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提出三项主题，首先认为“ 新公民案是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判决书中认定的许志永组织、策划的五次聚众扰序活动，无一不是公民正当行使宪法 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国家机关批评建议权的合法行为。而导致许志永等人获罪的三起街头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活动，无非是他们为了推动全国人大出台官员财产公示 法，而分别在北京各地组织的反腐败宣传活动。
其次，“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打压，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法治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公开信批评称，尽 管习近平上台伊始就表态“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但是，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国内思想自由受到进一步的禁锢，网络言论遭遇空前限制，推动宪 政民主的活动人士接连锒铛入狱。在厉王止谤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国内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执政党和政府究竟把言论自由看 作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还是当成坏法乱政的根源？
再次，公开信提出：“解决当前困扰中国的重大难题，不靠集权，而靠法治”。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曾经使我们中的很多人为这个国家的“制度优势”深感自豪，但是，近两年的严重雾霾以及日益恶化的贫富 差距，城乡对立，民族矛盾，发展乏力，已经无情地揭开了中国所谓制度优势的画皮，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必须正视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 式的严重缺陷，
而走集权之路，靠着打压公民言论自由固然可以避免因不当言论泛滥给政府工作造成的某种被动和压力，但从长远看，言路阻塞，民权不彰的必然恶果就是掩盖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纵容官员违法乱纪，激发领导人的专断欲望，从而使整个国家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最后，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中行使以下职权：
1、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提出质询案，责成其就新公民案展开调查，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纠正；
2、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官员财产公示法》的议案；
3、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建议；
4、向教育部提出质询案，要求其立即责成真正落实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给任何一个城市的纳税人子女以平等的受教育权；
5、建议全国人大成立落实宪法选举法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