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反腐离不开国际合作

“世界记者调查联盟”（ICIJ）前些日子发佈报告，披露中国领导人家属如何利用离岸公司，掩藏钜额财富。世界各国媒体纷纷报道，法国《世界报》连续几天在头版报道此事，且加图示说明各种人际和财富关系.中国官方的态度一以贯之，称之为谣言，不予置评且封锁消息。但此消息依然借助各种新媒体在国内广泛传播，引起各方议论。

有论者依据披露的消息中没有与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周永康等人有关联的信息判断，此信息的披露，可能与周永康派系向外有意披露，藉此要胁对方有关.且不谈此说是否有道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消息的披露，对下一步中国的政治走向，反腐运动的深入等肯定都会有重大的影响。笔者在此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想说明的是：腐败在中国的恶性发展与中国官员利用畸形的改革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会和交往有重要的关系；中国官员的国际交往因缺乏某种监控机制，成为他们进行各种利益输送、掩藏各种在国内非法获取的利益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途径。但与此同时，正如最近几年从彭博社到《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报道，再到这次的披露显示，全球化时代网络和资讯的密切扩展，也为制约腐败提供了一些新的条件和新途径。能否借用外界信息和机构提供的条件来推动中国的反腐事业，一如能否进行官员财产公开一样，是测试中共是否真心或有否勇气进行真正的反腐的一个标准。从一个全球视角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反腐也是不可能离开国际间的长期和有效的合作的。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需舆论监督

此外，也有人以这是西方打击中国的阴谋论来看待此次的披露，岂不知，“世界记者调查联盟”的一些披露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因作为其竞选团队财会负责人的好友也曾与人合作註册过离岸公司被媒体揭露批评而弄得十分尴尬。当时恰值法国负责预算的前国务委员傑罗姆？卡尔扎克在瑞士银行的账户曝光引发政坛危机，他因此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不过，这次危机也直接导致法国政府出台新的有关政府部长以上的官员进一步公佈财产，加大严查海外私人银行账户等举措。在与瑞士相关部门合作下，一年来，有一万多个在国外的银行账户当事人向国家申报，法国政府因此取得超出十亿欧元的额外税款收入。而根据新的法律，二○一四年或许可能有超出二十亿的额外税收。显然，这些都离不开社会舆论以及反对党的压力、公民社会的监督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否则是很难指望在有效地制止资金外逃和偷税漏税等问题能取得新的成果。

中国现在大批移往海外的资金或早就截留在外的资金，除了是一些成功人士由於担心政局不稳、经济环境不佳，将一部分财产移出海外做移民和保值准备外，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贪官污吏和业界人士的非法所得，来路不明。而这类资金牵涉的人员很难与中国的政治撇开关系，越是钜额的资金，越是与上层人士有关联，这几乎是人所共知，也是最近几年不断被披露出的有关中共高层海外资产的报道所证实。可以说，为规避可能的风险，除存於国内银行或投资房地产、各类公司持股外，中国贪官将大批不法所得或转移或留存海外，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时代的资金和人员流动。十几年前，一位在美国一个着名大公司中国总部工作的朋友私下里闲谈时告知笔者，他负责的採购部门，有些付给中国官员的回扣款项，直接就存到海外这些官员的各种私设的账户里；他也实在是觉得无法在这种环境里继续工作下去，便辞职再度出国。几年后，当笔者看到有关他工作过的这家美国公司贿赂中国官员的相关报道时，笔者没有感到丝毫意外。问题是，这些报道常常是外部报道出来的，中国的媒体几乎全部缺位，甚至当这些外部报道出现时，也不得在国内引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反腐为何不能有效地展开、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融入公正廉洁的国际交往秩序

众所周知，三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互为条件；改革成为开放的条件，开放反过来又给改革以动因，是在这种改革与开放互为因果的互动中，中国得以一步步脱离旧的计划体制，搞活了经济。但由於这种改革开放是在一党专政的结构下展开，执政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利用垄断权力大肆掠夺寻租，造成中国今日严重的腐败局面。根治这种恶症，除了在国内政治上需要改革外，在外部，也需利用国际机构、舆论和压力，加大透明，对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输送给以曝光，才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问题是，由於这种恶性、结构性的贪腐与中共高层的利益以及与政权的存续有密切关联，中国官方出於政治考量，至少暂时我们看不到他们有充分利用这种国际反腐资源的意愿。

对此，为推动中国的反腐事业，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推动中国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官员财产公开等的同时，或可尽可能地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国际民间合作，从国际上对中国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形成压力。据说，此次世界记者调查联盟的文献整理工作中，有国内和香港的媒体人士参与，尽管受到压力，但这个报告的出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成功。至於有人质疑这批材料的可靠性，以及它缺少互证的材料等都很自然，但不管如何，这个材料的披露都只能有助於推动各界对相关信息的公开，展开更详细的独立调查的要求，任何一方比如中共试图否认这种材料的存在和真实性，都必须拿出确切的证据，否则人们只能怀疑其试图进行掩饰。从长远讲，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腐不仅是一个中国的转型，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的建设的问题，也是一个公民参与的持续的国际合作的事业.这个为更加公正和廉洁的国际交往秩序而努力的事业，事实上才刚刚开始。