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反腐败风暴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是因为反腐败的利剑逐渐地指向了中国执政党的高层。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会不会因为政治斗争戛然而止。当既得利益集团集体反扑的时候，这场反腐败的行动是否会无疾而终。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反腐败触及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最高决策者，因此，反腐败是否会成为政治的分赃运动。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历次反腐败运动，都是因为政治上的斗争而虎头蛇尾。反腐败最终都变成了政治利益的交换。在中国“刑不上大夫”早已被理解成为中国反腐败的最高原则，当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直接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高领导人切身利益的时候，反腐败就会掉头转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反腐败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实际上是想消除人们的错误思维定势，从而为反腐败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反腐败本身就是一场政治运动，腐败与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很难把反腐败与政治斗争截然区分开来。在中国腐败已经成为集体行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自己的既得利益法律化，因此，“反腐败”实际上就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政治利益的再调整。
指出这一点多少有些残酷，但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当前中国反腐败工作正在争取民心，但是，普通民众则是以看客的心态看待这场反腐败的运动，除非贪官污吏已经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让他们走投无路，否则，他们不会主动和执政者配合，参与这场打击腐败分子的运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存在明显的缺陷，选择性司法现象非常普遍。首先，中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漏洞百出。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反腐败的规定非常多，但是，这些规定都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譬如，中国现有的刑法规定了“起刑点”制度，贪污受贿的金额达不到一定的标准，不以犯罪论处，这就使得许多贪官污吏化整为零，把大规模的贪污行为变成现实生活中得礼尚往来。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诱致腐败制度，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对贪污渎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并且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一些检察院的检察官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在立案侦查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交易，从而获取大量的不法利益。根据一些学者统计分析，当前检察官的腐败比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腐败要严重得多。一些检察官为了获得商业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地暗示犯罪嫌疑人，将有关的犯罪所得捐献出来，通过设立所谓的学术基金或者科研基金，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企业负责人被立案侦查之后，如果能够捐献巨额的学术科研基金，那么，就可以避免起诉。一些检察官退休之后在大学担任教授，可以安享犯罪嫌疑人捐献的科研基金。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现有刑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检察官可以上下其手，利用职务之便从事权钱交易活动。许多犯罪嫌疑人非常了解中国现行司法制度的特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收买检察官，而检察官则乐意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所得据为己有。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输送关系，也是中国当前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虽然披露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被查处案件，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被隐瞒下来。司法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果依靠现有的这套司法体系反腐败，那么，最终很可能会出现腐败越来越多的现象。可以这样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已经彻底腐败。如果不尽快改革中国的司法体制，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必然会成为笑柄。
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资源不断被瓜分的历史。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执政者进行大规模得所有制改革，在“抓大放小”的指导原则下，80%以上的国有企业被拍卖。而那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获得国有企业的资产，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企业变为亏损企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中国建国以后30年积累资源的再一次分配。
在这场历史性的革命运动中，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了国家的资源，而普通民众又一次成为被剥削者。这场改革的历史真相令人触目惊心，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执政者还不敢公开国家公务员的财产。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公布公务员的财产非常容易，但是，要想说明公务员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却非常困难。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获得国家巨额财产，而一些国家公务员的亲朋好友，则可以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把本来属于国家的财产变为个人财产。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一个改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现在绝大多数公务员的财产来源都不合法。正因为如此，公务员财产申报实际上是一次执政党改革真相的大曝光，这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是不愿意见到的。正因为如此，虽然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公布公务员的财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执政者仍然按兵不动，试图通过消化改革开放以来非法攫取的财产，逐渐地淡化体制改革的非正当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坦率地说，当前中国的腐败具有历史上的原因。渐进式的改革实际上是让公务员依据改革政策获取巨大的财富。当前活跃在中国商业领域的富商大贾，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的背景或者具有政府的家庭背景。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支持，那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想获得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腐败不是现实的腐败，而是历史的腐败；中国的腐败不是短期的腐败，而是长期的腐败；中国的腐败不是个人的腐败，而是集体的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曾经历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败行为，现在一些学者私下流传，中国出现了新的四大家族，他们在金融、电力、石油、矿山等领域获取大量的财富。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获取财富的手段非常独特，那就是以改革的名义，以政策为依据，将国有资产或者他人的资产占为己有。已经披露或者即将披露的大案要案可以证明，一些执政家族为了获取财富，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们可以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勾结，直接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带出去，他们可以将国家宝贵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变为个人的资产。他们的巧取豪夺，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变成了一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换句话说，由于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上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政治势力介入，以调解的方式达成协议，从而使反腐败建立一个“止损点”。
海内外的学者之所以对当前中国反腐败的行动感到忧虑，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出现这样的政治交易。当腐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时候，反腐败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妥协或者政治上的协商。而协商的结果是国家的法律颜面扫地，国家的利益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交换的工具。
第三，正是由于中国的腐败无处不在，并且表现为制度上的腐败或者体制上的腐败，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只能“选择性执法”。这种选择性的执法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现象。从反腐败的力量对比来看，如果最高决策者改变了态度，那么，许多大案要案就会被尘封起来，反腐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人治特点。从反腐败的效果来看，由于采取的是选择性执法策略，因此，反腐败非但不能提到执政者的公信力，反而使得公众对于执政者的政治行为更为忧虑。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知道这场反腐败的运动走向何方，人们也不知道统治集团内部还会出现多少“大老虎”。人们希望执政者能彻底的反腐败，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早已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中国的反腐败只不过是政治斗争而已。
中国当前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共识，普通民众根本不认同中国执政党反腐败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从而使中国的反腐败步履维艰。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公车改革的方案，明确规定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不得使用公车上下班。但令人感到可悲的是，这场改革尚未真正落实到位，中国共产党又开始讨论公车改革以后如何给公务员公车补贴的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他们既不尊重现代政治的基本伦理，同时又不尊重自己制定的行为规则。这样的改革想要争取公众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而公务员的背后则是亿万个家庭。因此，中国公务员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整体改革。公务员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让公务员的既得利益受损害，因此，执政党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推进下去。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尊重事实，不如说是绥靖主义鸵鸟政策。
中国公务员人数世界第一，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减少公务员的人数，实现精兵简政。如果把不合理的现象当作改革的前提，以此来制定中国的各项改革政策，那么，中国的改革必然会走向死胡同。当前中国反腐败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陷入到自我设计的逻辑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改革者期望通过减少各项审批，达到削弱公务员权力的目的。但是现在看来，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合理，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存在极大的漏洞，而中国的司法机关成为最大的腐败集团，因此，反腐败的前景如何，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笔者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不是因为对于执政者自身的反腐败制度充满希望，而是因为中国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普通中国公民早已意识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他们期盼把颠倒过去的政治伦理重新颠倒过来，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执政者从善如流，那么，他们愿意在法律的框架内配合执政者重新建立政治经济秩序，如果执政者试图通过选择性执法的方式，以反腐败的名义开展政治斗争，那么，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中国的反腐败说到底不是执政者的吐故纳新，而是争取民心的运动。当前这场反腐败的暴风骤雨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公众都在等待观望。但不管怎样，普通民众还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一个个锒铛入狱。执政者正在以悲怆的方式争取民心，至于能否达到目的，关键还在于执政者的反腐败工作还能否继续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悖论，但愿中国的执政者能够走出历史的窠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反腐败风暴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是因为反腐败的利剑逐渐地指向了中国执政党的高层。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会不会因为政治斗争戛然而止。当既得利益集团集体反扑的时候，这场反腐败的行动是否会无疾而终。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反腐败触及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最高决策者，因此，反腐败是否会成为政治的分赃运动。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历次反腐败运动，都是因为政治上的斗争而虎头蛇尾。反腐败最终都变成了政治利益的交换。在中国“刑不上大夫”早已被理解成为中国反腐败的最高原则，当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直接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高领导人切身利益的时候，反腐败就会掉头转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反腐败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实际上是想消除人们的错误思维定势，从而为反腐败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反腐败本身就是一场政治运动，腐败与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很难把反腐败与政治斗争截然区分开来。在中国腐败已经成为集体行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自己的既得利益法律化，因此，“反腐败”实际上就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政治利益的再调整。
指出这一点多少有些残酷，但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当前中国反腐败工作正在争取民心，但是，普通民众则是以看客的心态看待这场反腐败的运动，除非贪官污吏已经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让他们走投无路，否则，他们不会主动和执政者配合，参与这场打击腐败分子的运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存在明显的缺陷，选择性司法现象非常普遍。首先，中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漏洞百出。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反腐败的规定非常多，但是，这些规定都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譬如，中国现有的刑法规定了“起刑点”制度，贪污受贿的金额达不到一定的标准，不以犯罪论处，这就使得许多贪官污吏化整为零，把大规模的贪污行为变成现实生活中得礼尚往来。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诱致腐败制度，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对贪污渎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并且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一些检察院的检察官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在立案侦查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交易，从而获取大量的不法利益。根据一些学者统计分析，当前检察官的腐败比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腐败要严重得多。一些检察官为了获得商业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地暗示犯罪嫌疑人，将有关的犯罪所得捐献出来，通过设立所谓的学术基金或者科研基金，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企业负责人被立案侦查之后，如果能够捐献巨额的学术科研基金，那么，就可以避免起诉。一些检察官退休之后在大学担任教授，可以安享犯罪嫌疑人捐献的科研基金。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现有刑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使得检察官可以上下其手，利用职务之便从事权钱交易活动。许多犯罪嫌疑人非常了解中国现行司法制度的特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收买检察官，而检察官则乐意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所得据为己有。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输送关系，也是中国当前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虽然披露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被查处案件，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被隐瞒下来。司法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果依靠现有的这套司法体系反腐败，那么，最终很可能会出现腐败越来越多的现象。可以这样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已经彻底腐败。如果不尽快改革中国的司法体制，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必然会成为笑柄。
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资源不断被瓜分的历史。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执政者进行大规模得所有制改革，在“抓大放小”的指导原则下，80%以上的国有企业被拍卖。而那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获得国有企业的资产，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企业变为亏损企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中国建国以后30年积累资源的再一次分配。
在这场历史性的革命运动中，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了国家的资源，而普通民众又一次成为被剥削者。这场改革的历史真相令人触目惊心，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执政者还不敢公开国家公务员的财产。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公布公务员的财产非常容易，但是，要想说明公务员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却非常困难。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获得国家巨额财产，而一些国家公务员的亲朋好友，则可以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把本来属于国家的财产变为个人财产。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一个改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现在绝大多数公务员的财产来源都不合法。正因为如此，公务员财产申报实际上是一次执政党改革真相的大曝光，这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是不愿意见到的。正因为如此，虽然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公布公务员的财产，但是到现在为止，执政者仍然按兵不动，试图通过消化改革开放以来非法攫取的财产，逐渐地淡化体制改革的非正当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中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坦率地说，当前中国的腐败具有历史上的原因。渐进式的改革实际上是让公务员依据改革政策获取巨大的财富。当前活跃在中国商业领域的富商大贾，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的背景或者具有政府的家庭背景。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支持，那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想获得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腐败不是现实的腐败，而是历史的腐败；中国的腐败不是短期的腐败，而是长期的腐败；中国的腐败不是个人的腐败，而是集体的腐败。
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曾经历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败行为，现在一些学者私下流传，中国出现了新的四大家族，他们在金融、电力、石油、矿山等领域获取大量的财富。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获取财富的手段非常独特，那就是以改革的名义，以政策为依据，将国有资产或者他人的资产占为己有。已经披露或者即将披露的大案要案可以证明，一些执政家族为了获取财富，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们可以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勾结，直接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带出去，他们可以将国家宝贵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变为个人的资产。他们的巧取豪夺，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变成了一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换句话说，由于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上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政治势力介入，以调解的方式达成协议，从而使反腐败建立一个“止损点”。
海内外的学者之所以对当前中国反腐败的行动感到忧虑，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出现这样的政治交易。当腐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时候，反腐败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妥协或者政治上的协商。而协商的结果是国家的法律颜面扫地，国家的利益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交换的工具。
第三，正是由于中国的腐败无处不在，并且表现为制度上的腐败或者体制上的腐败，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只能“选择性执法”。这种选择性的执法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现象。从反腐败的力量对比来看，如果最高决策者改变了态度，那么，许多大案要案就会被尘封起来，反腐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人治特点。从反腐败的效果来看，由于采取的是选择性执法策略，因此，反腐败非但不能提到执政者的公信力，反而使得公众对于执政者的政治行为更为忧虑。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知道这场反腐败的运动走向何方，人们也不知道统治集团内部还会出现多少“大老虎”。人们希望执政者能彻底的反腐败，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早已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中国的反腐败只不过是政治斗争而已。
中国当前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共识，普通民众根本不认同中国执政党反腐败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从而使中国的反腐败步履维艰。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公车改革的方案，明确规定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不得使用公车上下班。但令人感到可悲的是，这场改革尚未真正落实到位，中国共产党又开始讨论公车改革以后如何给公务员公车补贴的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他们既不尊重现代政治的基本伦理，同时又不尊重自己制定的行为规则。这样的改革想要争取公众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而公务员的背后则是亿万个家庭。因此，中国公务员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整体改革。公务员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让公务员的既得利益受损害，因此，执政党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推进下去。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尊重事实，不如说是绥靖主义鸵鸟政策。
中国公务员人数世界第一，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减少公务员的人数，实现精兵简政。如果把不合理的现象当作改革的前提，以此来制定中国的各项改革政策，那么，中国的改革必然会走向死胡同。当前中国反腐败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陷入到自我设计的逻辑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改革者期望通过减少各项审批，达到削弱公务员权力的目的。但是现在看来，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合理，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存在极大的漏洞，而中国的司法机关成为最大的腐败集团，因此，反腐败的前景如何，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笔者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不是因为对于执政者自身的反腐败制度充满希望，而是因为中国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普通中国公民早已意识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他们期盼把颠倒过去的政治伦理重新颠倒过来，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执政者从善如流，那么，他们愿意在法律的框架内配合执政者重新建立政治经济秩序，如果执政者试图通过选择性执法的方式，以反腐败的名义开展政治斗争，那么，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中国的反腐败说到底不是执政者的吐故纳新，而是争取民心的运动。当前这场反腐败的暴风骤雨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公众都在等待观望。但不管怎样，普通民众还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一个个锒铛入狱。执政者正在以悲怆的方式争取民心，至于能否达到目的，关键还在于执政者的反腐败工作还能否继续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悖论，但愿中国的执政者能够走出历史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