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中，看到《环球时报》（2014年3月21日）的一篇文章《恢复读经，育民族正气》，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真不敢相信作者竟是摩罗，还以为另有一个“摩罗”，看到文尾所注的作者身份，才确定无疑，就是那位曾被钱理群先生称之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早已面目全非。
这篇文章一上来就开宗明义：“一国的教育，是一国国家主权、政治目标、经济利益的体现。因此，教育是政治的延伸，教育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延伸。”“教育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与政府，而非其他。教育资源、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皆由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决定，绝非他国他政决定。”这种“政治正确”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虽然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但并不是教育应有的正常状态和理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中国，1949年前的几千年，官学之外，民间教育普遍存在，血脉不断。尤其是民国时期，官办学校、民办学校、教会学校三分天下，中外教会建立了13所大学，6000多所中小学（还创办了900多座医院）。
摩罗的观点说明，要明确国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国家和政府的概念。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人民、领土、政府和历史文化的统一体，政府是通过公民选举治理国家的委托人，所以，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同样，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教育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和政府，人民对教育有决定权和参与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通过立法机构按民主程序制定教育法规，政府作为执行者，依法公平地提供教育服务。而办学主体应多样化，除了官办，其它组织、团体、个人均可办学。同时，教学内容虽“绝非他国他政决定”，也不能受本国政府或党派的干涉，办学机构应是独立的，只要不违法，可以自主决定教学内容。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把教育当作国家和政府的附属品，是为权而不是为人，把人当作权力和金钱的工具，而不是以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为目的。
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是为强化中国教育的弊端做辩护。权力垄断是中国教育的总根源，这也是整个国家体制弊端的一部分。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国家主义”教育观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中国古代科举制，就是皇权专制为维护家天下，通过选拔人才的标准与手段来控制教育。至于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德国纳粹的法西斯教育，其结果更是人所共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相对进步，恰恰是国家主义有所松动的结果，也反证了毛时代绝对专制化、政治化的反文明性质。
摩罗在文中针对“今天中国道德建设、政治认同建设、制度建设、道路选择、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艰难格局”，提出“接地气”的建议：诵读中国古代的基本经典，以“炎黄尧舜大道，孔孟老庄正学”，作为“国民教育的资源选择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洗礼与铸造民族正气与智慧。摩罗不会不知道，中国古代经典正是个体创造，而非官方定制；民族精神是多元文化的结果，绝非封闭的统一思想。中国当下的问题是改革不彻底和步入歧途的结果，把传统文化偶像化而不是当作批判地汲取的资源之一，并企图用权力来推行，这正是文化专制的表现，这种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权力的同谋，不是独立的文化自觉，不仅不能提升民族精神，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其衰落。
政治与文化教育二者的功能无法彼此替代，促进文化教育不能靠国家和政府，但国家和政府却能阻碍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对这一点，钱理群先生体会颇深。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屡战屡败。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钱理群宣布“告别教育”。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摩罗的今天与昨天如此断裂，他的变脸也许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我可以提醒他对着他当年的文字照一下自己。谈到教育，摩罗曾说：“半个世纪来，教育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单一。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声音，人类绝大多数最宝贵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都被排除在教育之外……”“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个人成长提供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因为教育的本义是文化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更不是机器教育和奴隶教育。”（《教育必须提供新资源》，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对传统文化，摩罗有很多反思与批判，仅举一例：“先秦诸子百家在整体上乃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诤见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意义，则是那个时代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的。”这样的文化造就了“一个奇怪的民族，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民族，一个龟缩在工具箱里不敢出来担当世界的责任、领受生命的光荣的民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载《我的故乡在天堂》，摩罗，珠海出版社，2006年7月）“在没有价值介入的情况下，一个人往往很容易用事实代替价值，用经验代替信仰。”“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经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以经验为支架的，背后没有信仰作为依托。”（《经验可以代替信仰吗》，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摩罗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不读古文也能继承古代文化》，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对待同样的古代经典，从同一张嘴说出来，前后怎能完全两样？正如大卫所言：“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诗篇5:9）
今天的摩罗，就是他曾肯定的王晓明关于“一部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的‘退化史’”论断的一个新标本。以2010年元月出版的《中国站起来》为标志，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歌手，摩罗的蜕变令人瞠目，粉丝们痛惜，余杰、徐晋如等公开与之绝交，孔庆东之流却叫好，一时间成为轩然大波的公共事件，至今仍具有典型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摩罗从当初的思想民间化，到如今身份与思想的双重体制化，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个人软弱所能推脱的，毕竟已不是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年代（据说知识分子的底线已从说真话降到不说假话）；也不是所谓多元化、兼容并包所能解释的，失去基本原则无疑就是犬儒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没有走进信仰，尽管他曾多次表达过对信仰的渴望：“我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在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摩罗、尹振球、余杰、任不寐，2000年12月）
也许一直从人类自明的角度，摩罗把上帝当作人造的观念，而不是从天启的角度理解神是有位格的、又真又活的属灵存在，他才难以完成进入信仰的飞跃：“人其实不能实现对自己的自救，所以人们创造出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神，用以摆脱人类的无奈与无望。”（《拯救灵魂》，载《不死的火焰》，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但我也不相信摩罗能在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偶像上找到信仰，因为他说过：“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摩罗、尹振球、余杰、任不寐，2000年12月）
希望将来摩罗能写出新的《耻辱者手记》。
2014年4月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
这篇文章一上来就开宗明义：“一国的教育，是一国国家主权、政治目标、经济利益的体现。因此，教育是政治的延伸，教育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延伸。”“教育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与政府，而非其他。教育资源、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皆由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决定，绝非他国他政决定。”这种“政治正确”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虽然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但并不是教育应有的正常状态和理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中国，1949年前的几千年，官学之外，民间教育普遍存在，血脉不断。尤其是民国时期，官办学校、民办学校、教会学校三分天下，中外教会建立了13所大学，6000多所中小学（还创办了900多座医院）。
摩罗的观点说明，要明确国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国家和政府的概念。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人民、领土、政府和历史文化的统一体，政府是通过公民选举治理国家的委托人，所以，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同样，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教育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和政府，人民对教育有决定权和参与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通过立法机构按民主程序制定教育法规，政府作为执行者，依法公平地提供教育服务。而办学主体应多样化，除了官办，其它组织、团体、个人均可办学。同时，教学内容虽“绝非他国他政决定”，也不能受本国政府或党派的干涉，办学机构应是独立的，只要不违法，可以自主决定教学内容。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把教育当作国家和政府的附属品，是为权而不是为人，把人当作权力和金钱的工具，而不是以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为目的。
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是为强化中国教育的弊端做辩护。权力垄断是中国教育的总根源，这也是整个国家体制弊端的一部分。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国家主义”教育观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中国古代科举制，就是皇权专制为维护家天下，通过选拔人才的标准与手段来控制教育。至于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德国纳粹的法西斯教育，其结果更是人所共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相对进步，恰恰是国家主义有所松动的结果，也反证了毛时代绝对专制化、政治化的反文明性质。
摩罗在文中针对“今天中国道德建设、政治认同建设、制度建设、道路选择、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艰难格局”，提出“接地气”的建议：诵读中国古代的基本经典，以“炎黄尧舜大道，孔孟老庄正学”，作为“国民教育的资源选择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洗礼与铸造民族正气与智慧。摩罗不会不知道，中国古代经典正是个体创造，而非官方定制；民族精神是多元文化的结果，绝非封闭的统一思想。中国当下的问题是改革不彻底和步入歧途的结果，把传统文化偶像化而不是当作批判地汲取的资源之一，并企图用权力来推行，这正是文化专制的表现，这种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权力的同谋，不是独立的文化自觉，不仅不能提升民族精神，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其衰落。
政治与文化教育二者的功能无法彼此替代，促进文化教育不能靠国家和政府，但国家和政府却能阻碍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对这一点，钱理群先生体会颇深。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屡战屡败。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钱理群宣布“告别教育”。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摩罗的今天与昨天如此断裂，他的变脸也许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我可以提醒他对着他当年的文字照一下自己。谈到教育，摩罗曾说：“半个世纪来，教育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单一。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声音，人类绝大多数最宝贵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都被排除在教育之外……”“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个人成长提供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因为教育的本义是文化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更不是机器教育和奴隶教育。”（《教育必须提供新资源》，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对传统文化，摩罗有很多反思与批判，仅举一例：“先秦诸子百家在整体上乃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诤见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意义，则是那个时代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的。”这样的文化造就了“一个奇怪的民族，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民族，一个龟缩在工具箱里不敢出来担当世界的责任、领受生命的光荣的民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载《我的故乡在天堂》，摩罗，珠海出版社，2006年7月）“在没有价值介入的情况下，一个人往往很容易用事实代替价值，用经验代替信仰。”“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经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以经验为支架的，背后没有信仰作为依托。”（《经验可以代替信仰吗》，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摩罗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不读古文也能继承古代文化》，载《因幸福而哭泣》，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对待同样的古代经典，从同一张嘴说出来，前后怎能完全两样？正如大卫所言：“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诗篇5:9）
今天的摩罗，就是他曾肯定的王晓明关于“一部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的‘退化史’”论断的一个新标本。以2010年元月出版的《中国站起来》为标志，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歌手，摩罗的蜕变令人瞠目，粉丝们痛惜，余杰、徐晋如等公开与之绝交，孔庆东之流却叫好，一时间成为轩然大波的公共事件，至今仍具有典型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摩罗从当初的思想民间化，到如今身份与思想的双重体制化，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个人软弱所能推脱的，毕竟已不是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年代（据说知识分子的底线已从说真话降到不说假话）；也不是所谓多元化、兼容并包所能解释的，失去基本原则无疑就是犬儒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没有走进信仰，尽管他曾多次表达过对信仰的渴望：“我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在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摩罗、尹振球、余杰、任不寐，2000年12月）
也许一直从人类自明的角度，摩罗把上帝当作人造的观念，而不是从天启的角度理解神是有位格的、又真又活的属灵存在，他才难以完成进入信仰的飞跃：“人其实不能实现对自己的自救，所以人们创造出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神，用以摆脱人类的无奈与无望。”（《拯救灵魂》，载《不死的火焰》，摩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但我也不相信摩罗能在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偶像上找到信仰，因为他说过：“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摩罗、尹振球、余杰、任不寐，2000年12月）
希望将来摩罗能写出新的《耻辱者手记》。
2014年4月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