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年来中国的“雾霾”严重恶化，影响到韩国、日本等邻国，引起了这些国家媒体的批评。但是在笔者印像中，过去的中国北方地区，也经常有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在那时却很少听到有国外媒体对这些事情置评。想来也是，只要污染没有碍着人家，外国媒体，也犯不着多管闲事。但大气的流动，不受国境的限制。如今污染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随着气流扩散蔓延到其它国家，于是这就不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了。
大气污染看得见、闻得着，普通人也立即会有生理上的感受反应，所以当这些国家一旦“被”雾霾，它们的媒体，几乎立即会向中国发出抗议。但是如果越过国境线的，是另一种无形的东西，也很难被国外的人所感知，那么极有可能，在这些国家长期深受其影响之后，大部分人，仍然对这种事物毫无知觉。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托马斯•B•埃兹尔教授的文章，指出近10年以来，美国工人的收入在持续下降。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来自中国进口，对美国工人冲击增加了一倍多；美国自2000年以来所减少的制造业岗位，有四分之一，可以用这种进口冲击来解释。由此可见，中国商品出口的大幅增加，与美国工人的收入降低，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
受类似影响的绝不止美国一个国家。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直到近年经济增长率一直乏善可陈，被称作“失去的20年”。关于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但最近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登载了一篇文章，指出除去泡沫崩溃的影响之外，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劳动者的真实工资长期下降，而作者认为，这才是导致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稍微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是，结合中日贸易的历史数据，以及埃兹尔教授的结论，不难推测，日本工资的长期下降，也与中国商品出口的大幅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相关性并不总是代表因果性。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所出口的中低端工业制品，由于价格非常低廉，所以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造成了直接的强烈冲击。而一般说来，一国之内的劳动收入，存在一定“均衡化”现象，也就是说，当部分产业因失业等原因导致这个行业的工资下降时，其他的非同类产业，也会面临着工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失业增加，则会对整个经济体产生压力，在全体范围降低企业主的景气期望，以及压缩雇员的加薪空间，同时也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增加国民的税负包袱。
作为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支持者，笔者认为，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这本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现象。尽管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随着穷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的缩小，从而导致富国的人均收入略有下降，但只要这些发生在自由与和平的秩序之下，那么，这恰恰说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地位，在逐渐趋于平等。而且笔者也相信，世界的福利总量，也会因此而有所增加，而不是有所减少。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所出口的商品，由于有着异乎寻常的低成本结构，笔者称其为“低人权属性”。
经济学家用劳动分配率，来衡量一国劳动者的福利状况。简单来说，这个指标就是劳动者总体的收入，占该国GDP的比率。从全球工资报告（Global Wage Report）发布的数据来看，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一般在60%以上，而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55%左右，然而中国的这一数据，在2001年加入WTO后陡然下降，长期停滞在45%这一不正常的低水平上。
笔者也曾对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收入做过文献调查，发现这一行业的劳动分配率甚至更低，只有30%到40%左右，而印度同类行业的工人，仍然可以拿到总体产出的50%以上。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类似级别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的劳动者，确实在收入分配上被削掉了一大块福利。
作为政治权利被取消的一个实例，中国禁止自治工会组织的存在，而政府也几乎总是把罢工运动，当作群体事件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工人群体，尽管数量极其庞大，但同时却极度缺乏工资的议价能力。而从数据来看，这一现象尤其以制造业为甚。在中国的商品成本中，大幅砍掉了一部分本来属于工人的福利，而国民在其它方面，也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这就是笔者所谓的“低人权属性”。
当这些成本结构不正常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就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冲击。而商品中所包含的“低人权属性”，会进一步强化冲击的后果。由于中国的低人权现状，导致这些国家受到额外的福利损失，要么造成工人失业，要么造成工资下降，要么造成产业空洞化。这些现象，就是笔者所说的“低人权污染”。
飘散到邻国的“雾霾”的污染度，不过是中国本土的几分之一，就已经让这些国家的媒体大呼小叫。其实，中国对自身国民所造成“低人权污染”，其程度又何尝不是带给邻国的好多倍。那么，这种对于本国国民和别国都不利的现象，到底对谁有好处？又为何能长期持续？这些，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