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生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又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经过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人们的思想比以前大为解放，却仍然处于禁锢之中而非自由状态，因而需要再一次解放。
有位朋友说，“最近《南方周末》大讲解放思想，连出数论，但我看了半天还是找不着北，不知道思想解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话突显了三十年前那次解放思想的问题，也说明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必要。
如果党中央确立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标准，把全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到这个标准上来；这与其叫解放思想，不如叫统一思想。由于解放是内部协商的，统一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其结果，思想在新标准上的统一反倒成了解放思想的标志。知识分子寻求解放思想的标准，正是长期以来\”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委员与书记保持一致\”习惯成自然的结果。有标准或有计划地解放思想，必然表现为\”解放——统一——再解放——再统一\”的过程，其中每一次统一都会形成新的禁锢。正如不断纠正错误的前提是不断地犯错误，一再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一再地禁锢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发生过多次小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一直没有摆脱这种\”解放——统一——再解放——再统一\”的模式。这次从广东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要避免成为一次新的思想禁锢，就必须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模式本身进行革命。因此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不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思想标准来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只需要破除妨碍公民思想自由的制度和陋习，寻求思想解放的标准正是需要革除的一种陋习。
为了保障思想自由，必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各项表达自由权，对已有的可能妨碍信息公开、信息自由、表达自由的各项刑事、民事、行政的法律、法规、规章、政府习惯和司法解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为了保障思想自由，还必须改革现行的科研管理和学术评审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新思想的自由生成和传播。
为了保障思想自由，还必须立即释放全部思想、言论犯，为以前因为思想、言论不符合\”标准\”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刑事处罚的公民平反昭雪，并给予适当的国家赔偿。这些人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他们的平反昭雪既是解除他们自身所受精神禁锢的需要，也是激励其他人自由地思想和表达的需要。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此前此后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思想、言论过\”度\”解放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刑事处罚为例，因言获罪的罪名远不限于众所周知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诽谤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例如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1998年被以受贿罪、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判刑12年，南方都市报前总经理喻华峰2004年被以贪污罪和行贿罪判刑8年，基督徒蔡卓华2005年因大量印刷《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３年。这些其实都是因言获罪，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关于高勤荣案，请参阅南方周末有关报道；关于喻华峰案，请参阅杨支柱网文《最富有想象力的判决书》；关于蔡卓华案，请参见滕彪等人的辩护词。）
当各种妨碍思想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规章、习惯被破除之后，当因言获罪已经成为历史并且因言获罪者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将不复存在。自由的公民，是不需要解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