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的如何促进中国人权的研讨会上，人权法律界的学者专家与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人士与人权活跃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不少专家学者认同在中国当前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从较不敏感的议题开始推动人权改善。但也有与会者指出，当局最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打压似乎证明了这一策略是行不通的。
*傅华伶：9000法官去职，司法改革压力大*
在讨论中国司法改革时，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华伶表示，中国一年前宣布进行司法改革，但至今未见实施。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继续2003年中断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地方法官不再由中央而是地方政府支付薪水。他说，许多法官纷纷去职，官方报道的辞职法官人数高达将近9000。傅华伶表示：“实际上就是从里面给政府压力嘛，就是说你必须改革了，不改的话法院系统就越走越（往）下，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法院了。”
原北大教授夏业良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如何促进中国人权的研讨会
*傅华伶：9000法官去职，司法改革压力大*
在讨论中国司法改革时，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华伶表示，中国一年前宣布进行司法改革，但至今未见实施。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继续2003年中断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地方法官不再由中央而是地方政府支付薪水。他说，许多法官纷纷去职，官方报道的辞职法官人数高达将近9000。傅华伶表示：“实际上就是从里面给政府压力嘛，就是说你必须改革了，不改的话法院系统就越走越（往）下，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法院了。”
原北大教授夏业良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如何促进中国人权的研讨会*夏业良：重大案件不会放手*
与会的原北大教授夏业良说，中共一直拒绝走司法独立道路，一些措施不过是表面文章，不会有实质性进展，“就是说地方上把权力下放到哪一级，比如说是中级人民法院，还是说其它的，地方上的法庭能够有这种仲裁权吗？有很多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办法，尤其是一些关系到群体性的冲突啊，一些引起社会重大反响的案件，我相信它都不会放手。”
这一研讨会由纽约大学亚美法律研究所与中国人权联合主办，主题为《促进中国人权：变革的国内国际杠杆》。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和人权活跃人士，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人权”的时候，与与会的人权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对话。
*陆军：民间组织难获资助*
北京益仁平中心常务理事、目前在耶鲁大学任访问学者的陆军表示，中国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可以获得比民间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资源；而互联网使得许多小型关注性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这些组织更难得到国际资助。他问道，民间独立的或未登记注册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怎么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国际公民社会法律中心主席卡拉•斯蒙回答说，要获得国际资助必须要有银行帐号。国内非政府组织除了到民政部门注册还可以通过挂靠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建立银行帐号。她说，从国内来说，越来越多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呼吁要求政府重视他们的作用。
她说：“他们甚至在开会时拍桌子说，你们建立了资助社会服务的项目，为什么把钱都给了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她预言，也许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但是未来5年会有重大改变。
*高文谦：鸡同鸭怎么讲？*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在中国，最大的矛盾莫过于政治体制依旧，人民的思想和眼界却由于互联网而已经大开；他们不满当局的所谓“改革”，要求政治体制的转型，双方的落差巨大，犹如鸡同鸭讲。他问道，如果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共同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不能解决，中国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
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编辑大卫•威尔泰姆回答道，问题是用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中国政府相信缩小这种落差是对它有利的。他说，当局的维稳政策加深了原有的矛盾。中国社会的紧张并不是互联网造成的，相反，互联网上的讨论有利于澄清怀疑，当局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早期预警。他说：“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大范围的对话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紧张。”
*学者：体制内推动？这一策略并不好使*
夏业良在会上说，许多中国律师被投入监狱，律师协会实际上被中国政府控制，影响力很小。他问在场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在目前情况下，国际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什么灵活又可行的措施可以帮助他们？
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敏斯纳答道，方法之一是使用体制内允许的空间来推动更大的人权突破。但是，他说：“令人悲观的是2009年取缔公盟以及最近监禁许志永，我要说这一策略并不好使。”
与会的原北大教授夏业良说，中共一直拒绝走司法独立道路，一些措施不过是表面文章，不会有实质性进展，“就是说地方上把权力下放到哪一级，比如说是中级人民法院，还是说其它的，地方上的法庭能够有这种仲裁权吗？有很多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办法，尤其是一些关系到群体性的冲突啊，一些引起社会重大反响的案件，我相信它都不会放手。”
这一研讨会由纽约大学亚美法律研究所与中国人权联合主办，主题为《促进中国人权：变革的国内国际杠杆》。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和人权活跃人士，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人权”的时候，与与会的人权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对话。
*陆军：民间组织难获资助*
北京益仁平中心常务理事、目前在耶鲁大学任访问学者的陆军表示，中国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可以获得比民间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资源；而互联网使得许多小型关注性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这些组织更难得到国际资助。他问道，民间独立的或未登记注册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怎么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国际公民社会法律中心主席卡拉•斯蒙回答说，要获得国际资助必须要有银行帐号。国内非政府组织除了到民政部门注册还可以通过挂靠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建立银行帐号。她说，从国内来说，越来越多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呼吁要求政府重视他们的作用。
她说：“他们甚至在开会时拍桌子说，你们建立了资助社会服务的项目，为什么把钱都给了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她预言，也许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但是未来5年会有重大改变。
*高文谦：鸡同鸭怎么讲？*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说，在中国，最大的矛盾莫过于政治体制依旧，人民的思想和眼界却由于互联网而已经大开；他们不满当局的所谓“改革”，要求政治体制的转型，双方的落差巨大，犹如鸡同鸭讲。他问道，如果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共同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不能解决，中国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
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编辑大卫•威尔泰姆回答道，问题是用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中国政府相信缩小这种落差是对它有利的。他说，当局的维稳政策加深了原有的矛盾。中国社会的紧张并不是互联网造成的，相反，互联网上的讨论有利于澄清怀疑，当局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早期预警。他说：“利用互联网进行更大范围的对话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紧张。”
*学者：体制内推动？这一策略并不好使*
夏业良在会上说，许多中国律师被投入监狱，律师协会实际上被中国政府控制，影响力很小。他问在场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在目前情况下，国际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什么灵活又可行的措施可以帮助他们？
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敏斯纳答道，方法之一是使用体制内允许的空间来推动更大的人权突破。但是，他说：“令人悲观的是2009年取缔公盟以及最近监禁许志永，我要说这一策略并不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