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皖北砀山县一户贫苦农民家中，自幼父母双亡。父母过世后，我和弟弟由姐姐和姐夫抚养。姐姐没有上过一天学, 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尽管家境困难, 她还是坚持送两个弟弟上学。熬了没几年，姐夫再也容不下我和弟弟这两个孤儿。姐姐二话没有，带着我、弟弟和她自己的两个幼儿，回到我们父母的茅屋，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让我和弟弟继续上学。为了对得起姐姐和过世的父母，我们非常用功，双双以优异的成绩念完高中。

一九六五年夏, 我参加高考, 被录取到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成了我家、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求知的渴望，报答姐姐抚育之恩的决心，让我一进校就扎进书堆里，拼命念书。没想到，大一还没念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九六八年底，安徽大学的全体师生更是遵循“最高指示”，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迁到安徽和县乌江公社，搞“斗、批、改”运动，“停课闹革命”。

我是红卫兵，我的家庭成分属于“红五类”，组织上分配我和另一位“红五类”同学到南庄的“牛棚”看管十多个“牛鬼蛇神”，当“牧童”。我们一起住在村南临小溪的两间村民的屋里—“牛鬼”们一间，“牧童”们一间。

巫宁坤老师是我们看管的“牛鬼”之一。原先，我只听说过巫老师是美国留学生，系里业务最好的老师。我非常希望听他的课，却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当那个疯狂而荒谬的岁月降临，我被分配去执行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时，却有幸成为巫老师的“私塾弟子”。

初冬的天气，已略有寒意。巫老师穿着一身褪了颜色、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带一顶破帽子。按我们家乡的说法，他那身打扮，乌鸦见了都不敢往上面落。可是，他身架硬朗，步履矫健，面带微笑，说话稳缓。他处变不惊的气质一下就吸引了我，让我忘掉周围的环境，不顾彼此的身份、地位，对他肃然起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在极权统治下的极端年代，也并不一定完全听从当权者意志。在人性被改造成钢铁的年代，也会有最柔软的人性之火相互温暖。按照文革时的阶级划分，我和巫老师属于完全相反的两个营垒，但我俩却能一见如故，很快成了秘密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白天当着众人，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严肃地生活着。晚饭后，我借口给巫老师做“思想工作”，命令他跟我出去。

走出人们的视野，趁着朦胧的夜色，我们漫步在田间地头。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攻读自己所学的专业是禁忌。我为荒废的学业而深感焦虑，庆幸自己能够与最好的英语老师如此亲近。所以，我们悄悄所谈的，大多是英语学习方面的话题。

巫老师不厌其烦地教我英语，教我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不单是口头传授，他有时还冒着被发现要罪上加罪的危险用纸写出来。他说：“学英语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办法。”我的砀山口音较重，他反反复复地帮助我纠正发音，教我有感情地朗读文章，每选定一篇文章都逐字逐句地领我朗读，直到正确。巫老师还鼓励我学法语，听优美的音乐，看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以陶冶自己的情操。

就这样，在南庄还算平静地生活了半年。突然间运动的风声又紧了起来。或许因为每天光“斗、批、改”“牛鬼”已经没什么意思，工宣队要求老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相互揭发批判。

有位姓单的工宣队员找我谈话：“小孙，你得写你们班同学的大字报。如果你不写，我就叫他们写你的大字报。”

这在我本来已经日趋冷漠的心灵上又平添了一层苦闷，感觉真是一天天地挨着过。我悄悄地把心中的烦恼告诉巫老师。他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孙，你要站得高，看得远，拿得定，不要为红极一时的人和事所迷惑。你要视俗事如浮云。只要心中有自己的追求，你就不会苦恼了。”

有一天，我们谈到物欲和信仰，巫老师说：“上帝和财神，二者不可兼得，只能侍奉一个。” 仰望头上璀灿的群星，我仿佛进入了极乐世界：无纷争，无邪恶，无欺诈，无牵挂，两颗纯朴无邪的心灵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飘游。

巫老师身蹲“牛棚”，遭人凌辱，受尽人间苦难，但他那颗爱人如己的心永不泯灭。劳动时，他抢重活干，把轻活留给同伴。一次，从村里往大田里送粪的途中，有位老教师负不住重担，绊倒在地。巫老师急忙向前，扶起老教师，分挑了他担子里的重量，更吃力地挑起自己的粪筐，一歪一斜地往前走。生活中，巫老师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牛棚”里，他争着扫地打水，帮助有病的人服药、滴眼药水。

巫老师同南庄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村里人见到他，都亲切主动地向他打招呼：“巫老师好。”只要有闲余时间，他都主动帮老百姓做事情。村里有位独居的老大爷，生活零乱。巫老师常去帮助他整理庭院，打扫卫生。村里有个叫“小胖子”的放牛娃，是个孤儿，巫老师更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地爱抚他。小胖子喂牛，大把大把地抓起草来，硬往牛嘴里寒。巫老师教他–喂牛时，先把饲料放在稻草里，把草卷成小团儿，轻轻地填在牛嘴里，牛吃起来，才会格外香甜。没过多长时间，连那头牛都与巫老师熟了。老远地，牛看见巫老师就摇起尾巴，发出诱人的叫声，向巫老师跑去。小胖子更是整天围着巫老师转。

又过了半年，虽然只正式上过一年的课，我还是拿到一张“合格完成四年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凭，大学毕业了。或许由于领导对我和巫老师“敌我不分”的行为有所察觉，更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没写别的同学的大字报，革命立场不够坚定，我被分配到一个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比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分配的都差。 离开南庄时，我依依不舍地和巫老师道别。不久之后, 巫老师也被发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连生活出路也不给。

大约十年以后，又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在砀山中学宿舍的门。打开门，只见巫老师精神焕发地站在眼前。 原来，他终于到北京办理了平反手续，正在返回安徽的途中, 特地来看望我。 那份劫后余生的惊喜，让我和全家都激动万分。

算起来，那都是三十、四十年前的事了，却依然恍如昨日。教英语几十年，我已退休。是在南庄当“牧童”时巫老师教我的专业知识，让我做了一个称职的教师。巫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更时时展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我做一个纯朴，诚实的真人。


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