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与亨廷顿认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将产生与传统政治精英分享政治权利的要求，从而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主力军。在《第三波》一书中，亨廷顿将多个国家的民主化成功实例，归因于存在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当下，这种中产阶级推动民主化的观点，仍然被很多人奉为转型理论的圭臬。
新近的研究，对这种经典理论提出了更细致的修正。达隆·阿西莫格鲁将社会划分为精英、中产、大众三大群体。中产阶级，在政治博弈中扮演“双面人”的角色：他们既可能与传统的政治精英进行利益交换，共同压制大众的反抗运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能与大众结盟参与抗争，迫使政治精英释放更多的权利，从而推动民主转型。中产阶级参与政治博弈的动机，在于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然而在中国，尽管近年来中产群体一直在扩大，但却从未产生过实质性的政治转型压力。人们所见到的现实，是统治集团丝毫没有放松对积极抗争人物的打压，以及为作此陪衬的大多数沉默的中产。
实际上，所谓转型理论，也只是对既往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归纳。因此，如果理论的条件与客观的现实不符，那么理论也很可能无法适用。
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足以使中产阶级推动民主转型的理论，在中国破产。
其一，亨廷顿理论有一个明确的必要前提，那就是在传统政治精英的内部存在分裂。坚决镇压的保守派，与同情抗争的开明派，在对待抗争态度上的对立，成为吸附中产阶级参与博弈的必要条件。在此，中产阶级的真实态度是，与其让大众革命推翻政府，全面地破坏现有秩序，还不如迫使统治集团加剧分裂，从而驱逐其中最保守的一派，以降低转型变革的烈度。换言之，中产阶级，其实更恐惧社会的全面失序。只有当低烈度的变革成为可能之时，中产阶级才会选择加入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反观中国，目前仍然属于列宁式政党的党国体制，内部纪律依然高度统一，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分裂对立。在这种情形下，任何真实的政治抗争诉求，势必会指向对整个体制的否定。因此，在这个现实面前，中国的中产群体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要么完全放弃既有的秩序，要么继续承认当下的体制。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绝大多数恐惧大规模动荡的中产，显然会选择后者。
其二，中产群体，唯有与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结合，融合到所谓的公民社会，才能拥有实质性的政治博弈能力，形成一个“阶级”。在民主转型史上，韩国的天主教会，台湾的律师群体以及长老教会，便是这种自治团体的典型代表。政治学者列文斯基，在考察了多个国家的转型历程后指出，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可以为政治反对派提供充分的经济资源与社会基础，使其免于被当权者迅速扼杀，从而有利于形成持久有效的反对运动，增加转型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中产阶级”，而仅仅存在一个个原子化的“中产分子”。自治性组织向来是打压的重点对象。不用说自治教会与独立团体，就连近年网友之间的“同城饭醉”，也屡屡受到当局的禁止。在这种情况下，被原子化的孤单的中产个体，更倾向于依附体制的立场以寻求庇护，而不是正面地去反抗体制。
由于前述原因，当下中国的中产群体，在完全没有博弈能力的情况下，唯有寄希望于统治集团发起主动的政治改革。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无分裂的现实面前，濒临绝望的部分知识群体，只好在宫廷政治的八卦中，或爬找体制分裂的蛛丝马迹，或编造政治对立的神话。前一阵互联网上流传的“政法系绑架论”，以及最近出台的“先集权后改革论”，便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当下的中国，与传统意义的威权体制不同，党政军一体化的党国体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丝毫的实质性改变，执政党依然牢牢地控制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核心资源，并且成功地压制了社会的自主发育。学者莫之许恰当地把这种国家形态称为新极权体制。在新极权面前，中产群体无法成为一个阶级，没有实质的变革能力，也鲜有坚决的变革意愿。由此，笔者认为，在这种状况得到彻底的改变之前，中产群体很难在未来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