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许志永二审维持原判4年刑期，连同此前几日丁家喜、赵常青等人的开庭，针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可谓尘埃落定，接近尾声。据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透露，许志永闻判后，高喊：“荒谬的判决阻挡不了人类进步的潮流；共产专制的阴霾必将散去；自由、公义、爱的阳光必将普照中华”，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新公民运动在主张上脱胎于许志永等人的新公民承诺，具体的行动包括同城饭醉、推动教育平权，废除黑监狱、签名并街头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和全国人大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主张上相对温和，并未挑战所谓政治底线，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如王功权等人，更一再宣示新公民运动并无直接的政治意图。正因如此，新公民运动在刚刚展开未久即遭严厉打击，让许多人错愕不已。
新公民运动不被当局容忍，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对维稳体制尤其是北京维稳局势的冲击。近年来，随着拆迁等利益剥夺事件的蔓延，各路访民云集北京，并日益采用介入公共事件的方式进行维权，对北京的维稳形势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公民运动的出现，通过教育平权、废除黑监狱、同城饭醉和街头呼吁等行动，将积极分子与广大访民、特地群体如外地学生家长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更具声势的直接行动。将各种维权抗争行动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维稳焦点核心地区，北京当局对于新公民运动的警惕和防范，进而加以打击，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不过，从张庆方律师最新披露的信息来看，针对许志永以及新公民运动的防范和打击，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新公民运动案是本人见过的唯一一起所有指控到法院的犯罪事实都发生在刑事立案之后的案件。警方对许志永的刑拘时间是2013年7月16日……但是，在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接触到全部案卷材料后才发现，本案早在2011年11月8日就已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总队在呈请立案书指出：许志永等人自2010年4月以来，插手炒作‘教育平等权’、‘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问题，并发起‘公民承诺’活动，筹建‘公民’组织，借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可见，早年两年以前，警方就对许志永等人怀有强烈的敌意，并将其假定为执政党的敌人。”不难看出，针对许志永及新公民运动的打击，尽管采用的是非政治罪名，但其用心仍在政治，而核心就是所谓的“组织”。
长期以来，针对有组织政治反对的打击从未松懈，从1990年代的几波组党尝试，到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无论是实质性的组织化行为，还是仅仅是意见联盟性质，甚或是郭泉的一人成党，无不遭遇到严厉的打击。与此同时，有限市场、有限开放以及伴随的形式法制的进展下，不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积极分子如维权律师、异议知识分子，NGO活动家、访民草根领袖、民间宗教领袖等等，整体而言，民间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强劲的势能，但在组织化的高压线之下，民间缺乏有效的联合，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动员，也就不能对体制形成有效的压力以推动变革乃至转型。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有组织政治反对的下场，促使许多人开始思考通过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触及体制政治底线的情况下推动民间联合乃至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许志永及新公民运动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这一思路包含了几个可能的接口：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共当局鉴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客观要求，会产生如国民党一样的软着陆愿望，启动政改，无论是前几年对温家宝讲话的积极回应，还是许志永先后给习近平的公开信，都包含了这一意图；其次，即使中共当局不能形成这一意图，民间的努力也可能促成体制内部的分化，民间可以与体制内部有此愿望的人士（体制内健康力量）形成跨体制的联合（独立第三方），并共同来逐步推动、倒逼变革乃至转型；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期待民间在作出类似努力推动时，体制能够有所区分，把握打击力道，民间踩油门，体制踩刹车，形成某种事实上的默契互动。在这一思路看来，民间的类似努力并未触及体制的政治底线，又有各种社会条件如新兴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网络舆论等等的支持，应有其发展空间。
然而，新公民运动迅速遭到打击表明，上述思路至少在当下并未获得意想之中的空间。在笔者的理解，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限市场化和有限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催生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容许有限市场化，同时采用专政手段管制其后果的保守化思路，乃是体制的主流意见，保守此种现状，不仅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特权，同时又可独占经济成果的大头，最为符合体制主流的利益，在此情况之下，谈何落地乃至政改的可能？
其次，极权条件下有限市场化的长期运行，使得权力与利益高度结合，形成了政经利益高度纠缠捆绑的体制共同体，并因利益而整体保守化。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其实并不存在，固然有一些基于价值理念而支持自由化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一是数量稀少，二是并不居于体制主流，主要栖身于相对边缘的体制地带，三是受到体制纪律的管束，在此情况下，只要经济社会等形势不出现重大改变，体制分化就很难出现，指望承受着重大维稳压力下的民间有限冲击能够带来体制分化，更像是一种浪漫想像。
最后，极权体制建立在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控制基础之上，也因此排斥任何可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体制并无意愿、也无手段区分不同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背后的真实意图，相反却极其警惕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后果。在体制看来，对任何特定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容忍，无论其是否去政治化，其实都等于是为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打开方便之门，并会刺激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对去政治化的容忍，等于是对一切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容忍，因此，在刚性维稳体制下，任何以推动互动为目标的各种尝试，任何组织化意图，也都会被看作是对体制的挑战而遭到压制。
对新公民运动的严厉打击表明，在新极权运行的现实下，不会有政改、不会有互动，也不会有任何组织化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公民诸君的努力没有意义，新公民运动固然没有能够促成政改或互动，也未曾形成组织化的突破，但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废除黑监狱等直接行动，依旧提升了民间的行动层次，展现了充分的良知和勇气，同城饭醉等活动，也大大地促进了民间的联合，丰富了各地的民间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公民运动依旧是成效丰富的，展望未来，新公民运动的努力还将继续发挥影响，并汇入到争取自由、公义、爱的浪潮之中，正如丁家喜先生的最后陈辞所言：“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正义属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