十大好书”。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众多北大校友争购此书，该书出售6千册。5月4日校庆日当天，来参加校庆庆典的国内乃至全球的500余名大学校长，人手一册，众多读者竞相购买，国内主流媒体争相推荐和报道。媒体报道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的出版，为沉浸在校庆气氛的北京大学增添了一份欢乐和吉祥”。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到底主张什么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内容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等一批知识精英60年前的思想言论，不仅阐述了宽容大度的北大精神，而且包含了对解决近现代中国面临所主要问题的基本思路，如宪政、法制、政体、人权、财产权等主张，所倡导的皆是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书中提到，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后任校长的蒋梦麟又提出“大度包容”的办校方针，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后来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都是倡导多元、自由、包容。所以，北大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的发源地。
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自由主义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该书主编刘军宁博士在书中提到，究竟什么是北大的真正传统，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说北大传统是拥护革命的传统、坚持爱国的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若说北大传统是革命的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而且看不出北大与这两次革命有特殊的联系，也从未有被公认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声称北大有这一传统。若说北大的传统是爱国的传统，爱国是几乎中国每一所学校的精神，我们又如何把北大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若说北大的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在延安曾有马列学院，在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的党校。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况且，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研究什么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类东西；研究那些北大独有，而其他地方无，或北大多而其他地方少的东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的价值和精神所在的那些东西……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如果承认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这不仅是北大传统的使命，而且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自由主义者主张要求个人自由，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正如刘军宁博士所言，知识分子要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要捍卫自由，这也是每个人的使命。这话至今都不过时，尤其是看到前面中国人事出版社对待《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所谓严格书报刊的审批程序和出书把关，从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的角度来出书，尤其是提到“与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出书不能有丝毫的政治上的问题，不过是政治审查，一党之下，禁止多言，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仍然被围追堵截，当下仍然处在争取自由的时代，还远远未到捍卫自由的时代，每个知识人的使命就当争取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连思想自由都不能享有，谈人权是多余的，又是非常可怜的。
作家们并无真正的思想自由
在中国，最司空见惯的人权被侵犯事件不仅包括禁止上街拉横幅，还包括剥夺你的思想自由，甚至禁言、禁书等等。专制者的存在，正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一样，它实为思想自由之大敌，它的存在一直持续进行压制和试图消灭思想自由，持续进行侵犯你的基本人权。
今天，我们会经常面对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现在难道进步得还不够吗？你的思想还不够自由吗？我想回应的是，现在是真的进步，还是进步不曾来过？难道禁一本书比禁两本书是进步？难道禁一个作家的作品比禁两个作家的作品有进步？难道现在不是更加退步？专制王朝的存在，何曾有过真正的进步？难道刘宾雁、王蒙、王若望、许良英、方励之、郑义、包遵信、刘晓波、陈子明等作家、学者在近六十年的“新时代”享有过真正不受压制的思想自由吗？其实，专制之下，文化一元化，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思想自由？就连普世价值他们就不容公开提及。我们不妨看看一个中宣部的作家禁言名单，其中就有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他曾因写信给江泽民任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要求给“六四”平反，江气得拍桌子，龙颜大怒；还有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博士，也被指言论“犯罪”，封杀其言，禁止其出书，已经出版的要收回。当局指控他们言论过火，忌恨他们倡导并争取思想自由，其实他们并没有上街号召民众反共，他们只是告诉人们当前亟待需要恢复的那失去六十多年的思想自由，以及思想自由是普世价值，人人当享有，而不是指望专制者恩赐才能得到。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因与江泽民唱反调被禁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由李慎之先生作序、刘军宁博士主编的一本新书《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由国务院人事部属下的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问世，就遭到来自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的围追堵截与围剿打压。如今事过十多年后，当年的出版人站出来还原了当年该书被禁的真相，反映出当年中共宣传文化部门不仅仅是禁一本书，让一个作家、学者闭嘴，而是想让人人都如惊弓之鸟，想让人人都死了争取思想自由的念头。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禁言、禁书、禁思想自由，真是无耻之尤！
事过十五年后，《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的责任编辑——中国人事出版社原编辑室主任、退休编辑石中元先生近期介绍，他责任编辑的这本书的书名原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是专门献给北大百年校庆的作品，但为绕开中宣部及新闻出版部门的审查审读关，还为了避免审读而尽量赶在北大校庆百年前出版，才无奈改了一个中性的书名《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副题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以免给当局留下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把柄。那时的中宣部由丁关根把持，审读图书和严把政治关几乎可以判一本书的“死刑”，再说“守土有责”令出版社拒绝所有倡导西方政治民主、自由、宪政等政治类型和多元思想文化类型的图书出版。可见，当局政治审查连一个起书名的自由都没有，奢谈思想自由？
该书出版后，媒体几乎一致称赞，享誉有加，上了各种畅销新书的排行榜，但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看到后，立即要求出版社向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各报送五本新书审读，随后这些部门的审读专家指责该书是与江泽民唱反调，是有问题的“有害图书”，“定点清除”。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在北大校庆上作“重要讲话”，为北大传统定性，称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这本书却说北大传统是“思想自由”，为当局所不容。这时，江泽民已经走出邓小平长达多年的垂帘听政的阴影，开始独揽大权，据说他特别对为本书作序的李慎之十分恼怒，李慎之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智库顾问，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复出后还曾陪同邓小平访美，“六四”后因“思想自由”而被免职，江泽民虽然忌恨他，但却奈何不了他，只能禁书“消除其影响”。因《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封面颜色是黑色，为此，人事出版社内部为制造紧张气氛，四处传播“石中元出了一本‘黑书’”、“这一下麻烦可大了，出版社要关闭了”。1999年3月3日，人事出版社的顶头上司、人事部副部长徐颂陶把人事出版社副总编谢树自叫到部长办公室谈话，正式调他到中国人事人才研究所下属的《中国人才》杂志社工作，《中国人才》负责人李志远调至人事出版社接替他的工作。调动的理由是：一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有政治导向性的出版错误。谢树自当场申辩说，此书评上全国图书奖了，徐颂陶不容置疑地说，反正北大传统不是自由主义，与江泽民的讲话不一致。二是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套书《鲁迅全集》（由蔡元培主编的1938年版本）被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审读“点杀”，被查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惹了大麻烦，现在新闻出版总署盯着此事不放。除了分管的副总编辑被调离，第二编辑室主任兼责任编辑石中元也被要求写出深刻检讨、认错书，以及接受处分。由于石中元认为自己无错，于是出版社办公室代石中元先生起草和打印认错检查书，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一共送交了15份，先后报送中国人事出版社的上级国家人事部，理由是“让人事出版社过关”，并与中宣部“周旋”，但是石中元本人坚持无错，拒不接收他们的好意，拒不检讨编辑书稿中有政治性的错误，不但不写检讨，还撰写了推荐此书的“编后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为此惹恼了出版社负责人，时任副社长的贾忠杰在会议上指着石中元的鼻子指责：“石中元你有没有党性，你说的话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你要是在1957年你就是一个大右派！”
1999年正是江泽民时代“三讲整风教育”运动关键之年，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首次大施淫威，思想文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宣部贯彻江泽民讲话提出要“守土有责”，出版社日子开始不好过，当局不禁书，就禁人、禁言，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三讲”期间，出版社内部以此为把柄，检举揭发石中元政治立场上有问题。此后三年多时间，石中元无一时不在被检讨中度过。2000年2月22日，人事出版社正式下令处分石中元：经人事部主管领导徐颂陶副部长的批准，石中元由正主任降为副主任、正处级降为副处级，从二编室调至一编室做马艾林主任的副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指在这次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中，民意测验不过半。二是指内部闹不团结，与社领导班子及二编室副手戴宗济工作不一致。三是指编辑出版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在政治上有“自由化”的导向错误，没有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未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其实，第三条“政治导向错误”才是真正的关键。至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都不敢公开其对该书的书面审读报告，他们做事多是通过电话和开会传达，担心留下证据将来被历史审判。
从1999年到2001年，该书的责任编辑石中元还因出版了这本“坏书”被停止发稿权，出版社高级编审职称评审被故意延误了6年，出版社还曾多次试压令其写检讨，后不堪忍受出版社的责难，提前四年退休回家其间。其间，2000年2月，中宣部正式下内部命令禁止出版李慎之、刘军宁月、茅于轼等人的作品，他们遂被列入禁言禁书黑名单，实际这是压制他们的思想自由。
1999年，这本书却被由席殊读书俱乐部主持并召集的五十名文化思想界学者、名流评选列入“1998年中国十大好书”。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众多北大校友争购此书，该书出售6千册。5月4日校庆日当天，来参加校庆庆典的国内乃至全球的500余名大学校长，人手一册，众多读者竞相购买，国内主流媒体争相推荐和报道。媒体报道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的出版，为沉浸在校庆气氛的北京大学增添了一份欢乐和吉祥”。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到底主张什么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内容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等一批知识精英60年前的思想言论，不仅阐述了宽容大度的北大精神，而且包含了对解决近现代中国面临所主要问题的基本思路，如宪政、法制、政体、人权、财产权等主张，所倡导的皆是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书中提到，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后任校长的蒋梦麟又提出“大度包容”的办校方针，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后来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都是倡导多元、自由、包容。所以，北大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的发源地。
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自由主义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该书主编刘军宁博士在书中提到，究竟什么是北大的真正传统，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说北大传统是拥护革命的传统、坚持爱国的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若说北大传统是革命的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而且看不出北大与这两次革命有特殊的联系，也从未有被公认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声称北大有这一传统。若说北大的传统是爱国的传统，爱国是几乎中国每一所学校的精神，我们又如何把北大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若说北大的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在延安曾有马列学院，在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的党校。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况且，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研究什么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类东西；研究那些北大独有，而其他地方无，或北大多而其他地方少的东西；研究最能代表北大的价值和精神所在的那些东西……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如果承认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这不仅是北大传统的使命，而且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自由主义者主张要求个人自由，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正如刘军宁博士所言，知识分子要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要捍卫自由，这也是每个人的使命。这话至今都不过时，尤其是看到前面中国人事出版社对待《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所谓严格书报刊的审批程序和出书把关，从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的角度来出书，尤其是提到“与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出书不能有丝毫的政治上的问题，不过是政治审查，一党之下，禁止多言，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仍然被围追堵截，当下仍然处在争取自由的时代，还远远未到捍卫自由的时代，每个知识人的使命就当争取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连思想自由都不能享有，谈人权是多余的，又是非常可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