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以空前的篇幅报道了东莞的色情产业。CCTV的记者携带隐形摄像机，潜入酒店、桑拿和按摩房，拍下许多令人咋舌的画面，包括衣着暴露的艳舞、酷似时装表演的妓女展示，以及具体的性交易价格。
CCTV的报道算不上什么新闻，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东莞是什么状况。节目播出一天后，我们开始明白其真实用意：它只是中国政府扫黄的序曲而已。在接下来的几天，各地政府都忙着关闭色情场所和逮捕性从业者。
CCTV的报道在网络上激起了一片批评之声，人们指责CCTV的选择性报道、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它“永远忠于政府”的立场。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或许可以说明人们的心情：“出卖灵魂的看不起出卖肉体的。”
这些批评之声是如此响亮，连CCTV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认为“东莞不哭”、“东莞挺住”等声音是一种“不信任后的吐槽”。
这话比我说的精辟。事实上，那些曾经对CCTV无比忠诚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于它，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宣传。
六十多年来，宣传一直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除了慷慨地赞美共产党和政府，它还常常扮演“道德教官”的角色，比如去年11月央视网的新闻：坚决杜绝内容低俗、格调低下的视听节目。
在1997年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从那时开始使用bbs），我一直认为CCTV是全球最权威、最严谨的新闻媒体，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除了CCTV和有限的几份报纸，我几乎没有其它获取信息的渠道。我无条件地信任它。
当它赞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就会觉得幸福；当它批评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我就会同情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我清晰地记得，1989年的6月5日，当那名瘦弱的青年走到坦克之前，CCTV所发出的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那年我15岁，听了CCTV的评论想：对啊，他怎么能挡住坦克呢？坦克没有从他的身上辗过去，可真够仁慈的。
在许多年中，我几乎没有听过CNN、BBC和《纽约时报》等名字，即使偶有提及，我也会认为那是受“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反华媒体，根本不值得信任。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一切。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有着无穷无尽的屏蔽和审查，但人们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外部信息。先前的BBS很快被博客和微博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共讨论，并触及那些还没有被宣传机器过滤的信息。
大约在1999年，我在网上读到了1959－1962年大饥荒的资料（CCTV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CCTV的说法是“反革命暴乱”），我对CCTV的信心开始动摇，网上的这些资料总是和CCTV的版本大相径庭。
现在，我每天都会看到CCTV的马脚和纰漏。我看到，当陈光诚被无辜囚禁，它一言不发；当李旺阳离奇死亡，它一言不发；当上百位藏人接连自焚而死，它无一语谈及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当民众的抗议如风起云涌，毫不意外，它还是一言不发。
3月8日，就在那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神秘失踪14个小时之后，CCTV播出了它的午间新闻，女主播镇定如恒地开场道：“首先关注两会”。（这被称为此次事件中最为冷血的一句话。）当所有人都在为飞机上的154名中国人悲伤焦虑之时，CCTV却忙着去关注那两个纯属摆设的无聊会议。
因为这一切，我们开始睁开双眼，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挑战政府，他们质疑其立场、嘲笑其文风和腔调，甚至抵制其所倡导的道德。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人民日报》的境况也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这家报纸在1958年曾报道过“亩产三万斤”的消息，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人都饿得要死。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随时可以发现对这条报道的嘲弄之声，但迄今为止，《人民日报》也没有做出过纠正或道歉，但网民却显然不会轻易将之遗忘。
更严重的是，这种嘲笑和抵制已经直接指向政府，比如宣传部就被称为“真理部”，这个词的出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
当然，CCTV（以及所有的官媒）并没有真正失败，它背后依然有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武力和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政府对信息的屏蔽和审查，但它也无法阻挡我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